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二旗,中年人无路可退-激流网

西二旗的早晨异常拥挤。车厢塞满了人,像是闷热的可乐罐,男女免不了肌肤相碰,一挪一动困难重重,谈不上舒适,更谈不上有什么隐私。这些都是互联网从业人员,分布在大大小小网络公司。如果说西二旗是北京互联网行业的心脏,那这些人就是血液,日以继夜地流淌着,维持这颗心脏的搏动。

在2016年夏天,我也正式加入了这些人的队伍。公司离地铁站两站路,是一栋8层小楼。我入职时西服革履,衬衫笔挺,周围人却穿着短裤、拖鞋,淘宝款半袖上衣,女人们素面朝天,男人们面露菜色。我在电梯中鹤立鸡群,像个怪物。

这算是公司给我上的第一课。新鲜劲还没过,一个月后,公司又给我上了一课。

裁员来得毫无征兆。百十来人的部门最后只留下十几人,我入职职位是大区经理,还未上任就成了光杆儿司令。原先满满当当的楼层,瞬间变得空寥起来。几百个工位,只剩角落里亮着灯,露出几张面无表情的脸。

老大安慰我们:“你们不要怕,这只是公司的战略调整,只要我在一天,你们谁也不会被辞退。”老大说的没错,只是半年后,老大先行跳槽了。

有传言说,公司被资本市场抛弃了,目前入不敷出,靠着集团输血才勉强苟延残喘。互联网行业瞬息万变,新概念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们就是前浪。

但等死终归不是办法。坐在会议室,老大郑重其事传达上峰指示——公司要增效。增效,就是加班。“当然,这不强制,公司只是建议。”他信誓旦旦,把“建议”两个字说得又慢又沉。十几个人面面相觑。

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礼拜工作六天,简称“996”。这个天才般的创意横扫各大互联网公司。我们早有耳闻,却没想到也会中奖。

一个月时间,我从割据一方的“大区经理”成了办公室中的小喽罗,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成了一礼拜工作七十二个小时的加班狂。每晚下班,随着人流走进地铁站时,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

我开始怀念在传统行业的日子,按时打卡上下班,周末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虽然平淡却轻轻松松。想着想着就想辞职,可想到月底五位数的工资,和欠银行的巨额房贷,咬了咬牙,感觉自己还能坚持。

同样坚持的还有马寿。

我坐在七楼角落靠窗位置,马寿坐在我对面。办公室里大家都叫他老马,因为他年纪最大,三十七岁,刚毕业的小女孩见到他,总是踟蹰该叫“哥”还是叫“叔”。

老马住回龙观,公司向东几站地,十几平的卧室,月租两千。他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找了个同事同住,两个大男人同睡一张床,租金均摊。我们常常揶揄两个人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老马只能无奈地笑笑,最后说:“我跟你们不一样。”

老马自嘲没文化,他读的大专,毕业后做工人,在钢厂里抡大锤,一个月三千块。听说互联网赚钱多,就换了工作。原先到手一个月七千多,在老家过得美滋滋,不料一纸令下,行将不惑之年却成了北漂。

我问他:“老马,你自己来北京,老婆孩子呢?”

他从不正面回应:“男人是赚钱的耙子。女人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存钱看孩子。”

他又说:“渔,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马寿把孩子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十几张照片贴了满满一墙。小姑娘七岁,才上小学,高鼻梁,大眼睛,眉宇之间颇有老马的英气。老马露出自豪的神情:“我家姑娘汇集了我跟我媳妇一切优点,能不好看么?”

我们都知道老马想闺女,只是他从不承认。一次喝了酒,他扯着我袖子,扶着树,边吐边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媳妇没工作,都指着我养家。我回老家是舒服,谁赚钱呢?”听得我们一阵沉默。

我们其实跟老马一样,部门剩下的员工,最小的也已经二十九岁了,基本都成了家。一把年纪抛家舍业,来到北京做北漂。老马这一说还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互联网行业,还没人干到退休过。谁也说不清未来什么样,过一天是一天。年轻人无家无业不怕失败,中年人不一样,人到中年百事哀,上有老下有小,要赚奶粉钱,要还房贷,哪敢失业,只能忍气吞声慢慢熬着。

不过在北京漂哪有想着那么容易。没有房子,一个月七千也就勉强够活,为了能省下钱给家里,这些人把自己压榨到了极致。三餐都在公司食堂对付,出去宁可顶着大太阳,骑半个多小时共享单车也绝不会叫个滴滴。

饶是如此,一个月到头,也没剩下几个钱。雪上加霜的是,公司还不能足额发绩效。

互联网圈里流行一句话: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资本市场热炒共享经济,公司成了明日黄花,没投资,也没法盈利,日子过得越发紧张起来。本来足额下发的月奖金,现在削去了两成,少了几百块收入,原本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

坐在办公室中,大家心情不佳。老马拉着我去楼下抽烟。刚来时他抽十七一盒的南京,现在换成了十块钱的娇子,按一天一盒的量,一个月能少花两百块。老马说他是过来人,眼看着公司走上顶峰又突然崩塌下来。好比辛辛苦苦养肥了猪,该宰了吃肉,结果却被别人偷了。

他总喜欢说以前的事情,一说起从前眼睛就放光。那是公司的黄金岁月,仿佛有花不完的钱。老马负责市场,在城市购物中心门口,请来最好的歌舞团造声势,花钱如流水,单位却依然不满,月底会议上常常被总部奚落:“你行不行啊,让你花钱你还花不出去?”

烧钱就像烧纸。“反正都是融来的钱,不烧光了怎么再去圈钱?”老马现在已经看得很通透了。他唯独后悔当年年轻胆子小,没像其他人那样,趁着大好时机捞上一把。他懊恼地跟我说:“渔,你没赶上好时候。那会儿一个二十岁的小孩,一年就买了四台车。”

掐灭了烟,他又开始笑话我:“你啊,就是四九年加入国民党,哪条是死路走哪条。”他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能说会骗才能赚得瓢满钵满。

后来老马开始倒卖婴儿奶粉,合伙人正是他睡一张床的舍友,姓杨,一个来自西北的矮胖子。杨胖子和老马同病相怜,没有一点点防备就来了北京,抛下了老婆和一岁多的女儿。更倒霉的是,他春节回家,久别胜新婚,一下中标,老婆不幸怀了二胎,之前活得够没尊严了,现在更是焦头烂额。

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看到两个大男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在楼层间流窜,寻找单位里刚刚为人父母的男女,无论是否熟识,硬着头皮站在工位前,气氛尴尬,两个人微微弯着腰、陪着笑脸的样子,让我想起《The internship》里,那两个在互联网公司里实习的中年大叔。一样的中年危机,一样的无路可退,然而生活毕竟不是电影,老马和老杨没有主角光环,没有狗屎运,没有逆转的生活,只有被奶粉箱压得直不起来的腰。

后来他们还卖过文玩,每天在朋友圈里晒各种金刚、菩提,当时是2017年,文玩市场正经历断崖式下跌,生意并不好做,只有我们捧场买了一些,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去年四月,部门换了老大,新官上任三把火,把大家弄得苦不堪言。有人裸辞回了老家,为了安抚情绪,部门组织团建。在昌平的轰趴馆,大家围了一圈,老大端着杯子满口“兄弟”,表面上和和气气,所有人心里都明白,不过是怕人心思变,怕部门没人被裁撤,最后不复存在。

我们吃完饭,格外别扭,为了活跃气氛,老大组织玩游戏。他要来一个盆,倒了五听啤酒,豪爽地掏出几张人民币拍在桌上,“一听啤酒一百块钱,谁要能喝了钱就是谁的,有没有人跟?”他一张罗,自然有人跟着起哄,又加了几听啤酒,凑了一千整数,“来来来,谁喝了就是谁的?”

只见老马端起酒盆,灯光下,满盆啤酒晃晃悠悠,泛着悠悠茶色,老马的脸在啤酒之中也是茶色的,他嘴角挂着笑,像个丰收的农民,“还有没有人加钱?没有加钱我喝了啊!”

又有人加了两百,在口哨声、喝彩声中,老马把头埋在酒水中,咕隆咕隆喝了起来。喝到一半,他溜进了洗手间,吐完又跑回来继续喝。我们都说,“老马,你别喝了,就当你全干了。”他置若罔闻,把最后一滴啤酒倒干,把钱揣进口袋,靠着墙,干张着嘴巴喘气,嘴里小声骂道,“操他娘的。”

结束时,老马醉得不省人事。我和杨胖子抬着他,一路进了家,刚放在床上,他又开始呕吐。第二天早上,老马打电话给我,声音沙哑,“渔,哥昨有点失态。”我知道他一半是因为缺钱,一半是因为自己过得实在不快乐。这个老男人太需要一个出口。

七月时,老马告诉我他决定搬家。不知道两个人从哪找来的房源,单人间,一个月四百块。房子在昌平,沿着西二旗地铁一路向北,出了地铁换乘公交,再走上二十分钟。眼看着到了城乡结合部,穿过坑坑洼洼的巷子,一栋五层民房,看上去像大号纸箱子,让人怀疑一阵风就能吹垮。

这里住了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来自各个小公司的基层运营,其中也不乏像老马和老杨这样的中年人。早上天还未亮,人们匆匆出门,地铁站里早已排起了长队,绵延上百米。运气不好需要一个小时,短短几站,出了地铁口,天亮得刺眼。

路边有小贩卖早餐,老马每天一个鸡蛋灌饼,一杯豆浆,一口风沙一口早点。老马颇有自嘲精神,他说自己改名叫“马特”算了,这样吃多了沙子,他就成了“杀马特”。

自从搬家之后,老马和杨胖子就成了公司的模范员工。早上最早出现,晚上最晚回家,新房子虽然便宜,却没网络,也没空调。每天下班后,俩人捧着手机,和千里之外的家人视频。见到孩子总是欢声笑语。一换成媳妇,说到柴米油盐,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哀叹。

有一次我问老马,“马哥,你们那边收入怎么样?”

老马摇摇头:“别谈收入,先有了工作才有收入。”

他说:“渔,你是北京人,跟我们不一样。你就算突然没了工作,你家人朋友都在北京,总有办法。我要是失业了,在北京混不下去,回家我能干嘛?”他说他岁数大了,不能也不可能再去昼夜颠倒对着烟囱和锅炉,更不可能指望家里人。

“你嫂子在国企,一个月不到两千,我今天没了工作,明天家里就要挨饿。”

老马说,不是他非要赖在北京,仅仅是他无处可去。所以公司效益不好,无论会议上怎么数落他,哪怕是再难听的话,他也能忍着。

入秋时,北京清理违章建筑,老马和老杨的房子显然违法,两个人避风头,干脆搬进了公司。每天吃食堂,睡休息室,浴室里洗澡,从楼下超市买了洗衣粉和盆,夜深人静时,在卫生间里洗袜子。

和家人视频时,老马依然笑得灿烂,“放心吧,我在北京这边挺好的,等到元旦就回家看看。”他们说工作一切顺利,生活上也妥当,吃的好,睡得好,甚至还胖了。

又嘱咐老婆:“给孩子买的玩具,收到了吗?”

听着电话那头的抱怨,老马自责自己对家庭照顾不周,最后免不了说上几句:“钱还够么?不够你说一声,我去想办法。”听说他在帮人打理淘宝店铺,一礼拜到头连轴转。

年底前我换了新工作,和老马联系渐渐少了。春节前夕,我在西二旗地铁碰到他,他远远地对我招手。他瘦了一些,鱼尾纹更深了。他说杨胖子生了二胎,是个女儿。为了照顾孩子,他辞职离开北京,回老家找了个工作,一个月三千多,省吃俭用,还是要靠父母支援。

“他跟我说呢,你说都两个孩子爹了,还得啃老。”叹了口气,又说:“他现在也好,至少离家近了。”

我问老马后不后悔当初进互联网,他摇头:“我就是个普通人,没学历,长得也不好看。不干这行,干别的,一个月那么点儿钱怎么过日子?”

分别时,他先我一步挤上了地铁,车门关闭,他淹没在一张张漠然的脸中,转眼就消失不见了。我看着远去的车厢消失在黑暗之中,不知道老马是否看得清他的前路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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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二旗,中年人无路可退-激流网(作者:李渔。来源:全民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