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广泛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私人垄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国家既是私人垄断资本的总代表,它运用各种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直接调节、干预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最大的资本所有者,它占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成为最大的企业主、投资者和借贷资本家。它通过财政预算支配着巨额的国民收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又成为最大的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使国家力量和私人垄断资本力量日益溶合在一起,为所有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准备条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在今日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私人垄断的局限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各种必要条件。

第一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资本的守夜人成为资本的所有者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既然是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那么它的发展也就同国家政权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密切相关。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作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服务。这种作用在各个时期是始终存在的,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垄断前的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忠实的守夜人。更深夜静,万籁俱寂,守夜人巡逻打更,小心翼翼地保卫着主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让他们高枕无忧,酣然入眠。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守夜人的国家政权,其职责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①这个外部条件,就是在国内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转。而在经济领域里,让资本家各显身手,追逐利润,自由经营。整个社会劳动、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分配,由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口号,就反映了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的意愿。在他们看来,国家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直接干预,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会破坏社会经济在市场机制下协调均衡地运行。

但是,即使是在这--阶段,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资产阶级从事经济活动共同需要的一些物质条件,如修建道路港口、铸造货币、办理邮电等,还需要由国家担负起来,个别资本家是不愿意做这些事情的。其次,资产阶级国家政府还要通过国家预算,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攖取巨额的社会财富,来供养军队、警察、官吏等,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  

较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间出现的。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猛烈的经济危机风暴的反复出现,造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经常中断,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已无力驾驭社会生产力,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一一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①此外还将一些行将破产的工矿企业收归国有。同时这也是适应统治阶级政治经济的需要。国有企业可以为资产阶级国家提供除税收以外的新的收入来源。铁路、电讯事业的国有,便于军队的调动和运输,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意义。这样,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守夜人,同时也成为资本的所有者。国家资本主义便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平线上。

二、被围困的要塞城市

二十世纪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和危机的年代中迅速地发展起来。

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一个被围困的要塞城市中,任何司令官都懂得在成严时期,必须严格管制经济生活,对居民实行粮食、燃料的定量分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使欧洲许多交战国,举国变成了要塞城市。

战争要求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都要服从夺取战争胜利这一根本目的的需要,要求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生产能力,保证前线军事供应。但是同战争相伴随的是“匮乏经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被征入伍,离开矿山、工厂、农村。大量的物质财富,顷刻之间化为滚滚硝烟。战争必然导致劳动力的缺乏、物资供应不足和财力的枯竭。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飞腾,黑市猖獗,经济生活紊乱。如果依靠平时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就无法保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基本的供应。所以各帝国主义交战国都纷纷建立各种经济管理机构和战时管理体制,以国家强制力量和军事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将全国的生产、贸易、物价、工资都纳入军事长官的控制之下,限制、取消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一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时都一反常态,对生产部门实行严格的统计、监督和管理;对重要的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实行统一的分配;对劳动力实行统一调度,限制工资甚至强制劳动者从事无偿的义务劳动。与此同时,还加强财政税收,把更多的国民收入攫取到自己手里,以军事订货财政补助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垄断资本的金库。国家还扩大军事工业的投资,增加国有企业的比重,以保证军火供应。正如列宁所说“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①

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由于战争和军事的需要,具有非常和暂时的性质。列宁曾称之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军事管制体制的取消,这种军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随之削弱。特别是在那些长期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中,对于私人垄断资本来说,国家实行直接控制和强制性的调节,多少意味着对私人支配资本权利的侵犯和束缚。因此,当他们刚刚从战争的折磨中摆脱出来,能勉强行走时,就想摆脱“国家”这根“拐杖”。

三、风雨飘摇中的危舟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风暴的打击下稍有复苏的时候,一场空前未有的1929- 1933年的大危机又席卷而来。它使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成为汪洋大海中一叶风雨飘摇的危舟。

这场危机是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帝国美国的股票市场崩溃开始的。几天之内,股票价格急转直下,一落千丈。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这场空前未有的信用危机,使一向是资产者投机家的乐园的证券交易所变成了一座疯人院或着了火的动物园。一些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破了产的投机者,接连不断地从二十层楼的窗口跳下。

信用危机是经济危机的前奏和征兆。接踵而至的是商品滞销,工厂停工,银行破产,失业人数骤增。这场危机最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动荡不安,革命浪潮奔腾澎湃,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大危机说明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垄断资本占有之间的尖锐矛盾不可调和,它迫使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密切结合起来,共同拯救行将倾覆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舟。连一向坚持“自由放任”政策的美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直接干预经济这根“拐杖”。

1933年美国开始实行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都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在和平时期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实践,那么,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成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总结。

罗斯福新政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联邦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国家干预经济代替“自由放任”政策。罗斯福是在1933年美国人民经历了三年“大萧条”的折磨,举国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进入白宫的。就任以后,提出了许多措施和法案,如宣布全国银行停业整顿,逐步开业;停止实行金本位制,并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增发钞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公众对银行的信心;成立联邦救济署等机构,救济失业者,并实行以工代赈,举办各类有益的公共工程,如修建公路、桥梁、机场、运动场、校舍、灌溉渠,植树造林,防止土壞侵蚀等,从而使数百万失业者有了暂时糊口的工作。

为了刺激经济回升,罗斯福又先后颁布了《全国工业复兴法案>和《农业复兴法案》,设立了公共工程管理局,扩大国有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有名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水利工程就是这时修建的。据统计,1932-1937 年间美国国家对各种建设事业的投资已超过了全部私人投资。

为了拯救行将破产的农场主,《农业复兴法案》提出制止债权人收回抵押土地,提高农产品价格。当市场价格跌落到国家规定的价格以下时,由国家收购。为了减少农产品过剩,国家要求缩咸作物种植面积,并由国家发给农场主休耕补偿金。这一办法,至今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采用。

其他如德、意、日这些国家的金融寡头,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恐怖专政,加强对整个经济的管制,转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轨道,把它们的经济紧紧地拴在战车上。

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有助于帝国主义各国爬出大危机的谷底,但又预示着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风暴即将到来。

四、“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是三十年代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继续和扩大,又是战争时期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故伎的再一次重演。

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都把全国经济置于大本营的军事管制之下。其他各国也无一不建立起战时管理经济的机构,全面控制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并制定庞大的军事生产计划,兴建起空前未有的军事工业。在战争期间,美国的财政预算支出,占国民收入的50%以上。美国国家采购的商品和劳务占全国商品和劳务的五分之二。在全国固定资本投资总额450亿美元中,国家投资达282亿美元,占总额的三分之二。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的所有者。国家财产在整个国民财富中的比重已接近30%。国有企业在许多经济部门中占据优势。如在原子能工业中,国家所有制占100%;在合成橡胶工业中,国家所有制占91%;在飞机引擎工业中,国家所有制占71%。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时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

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削弱。七十年代西欧各国国有化的比重占30%以上。美国改府在平时支配的国民收入达到40%以上。虽然各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新的形式下仍在继续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歌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说人们出于利己主义的天性,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通过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把这形象地说成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而现在这只手已经无能为力了。垄断资本迫切需要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了。国家不仅作为上层建筑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来调节经济,而且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结合的密切程度和广泛程度,远远地超过了过去,而且这种结合,也不是过去战争和危机时期出现的暂时的婚姻,而成为经常的稳定的制度。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必要条件。这只有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的有形的手和那只无形的手互相配合,才能使破绽百出恶象环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勉强运转。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已无法“一手遮天”力挽狂澜了。对穷途末路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依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补隙塞漏,已无法使资本主义制度这只破船“长治久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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