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激流网

1919年6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日,他在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后者为它加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此文刊出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

(激流网摘自卢毅《胡适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