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港中文的事情。由于我长期往返香港,很多人问我怎么看。

我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港独思潮只是一种社会意识,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矛盾。但是,目前大多数媒体,都没有触及到这个层面,有的触及到了这一层面,但叙述的语气却是傲慢。

情绪宣泄过于粗暴,期待纯粹理性对话又显得幼稚,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找到进入香港青年内心世界的通道。

回归20年,香港GDP1770亿美元,增长到3200亿美元。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中央政府宣传中,一国两制成功的最好证明。但是另一个数字同样值得关注,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为0.539,刷新了回归以来的新高。

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解决分配问题。这才是香港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回归之前的1996年,香港基尼系数已经到达了0.518,远远超过了安全线。回归20年,这一数字不降反升,起码证明了香港社会的贫富问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足够重视。

在日益糟糕的贫富状况下,最可怜的,自然是年轻人。回归以来,香港的毕业生起薪,只增长了1%左右。20年来,香港年轻人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算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甚至是倒退的。

社会财富变多了,年轻人却穷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财富到谁手里了?

根据彭博社2016年的数据,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占香港总GDP35%,高居世界第一……35%,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

在香港,无论是地产、零售、交通、通讯、能源、基建、银行,基本上都被四大家族控制。吃饭逛街坐地铁,只要你想活下去,就必须给大财阀们交租纳粮。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那我们来看房价。2017年,香港房价中位数,是家庭税前收入中位数的18倍。粗略算下来,这个数字和北京差不多。

如果不说港独,我们本可做盟友-激流网图片来源:温拿道场

但是问题在于,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5平米左右,刚好到内地的小康标准。香港楼市出售的住宅,也一般是40平米左右房子。如果换算成内地60平起建,100平标配的情况,这个数字还会更夸张。这样来看,香港青年确实比我们痛苦。

房价高居不下,人均居住面积狭窄,但全香港只有30%不到的土地得到开发,住宅用地更是只有7%。有学者估算,如果按照这种土地利用效率,香港全部土地开发后,可以住进全中国14亿人。

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最大的阻力实际上就是控制着整个地产行业的利益集团,通过控制供给,囤货居奇。今年3月,李嘉诚开心的表示,香港土地和房屋供不应求,一两年内没有下跌迹象,欢迎内地资本投资。2016年,李嘉诚便因为内地投资的涌入,大赚了176亿港元,年增速14%

如果内地青年受够了一线城市的房价,大可以逃离北上广,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其他角落过着小确幸的生活。但很遗憾,香港青年没有退路,只能在最残酷的现实中挣扎下去。

2014年,在香港房价朝着历史顶点冲锋的时候,并不完美的普选方案,像是一根导火索,点起了香港青年的怒火。于是他们走上街头,唱起了《海阔天空》。

四大家族,宁有房乎?革命,自古以来都是打破阶级固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如果还有过下去的余地,只会改良,万万是想不到革命的。占中运动被一步步演绎为雨伞革命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革命”二字,分量到底有多重。

如果不说港独,我们本可做盟友-激流网摘自人民日报政文公众号发表的文章《“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

革命无罪,但革命之前一定要多读书,掌握理论的武器,才有成功的可能。全世界革命者的教科书,有一部绕不过去,那就是毛选。

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句话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香港青年啊,你为了鸽子笼奋斗终身,我们也在飞涨的房间面前望而却步;你儿时常去的鱼蛋店变成了周大福和屈臣氏,我们童年游玩的公园,也盖起了冰冷的高楼;你的薪水是所有经济指标中前进最慢的数字,我们没日没夜的加班,也只能换来基本的温饱。

香港的年轻人,内地青年和你们感同身受,我们一无所有,本可以成为成为朋友,成为同盟,一起去反抗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一起让罪恶的资本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可是你偏偏要把我们变成敌人,只因为你们说了“独立”这两个最刺痛我们的字眼。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你说使用民主墙要讲规矩,你说言论自由不可侵犯,你说学生会的产生根据代议制原则……好的,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我就是要怼你。

如果你们不明白,你们可以去听听王绍光老师的课啊,他就在港中文,每个学期都开课。民族主义是近乎于信仰的忠诚,它是不能容忍普世主义超越的,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无论你有什么道理,只要说出那两个字,我们就丧失了对话的余地。

我承认,表情包很low,说我们是爸爸很傲慢,情绪宣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在民族情感上,我们又能期待谁彬彬有礼呢?

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纲领,或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其实香港青年的眼前,有无数可以利用的斗争资源,只是你们读历史太少,还没发现而已。

1925年,一个年轻人刚满30岁,他和现在的你们一样,都是90后,也都不满于资本对劳工的剥削。就在香港,他领导了一场20多万人的罢工,让港英政府元气大伤。这个年轻人叫邓中夏,他背后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劳苦大众做主的政党。

正是你们想要脱离的中央政府,有着世界上最为宝贵的政治资源,没有人敢大胆地为剥削和压迫张目。所以,我建议你们换个纲领,应该说:我们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相信,没有人会有微词,你们得到的只有支持。因为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名字,叫社会主义本质。

斗争,需要策略。

其实香港的社会改革,若是能够正向地进行,除了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资本冲击,应对贫富分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思考,不仅局限于香港一域。而香港发达的经济、健全的法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刚好为这种思考的实践提供了空间。

例如,80年代,香港发明了土地财政。90年代初,分税制改革后的地方政府,也效仿了这种模式。结果有目共睹,内地香港都深受其害。如今,若是香港社会能够提出探索改革的诉求,中央政府绝不可能放弃这样一个实验的机会,从中为内地的变革提供参照。

这种参照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公共领域如何拓展,政府如何回应公民诉求,双方如何对公共事务开展协商,适度开放普选是否可行……

事到如今,很多可能性都被从中切断,双方寸步不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想到这里,我不禁唱出一句香港歌手陈奕迅的歌: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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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说港独,我们本可做盟友-激流网(作者:刘胡栏。来源:温拿道场。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