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聊斋》,心里常常涌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本书上的鬼狐,都比人可爱?”后来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混了几年,懂得了一点事情,才明白了蒲松龄之所以谈鬼狐,说梦话,乃是借此骂人的。有话不能直说,在我们这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原来是由来已久了。

民国成立以后,实际上仍是军阀的封建专制,谈不到近代民主国家的所谓言论出版自由。但自“革命成功”,国民党一党统治了全国十七八年了,“三民主义”、“民主宪政”,在国民党统治下始终只是说得好听的名词,实际存在的还是专制主义,以言论文字获罪而遭受逮捕、坐牢、枪杀、活埋,以至暗杀者难以数计。

丁玲:反对钦定的梦-激流网  在这种情况下,谈鬼说梦式的说话,仍然有它的地位。抗战以前,有一年的《文学》新年号,曾特约了几十个作家谈梦,我也是被征文的一个。因为我是-个不愿白日做梦的人,所以没有写。后来看见那梦话连篇的,大都是把自己的真话或希望以说梦话的方式表达出来,隐隐约约,吞吞吐吐,什么“抗日了……”,“书报杂志不被禁止了……”等等。一方面固然觉得比不说为强,另一方面也才知道这时还是一个谈鬼说梦的世界。

抗战以后,大后方开始似乎还有点清醒的气氛,但不久又走入了梦的世界,出现一些说梦的名作,张恨水先生也做了“八十一梦”之多!真可谓洋洋大观,沉沉梦境了!这还不算什么,令人惊叹的,是不久之后,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竟把他们在生意场上用得很熟练的“专卖”、“统制”手腕,伸张到梦的世界里来,使得做梦也没有自由,形成了“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也”的奇观!于是梦就分为三种:

一种是人民愿意做的梦,那是要被查禁的。例如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之类的剧本,不过是关于古人的梦而已,但也不能在大后方的剧场上演。

第二种是钦定的梦,那是国民党官方监造,强迫人民去做的,例如《中国之命运》里的“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需要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的空头支票,以及“抗战胜利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诺言之类。

第三种是连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自己也在做梦,而且他们似乎在一厢情愿的梦境中忘其所以了。例如在最近国共谈判中拖拖沓沓地弄出来的《提示叶》之类,就是那样的自我陶醉,公然表明,妄想取消坚持敌后抗战的五十七万人民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重新把人民用血肉建造起来的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让给敌人。这样的梦,任何有三分清醒的人,都会觉得完全是一个不堪再做一刻的恶梦。恶梦到了顶点,那就是梦的世界的尽头了。即使是真正的美梦,人民也不愿意再做下去,而愿意得到真正的事实。至于钦定的梦,那就要受到人民的唾弃。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争取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呼声和行动,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这些呼声和行动,不但要结束梦的时代,也会完全打破专制主义者为自己制造的黄金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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