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平衡的教育体制决定了那一时期极为严重的“阶层固化”。大学成为权贵子弟的“玩物”,即便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大都出自上层阶层,本该惠及大众的义务教育,也被大学吸走了“鲜血”。小学没有钱,怎么培训来自社会下层的子弟?大学那么贵,食不饱腹的普通人又怎能读得起?如此畸形,民国教育能好到哪去?

1937年的春天,是一个让王世杰倍感郁闷的季节。身为教育部长,他开始编制下年度教育预算。当是时,国家内忧外患,处处要用兵。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筹措军费。在军事开支面前,其他方面的用度都可以靠边站。因此分给教育界的经费,一直很少。

所幸经过争取,蒋介石同意从明年起,中央教育文化费增加500万元法币,总数将达到约3700万元。

增加经费是好事,可怎么用这笔钱,王世杰却犯了难。照他本意,这多出来的500万,应该用来补助地方义务教育、民众教育及内地的大学教育。这样的配置,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抓住了民国教育的死穴——富家子享受优质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留学,顺风顺水;穷人家孩子则无钱念书,难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对此,胡适曾在《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中怒怼:

“因为小学教育太不普及,所以中学教育更成了极少数富家子弟的专有品,大学教育更不用说了。今日大多数升学的青年,不一定都是应该升学的,只因为他们的父兄有送子弟升学的财力,或者因为他们的父兄存了‘将本求利’的心思勉力借贷供给他们升学的。”

历史学者、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中国教育的受众是分三六九等的——贫苦的农工子弟,连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都没有;能升入中学的,出身“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者居多;大学更是“上层社会”的地盘,被大地主,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阶级垄断。

陶希圣思想偏保守,反对阶级斗争,后来还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但是上面那段,满满的“阶级分析法”。可见当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有权有钱才有书读、才能升学,这就是民国教育的真相。这一点别说中国人,连老外都很快看得清清楚楚。

1931年9月,应国民政府之邀,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研。外国专家们敏锐地发现,中国的学校里充斥着富家子。不仅大学、中学如此,即便在带有普惠性质的小学,学生也往往来自“上等及中等阶级”。

富家子有实力享受贵族式教育,没问题;但政府理应搞基础教育,让普通人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至少能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这是起码的社会公平。

有权有钱才能读大学?大师辈出的民国,竟是教育的“拜金时代”-激流网南京国民政府

然而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都少之又少。因为政府自己就缺钱。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囊中羞涩,教育经费被严重拖欠。南京国民政府呢,从成立那天起就“亏本运营”,财政支出远超财政收入。

那么,钱都花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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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有钱才能读大学?大师辈出的民国,竟是教育的“拜金时代”-激流网(作者:唐骋华。来源: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