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湖北作家刘继明推出了最新长篇力作《人境》。这部小说长达五十余万言，规模宏大，抱负非凡，力图全景式地呈现当下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始终是刘继明不变的追求。为此，他先后尝试过“先锋小说”、“文化关怀小说”、思想随笔、杂文与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最终选择了长篇现实主义小说作为承载自己文学观念的主要媒介，历时十余年，完成了这一巨制。

《人境》的叙事分为上下两部进行。上部围绕经商失败后返回故乡神皇洲的主人公马垃建立新兴专业合作社的故事展开，下部则以曾经插队神皇洲的知识青年，如今已是著名社会学教授的慕容秋为主人公，通过追踪她在知识界的见闻与际遇，批判了当下知识界脱离实际、自说自话的学术生产方式。在小说的结尾，慕容秋决定回到神皇洲去，“下个学期就带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1]藉此，在小说中分属上下两部的两大场域——“新农村”与“知识界”——建立起了有机联动，成为了互相关涉的一个整体。

不过，如果仔细分辨，可以发现的是：小说上部关于“新农村”的书写继承了以往乡土文学、左翼文学以及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将其放置在由《三里湾》《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与《人生》等经典作品构筑起的当代乡土文学的知识脉络与精神谱系中加以讨论，并非难事。是故，这一部分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学界关注。相比之下，小说下部对于“知识界”诸种弊病的反思，虽也同样切中肯綮，但却很难直接被纳入乡土书写的范畴中进行考察，与上部之间在情节上的关联也稍显刻意，不够圆熟。因此，小说的下部在关于《人境》的讨论中也就时常会被轻视。但值得反思的是，小说毕竟是“一部”而非“两部”。刘继明作为一位资深作家，又对该书的写作格外用心用力，所以自然不会轻易在文本中留下如此明显的裂隙。这就启发我们追问：既然明知将一部小说分为两大场域展开叙事的做法存在风险，刘继明还要采取如此策略，他意欲何为？而这两大场域之间除去在情节上的关联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上的联系？为什么刘继明不满足于只描写当下的农村境况，而非要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引入“知识界”或者“知识”视角？知识生产与当代农村建设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又能带来何种历史与现实可能性？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回到小说上下两部的接榫处去体悟。慕容秋做出回到她曾经插队的神皇洲去的决定，在小说中并不突兀，因为刘继明早已留下伏笔，那就是慕容秋正是马垃的哥哥马珂的初恋。《人境》的叙事“原点”便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而之所以在日后形成了两种路向，原因是马珂为抢救集体财产壮烈牺牲，慕容秋在时代转折中也返城从教。马垃从小便对慕容秋产生了精神上的依恋和亲近，借着慕容秋早年借给哥哥马珂的一本《青春之歌》，二人重新建立了饶有象征意味的联系。可以说，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小说上下两部的思想内核是高度一致的。无论马垃还是慕容秋，他们都走在“返乡”的道路上，并且最终都已经或者准备扎根乡土。尽管他们选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希望凭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在“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包含了刘继明为当代农村发展做出的思考。

在传统的当代乡土叙事中，农村往往是缺乏知识与人才的落后地区。而农村青年一旦具备了文化与知识，也就具有了摆脱土地束缚的资本，他们大都经此流动到了城市中，摇身变为了“城里人”。可以说，在很长时段的当代文学史上，“乡土”与“知识”都是悖反的两端。而这也的确反映了当代中国的部分实际情况。这一创作模式以路遥的《人生》最为典型。主人公高加林的心理状态高度凝练地反映了1980年代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批农村青年的情感诉求：“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2]路遥式的书写，可谓当代乡土叙事在遭遇“知识”问题时的主流态度与主要路数。

在这一背景中看待刘继明创作的这部呈现“知识青年”的“返乡”历程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其一反常态的文学史甚至思想史意义了。如果说对于1980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知识改变命运”还是一条普遍适行的通则的话，那么在当下，单纯依靠“知识”彻底改变现状的路径，则几乎已经很难走通。就农村出身的青年来说，更是如此。方方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非常形象地揭示出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当年命运。“涂自强”们经过十年寒窗，终于考入大学，进而留在了城市工作。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在阶层已经高度固化的社会中疲于奔命的生活。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一过程中被无情地消磨殆尽。“进城”与“改变命运”之间已经无法再轻易地划上等号。而这也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的一种现实。那么，既然农村知识青年在城市上“翻身”无望，当他们掌握“知识”以后，重新“返乡”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有待开启的可能性呢？或许这不仅是他们在现实中的一盏希望之灯，也是当代农村在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契机之门。在这种意义上，《人境》便是刘继明面对这一“新常态”，以“一反常态”的书写方式探索出的一条“新出路”。

在《人境》中，刘继明至少写到了三类知识青年，他们与农村都有不同程度的现实与精神关联，代表了在当下可能影响农村发展的三种主要势力。

第一类的代表便是在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凭借高干子弟的身份想方设法逃离农村的辜朝阳。回城以后的他，成为了跨国资本美国杜克公司的在华代理人。小说里的一段话意味深长：“率领那头巨兽（资本）一马当先的竟然是当年在‘广阔天地’插过队的知青。区别只是，从前他们是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现在则是扛着资本的大旗。至于是驰援来的‘救世主’还是来掠夺的‘强盗’，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3]他们依靠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联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了“资本下乡”的“排头兵”。而在他们的理解中，农村只是尚待资本开垦的“荒原”。

第二类的代表便是曾经与辜朝阳一同插队神皇洲的知青慕容秋。她虽然离开了农村，进入学院从事研究教学工作，但却始终对主流学界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反思。刘继明在这一形象的刻画中寄托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在农村现代化转型中的位置与作用问题，他有十分深刻的判断。葛兰西曾指出：“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4]刘继明安排慕容秋重新返回“希望的田野”，便是期待知识分子与农民可以在农村融为一体，而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打破已经高度学院化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一路向不仅对于当代农村发展意义深远，对于一种新的知识形式与知识生活的达成，也至为关键。

第三类的代表便是马垃这一代的新的“知识青年”。在马垃的成长过程中，一共有过两位精神导师。其一是象征革命传统的哥哥马珂。马珂的牺牲给马垃带来了巨大打击，甚至身体的发育都一度停滞了。其二便是象征启蒙传统的老师逯永嘉。在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马垃追随逯永嘉下海经商。逯永嘉在经商失败后死于艾滋。经历了“革命”与“启蒙”双重淬炼的马垃，开始从这两种传统中走出，直面中国现实，寻求新的出路。他的选择是扎根故乡神皇洲，重新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像一棵树那样，将双脚牢牢扎进土地，直到长成一片繁茂的树林”。[5]

与慕容秋只是心系神皇洲，并且最终决定回到神皇洲不同，马垃的故事就在神皇洲展开。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那便是马垃究竟是凭借怎样的知识结构与知识形态同当代农村发展水乳交融的？

《人境》写到马垃自幼就酷爱读书，阅读小说是他认知世界的主要途径，可以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倘若对于他的阅读书目加以梳理，可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50到1970年代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以及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正是这些作品塑造了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甚至在他“返乡”之后建立合作社时，这些小说也是他服务乡土与重构乡村集体生活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小说的一处细节是：

马垃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枕头边拿起《安娜•卡列尼娜》翻开。很快，他便被其中的一段文字吸引了：“列文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全在自己……”马垃顺手拿过一支圆珠笔，在这段文字下面做了记号。勤劳、纯洁、集体……”他念叨着这几个词儿，并且把尾音落在“集体”两个字上。[6]

除此之外，启蒙导师逯永嘉也留给了马垃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马垃曾经追随逯永嘉下海经商，既丰富了马垃的人生阅历，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便是“见过世面”；而且也带给了马垃一系列实用的生存技能，比如经营人际关系、关注最新的技术与政策动态，等等。《人境》中的商人李海军还专程到马垃家中拉拢他加盟转基因抗虫棉种子的推广项目，原因就在于马垃具有突出的经商才能。而马垃不仅敏锐地指出了在后WTO时代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建立专业合作社的必然性，而且还设计出了一系列适应市场需求的具体竞争战略——例如发展有机农业与进行网络销售，等等。

一个文学青年与一个理性经济人就这样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在马垃身上既拥有革命年代的奉献精神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同时又具备了参与现代市场竞争的专业意识与职业能力。两者走向结合，象征了现代知识青年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农村现代化的完成二者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存共荣。小说为了说明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也进行了详细论证。

马垃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知识形态同典型的“学院知识”并不相同。在马垃身上，拥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他而言，“学以致用”，亦即通过“知识”服务“农村”/“故乡”的路径实则源于他内在的情感渴望。这就构成了他将自己的知识人与经理人的身份合二为一的价值依据与现实动力。并且他所享有的“知识”也不是独立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形的。相反，马垃掌握的“知识”是具有高度的实践品格甚至实用性的。他能够在“人情—权力—面子—技术”的中国式的基层社会中游刃有余，凭借的便是他那种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隔膜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形态。也就是说，马垃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实干家，同时又是一个实干的理想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既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青年”，也与在资本社会中浸润起来的现代经理人判然有别。

马垃的形象与道路无疑是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他的故事揭示出了在城乡差距如此之大的当下，扎根乡土与大地的“知识”还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而与此同时，马垃的方向也在昭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的生成，即农村必须培养与滋养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摆脱被视为落后、愚昧与了无希望的被动客体的命运。

不过，也许不得不指出的是，马垃之于当代中国农村，更像是一个“例外”。这种经历过“革命”、“启蒙”与“新时期”三重洗礼的，兼具理想情怀与实践品格的“混血型”知识分子，真的有可能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大地上生产出来吗？或许，结论并不那么乐观。

刘继明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马垃决定扎根神皇洲之后，很快就在光明渠附近修建了一栋自己的房子。而这栋房子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在屋顶上拥有一架风车。“风车”的隐喻可谓不言而喻，指的是一种一往无前的理想情怀。而马垃在“返乡”之后，并没有跟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而是待在他带有风车的阁楼里，进行个人的探索与思考。刘继明在这样的情节设置中保存了一份暧昧，即一方面他想要全面与完整地认知中国现实并且通过马垃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介入对于现实的改造，但另一方面他又有些迟疑，因此为马垃建造了这样一处可以庇护理想主义的安全空间。当然，也正因刘继明的这份暧昧，现实与历史的复杂性才得以在我们面前展开。

行文至此，其实不难发现：在主人公马垃身上，其实有太多刘继明个人抱负的投射。刘继明与马垃，同为“革命时代的孩子”与“启蒙岁月的儿女”，同样狂热地热爱文学与追求知识，甚至也同样都有下海经商的履历。而在这些之外，他们最为重要的相通之处，还在于他们的精神底色都是“知识分子”。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刘继明要在《人境》的下部引入对于“知识界”的冷隽批判了。批判恰恰说明他对于“知识”的信任，希望唤起“知识界”在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特别是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中应有的社会责任。小说中总是不时地出现各种文学名著、学术观点甚至《资本论》等权威论著的原文，这都体现了刘继明希望通过“知识”维度来把握与理解现实的努力。《人境》虽然名为“人境”，但刘继明却不是“赤手空拳”地突入这一“人境”的。“思想”、“观念”与“知识”是他认识、分析与批判“人境”的根本途径。这也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内在的逻辑线索。而刘继明的真正寄托，由此也就可见一斑。

当然，如此处理，也就使得作者在小说中处处“在场”，使得作者看重的“知识”维度在小说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得《人境》成为了一部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思想型的鸿篇巨制，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某种限度，那便是对于一部旨在表现“现实”的长篇作品，观念性的、抽象的总结与议论成为了主要的书写方式，这自然使得它与“现实”之间缺乏某种实践性的、经验的联系。换句话说，刘继明在努力贴近“现实”时，他真正贴近的其实还是“知识界”所能提供的种种进入“现实”的理论工具，而非“现实”本身。

综上所述，“知识—知识青年—现代农村”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我们进入《人境》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维度。这一组关系既决定了《人境》在文本结构方式上要引入“知识界”的视角的必要性，又决定了《人境》在思想内容上努力探寻一种扎根乡土的知识形态在当代农村现代化转型中的意义所在。而在这样一种把握现实与讨论现实的方式背后，实则是刘继明的知识分子式的写作姿态。这体现出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写作介入现实的一种可能方式。这其中固然不免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仍不失为文学承担其时代使命的一次全新尝试。在这种意义上，《人境》值得高度肯定。它既是一方“人境”，也是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当下知识界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