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以来的城市现代性叙述中,有关北京工业题材的叙述并不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北京作为传统的文化古都,缺乏现代工业基础,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相比较机器轰鸣的上海,北京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与产业工人是稀少的。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与作家来说,北京城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田园诗般的乡土意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城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1。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也有进步作家与知识分子接触工厂,并且对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力量”表示憧憬并力图在思想上接近,但是对他们的叙述与言说还是微乎其微,在北京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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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的这种状态在1949年有所改变。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领导人就提出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要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北京作为典型的“消费的城市”,面临着向“生产的城市”的转变,这也是当时北京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随着北京城市性质转变的是北京文学视点的转移。早在19491222日,在北京文艺干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就北京的城市文艺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大城市和工业区,拥有了像鞍山、石景山这样的钢铁厂和现代化工业,那么,我们的文工团拿到国际舞台上演出的就不能再是代表农村手工业的《十二把镰刀》这样的节目了。因此,他希望北京的文艺工作者要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工厂,用文艺形式来反映和指导我们的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大众的生活。同时,“我们有文艺修养的同志们,应该去指导他们的文艺活动,给他们新的剧本,帮助他们写作,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2彭真的讲话指明了北京文艺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文艺领域,工业战线引起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关注。许多作家、文艺工作者转移创作视点,深入工厂,关注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与文艺部门也非常重视在厂矿企业中培养工人作者,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的文学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汹涌,厂矿企业日新月异,作为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工人更是扬眉吐气,他们被火热的生活所激发,纷纷拿起笔来表达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与对新生活的热爱。北京市文艺主管部门欣喜于此种景象,非常重视工人文艺队伍的培养。在工人文艺队伍的培养方面,出现了当时影响很大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950年初,经政务院批准,将天安门东侧的太庙拨给北京市总工会,用作北京市工人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曾经是“宫门长锁,人迹罕然”的宫廷禁地,现在变成劳动人民享有文化的地方,这一举措呈现的象征意义正如作家赵树理给文化宫的题词所示:“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弟兄⋯⋯还是这所庙,换了主人公。”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全国第一个以文化宫命名的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宫下设文艺科,专门负责北京市工人的文艺学习与培训工作。后来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在文化宫办学,在北京市工人中招收了大量文艺骨干,并聘请了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进行授课与培训。在此基础上,1952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组建了北京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负责培养工人作者的创作。该创作组是北京市工人作家、诗人成长的摇篮,很多工人作家、诗人的创作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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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组的成员来自北京各大厂矿企业,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在厂矿车间的生产劳动,从事文学写作只是业余爱好。组员在创作起步时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与对文学的神圣梦想激励着他们刻苦学习创作的相关知识。每到开课时间,他们从北京四面八方的工厂赶来,一边在文化宫业余艺术学校学习文化,一边在业余文学创作组学习创作。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周立波、郭小川、冰心、臧克家、杨沫等都在这里上过课或开过讲座。据创作组成员回忆,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冰天雪地,这些作家们风雨无阻,准时走进课堂。他们或者分析中外名著,或者讲述自己的写作经验,或者评析组员的作品,都能做到深入浅出,让下面听课的组员受益匪浅。老舍是北京文艺界的领导者,曾多次来到工人文化宫给工人作者讲课。他的讲课通俗易懂,能用浅显的语言深入写作的肌理,又会讲笑话,特别受组员欢迎。1954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就是老舍建国后与工人作者谈话与讲课的讲稿。讲稿主要谈论了初学写作者面临的问题,诸如写作要“不怕,不慌”,要“多改多念”,要“突出主题”,要“写透一件事”,都是经验之谈。赵树理也是文化宫业余文学创作组的常客,经常在这里给工人作者授课和座谈。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工人作者问:“事迹很动人,为什么写出来不动人?”赵树理擅长讲故事,他通过讲述一系列通俗的故事,引导提问者认同这样的道理:“要想使你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感动人,这不在你写了几个人物,写了多长时间,写了多少字,而是要你对所表现的那个生活由表及里全部都已感受过了,是你自己心里的话。”“如果作者自己对这个事情并不感动,要想写出来的东西能感动人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自己心里放不下去,逢人就想诉说诉说,那就到了可以写的时候了。”3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文化宫讲课的作家来说,培育工人作者,培养“新的文学力量”,这不仅是工作需要,也是一种使命。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业余文学创作组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评析组员的作品。每次上课前,指导老师把组员们的习作用油墨印出来。上课时发给组员,让组员集中讨论。这种学习方式被组员戏称为“受审”,讨论时大家对组员的习作反复研读,挑出各种各样的毛病,这对作者来说都是宝贵的意见。一篇习作,经过“受审”,经过集思广益,往往能在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的则直接在报刊上发表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还自办了一份油印刊物,集中发表组员们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刊物的名字叫《幼苗》,很贴切也很形象地表达了工人作者在创作起步时的状态。

为了调动工人业余文艺创作力量,促进工人文艺更好地发展,1953年北京市文联和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市工人文艺创作竞赛,竞赛中,工人诗人李学鳌有两首诗分别获得甲等奖与优等奖。从竞赛评奖委员会所选作品可以看出,工人的写作有一定的进步。这表现在写作题材范围扩大了,不再局限在车间;一部分作者已经注意到写人物,写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在语言运用、表现技能上也有了进步。50年代中期,北京市文联、市总工会还联合举办了北京市工人业余文艺创作征文活动。征文共收到来稿二百余件,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大部分为本市各厂矿的工人。从来稿的体裁看,诗歌最多,其次是散文与曲艺。来稿中的优秀作品被征文办公室推荐给《北京文艺》发表,同时,优秀作者被介绍到北京市文联的文学小组,让他们有更多的写作锻炼的机会。

正是在北京市文艺部门的组织领导下,在一些作家的耐心辅导与培育下,北京市一支工人作者队伍逐渐成长起来。他们的写作与首都的工业建设同步,在五六十年代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人的作品不仅出现在北京的各大报刊上,也由此走向全国。许多工人作者后来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工人作家、诗人。

就北京的工人业余作者来说,5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有温承训、高延昌、赵坚、张锡、李维廉、李学鳌等人。这些工人作者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都出席过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其中赵坚曾是北京代表团副团长,温承训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上还获得发言的机会—在当时,这是非常高的荣誉。在这些作者中,赵坚、张锡、高延昌、李维廉以小说、散文为主,温承训、李学鳌是工人诗人。建国初期,赵坚开始写作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在工作之余为工厂的油印小报写文章。后来做过《工人日报》的通讯员。短篇小说《检查站上》是他的第一篇小说,被收入1951年《工人文艺创作选集》,曾获得北京市工人文艺竞赛特等奖。赵坚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互助》《磨刀》等。

在工人作者的培养方面,北京第一机床厂有工人文学写作的传统,也涌现出很多工人作者,高延昌、李维廉、张锡、温承训,还有60年代崭露头角的王恩宇,都曾是该机床厂的工人。温承训解放前就进入工厂,建国后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当工人。1952年他所在的工厂党委从壁报的千百张稿件中,发现了他的一首短诗,送给报社,不久就刊登出来。从此,温承训就在工厂党委与报社的帮助下开始写诗。50年代,他以工人的身份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日报》发表诗篇,1956年出版诗集《我爱这生活》,1960年出版诗集《母亲的城》。在50年代,他比较有影响的诗歌有《动人的音乐》《不老松》《母亲的城》等。《不老松》塑造了一个生动可爱的退休老工人形象,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写出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诗歌融叙事、抒情和写景于一体,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稀疏的星,夜色朦胧/碎石的路坎坷不平/咚咚的汽锤想把大地震醒/路灯融化了一个奔忙的人影”,这样的诗句读来让人难忘。《母亲的城》是一首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诗,具有浓郁的北京特色。在诗中,作者把个人生活和北京城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呈现了北京城与个人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温承训的诗善于从生活出发,从深厚的生活里提炼出诗意,真实、朴素,就像臧克家所说,他的诗“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声音,这声音引导人往高处走”4

李学鳌是建国初期从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较高成就的诗人。建国后,他在北京人民印刷厂当工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的第一批学员,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对写作产生了兴趣。50年代是李学鳌诗歌写作的黄金季节,在1953年举办的北京市工人文艺创作竞赛上,他的两首诗分别被评为甲等奖和优等奖。在颁奖大会上,著名老诗人王亚平特别提出表扬:“他在作品中注进了真实的感情,他在诗里说的多是从心里掏出来的话,不是空洞的一般的话,这样,就使他的作品产生了感人的力量。”最后,老诗人怀着“后生可爱”的喜悦心情,激动地说:“我在这里可以大声地说一句:在我们北京市,出现了第一个工人诗人”。5“新中国第一个工人诗人”的称号从此诞生。李学鳌的诗真正引起文艺界注意,还是19541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每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在诗中,作者通过一个印刷工人的特殊感受,把对祖国的热爱凝聚在“新地图”这个焦点上,从而使思想感情有所附丽,使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感的形象。“每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就无法控制那海涛般的激情,/这纵横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处处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眼睛,/吸引着我的心到处飞腾。”诗人臧克家认为这首诗是“一篇想象飞腾、热情饱满的祖国颂”,读来可以感受到青年诗人“一颗火热的心”6。诗歌中汹涌的情感今天读来仍让人激动。李学鳌195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印刷工人之歌》,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进入60年代,北京又有一批新的工人作者成长起来,其中的佼佼者有夏红、范以本、韩忆萍、王恩宇、何玉锁、方孜行、马占俊、王慧芹、舒丽珍等。这些工人作者大都来自北京各大工厂第一线,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从50年代后期就开始写作,在60年代进入创作的丰收期。马占俊曾是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其短篇小说《在任主任身边》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编选的《工人短篇小说选》。王慧芹曾是铁路工人,1965年出版《骏马飞驰》,是为数不多的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夏红,本名李甡,建国后在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业余时间自学写作,参加过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在工厂,他是生产能手,同时又被身边工友的劳动热情与主人翁精神所感动,内心产生一种歌颂他们的激情。19582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小说《谁是那“百分之十”》,引起反响。小说记述了一个外号叫“拨浪鼓”、平日爱讲笑话、工作不够上进的青年女工要求进步的故事。这个青年女工在团会议上的言行、举动在当时也许显得很突兀,甚至主席台上的很多人被她的“袭击”震惊了。但是她思想上的转变还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当时不甘落后、你追我赶的时代精神使然。作品给读者联想的东西比它在字面上所表现的东西多得多。茅盾给予这篇小说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篇一鸣惊人的小说”。后来,夏红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来参观的姑娘》《“说客”》等小说。

韩忆萍曾是北京第一棉纺厂工人,在50年代后期开始写通讯报道,后来转向诗歌,是工人作者中比较勤快的一个。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他有三本诗集出版:《北京的节日》《铁匠传及其他》《走窑人的歌》。他早期的诗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抒情成分较多。从《铁匠传》到《走窑人的歌》,作者开始从事长篇叙事诗写作,诗的主题也越来越开阔。韩忆萍善于通过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的方式来呈现诗歌的主题思想。《走窑人的歌》写矿工生活,在这首四百多行的诗里,作者通过一个走窑人(矿工)的遭遇再现了我国矿工在解放前后两种不同的生活。另外,韩忆萍的诗在形式上善于把民歌作为学习对象,几首长篇叙事诗都是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两行一节的写法。

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工人写作蓬勃兴起,上海有以“三驾马车”扬名的工人作者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他们创作的工人小说在全国独领风骚,而北京则以诗歌闻名全国,因此有“上海的小说,北京的诗歌”之说。在北京文坛上,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的工人作者有二三十人,其中温承训、李学鳌、王恩宇、韩忆萍、何玉锁,顾绍康等都是闻名全国的诗人。据不完全统计,“十七年”时期,北京工人诗歌作者出版的个人诗集和诗歌合集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些工人诗歌作者大都来自工厂第一线,铁水、炉火和机器声孕育了他们诗歌的胚芽,正如一位工人诗人所说,我是“伴着马达的韵律,浴着冲天炉的霞光”开始写诗的。在钢水奔流、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他们用诗歌的形式再现了首都工业建设的历程,也奠定了北京工人诗歌创作在全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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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工人诗歌作者大部分都参加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为了迎接1960年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职工文艺汇演,北京市代表团要出一个大合唱的节目,写作大合唱歌词的任务就由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承担。创作组的成员韩忆萍、王恩宇、王术、方孜行等经过反复构思,集体创作了诗歌《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该诗分为六段,每段有一个中心内容,表达了生活在北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人群众的幸福心情。整首诗首尾呼应,情景交融,有豪迈的歌颂,也有细腻的抒情。对于北京文艺来说,这次集体创作也是对工人诗人的一次检阅。诗篇由工人作曲家王行恕、夏宝森作曲,在全国职工文艺汇演时,受到中央领导和各省市代表的好评。

北京工人诗歌创作也引起了上海文艺界的注意。1963年冬天,刚刚复刊的上海《萌芽》杂志副主编哈华和编辑部诗歌组组长宁宇慕名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组稿。工人文学创作组成员都参加了组稿座谈会。《萌芽》编辑部希望大家创作一组歌颂北京的诗歌,拟配画发表。19647月,《萌芽》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北京机床厂工人诗人王恩宇的诗篇《北京的声音—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配发了著名画家邵宇的几幅速写。诗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抒情载体,歌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是“我们党的声音”,“真理的声音”,“时代的最强音”。诗歌发表以后,曾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还被收入《萌芽》诗选。

五六十年代,北京作为首都,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在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一批为人称道的劳动模范,如时传祥、张百发、倪志福、李瑞环等。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骄傲,一时享誉国内外。与此同时,一批以劳动模范为原型的文艺作品,出现在北京市文坛上。诗歌作为反映社会生活最敏感的神经,是当时表现劳动模范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其中,尤以北京工人诗人的创作影响最大。50年代,李学鳌的诗持续表达了对新人物、新生活的关注,他用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大批歌颂劳动模范的诗作。在建设北京“十大建筑”中,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作为劳动模范家喻户晓,李学鳌创作了《和张百发握手》等篇章,收入1958年《诗选》。60年代初,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组织北京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的工人作者、诗人深入工矿企业,采访各条战线上的劳模和生产能手,用诗歌的形式创作出一大批文学作品。“一只矫健的雄鹰,/迎着朝阳在蓝天上飞翔;/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站在世界科学的讲台上。”这首《站在世界科学的讲台上》是工人诗人王术写“倪钻”的发明者、青年机械工人倪志福的诗歌。诗歌再现了作为普通工人的倪志福,通过刻苦钻研,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1964年春天,工人诗人王恩宇来到长辛店机车修理厂,采访了工人劳模、火车头修理专家陈发。陈发在机车修理上有不少拿手活和绝招,被称为“机车大夫”。这位劳模的感人事迹很多,王恩宇从他的感人事迹中选择了七八个故事,创作了《机车大夫—陈发的画像》,从不同角度再现了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工人的精神风貌。除此之外,陈满平歌颂纺织行业劳动模范、北京清河制呢厂挡车工韩茶仙的组诗《韩茶仙》,韩忆萍歌颂北京养路工人六姐妹的《六姐妹》,何玉锁写轧钢工人的《李永贵的故事》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真实的生活实感作为底子,不是空泛的歌颂,今天读来,既能感到时代的律动,也不失文学魅力。

 1郁达夫:《住所的话》,《文学》,193551期。

 2 彭真:《关于目前北京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把北京文艺工作推进一步》,北京文艺社编,1950年,第1页。

 3 赵树理:《和工人写作者谈写作》,《人民文学》,1958年第5期。

 4 臧克家:《在1956年诗歌战线上——序1956年“诗选”》,《诗刊》,1957年第4期。

 5 王亚平:《前进中的工人文艺创作——在北京工人文艺创作竞赛发奖大会上的讲话》,《说说唱唱》,1953年(7)。

 6 臧克家:《谈一个青年工人的诗》,《北京文艺》,195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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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北京工人写作的历史考察-激流网(作者:谢保杰。来源:《文艺理论于批评》2017年第三期。责任编辑:卢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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