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办公室内的两个科长之争

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同美国钢铁大王——美国钢铁公司斗法。斗争的起因是美国政府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令冻结物价、工资三个月。但是美国钢铁公司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擅自提高钢材的出厂价格。美国的钢材价格一贯是根据美国钢铁公司的出厂价格定价的。这件事影响很大,全国舆论为之哗然。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谴责钢铁公司的不法行为,令其降回原价。美国钢铁公司收敛起原来的狂妄气焰,恢复了原价。这场斗争,以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的胜利告终。

谁都知道,美国政府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美国总统是金融寡头的代理人。现在,美国总统居然向钢铁大王挑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使人觉得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好象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其实斗争是假象,统一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垄断集团的高额利润,才是他们共同的本质。

美国学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坦率地写道:“工业体系事实上是同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方面,发达的公司是国家的臂膀,而国家,在重要问题上是工业体系的工具。”加尔布雷斯说出了美国的大公司和政府之间是二位一体的关系。

为什么说它们是二一体的关系昵?这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私人垄断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前两章所说,私人垄断仍然是今日帝国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是要维护私人垄断资本统治的。总统拥有的权利和国家拥有的亿万资本,最终都要听从金融寡头的支配。其次,国家作为经济实体,和私人垄断资本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和实现私人垄断利润的条件。它们荣辱与共,血肉相连。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有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不会背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一一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和保证他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在美国总统和美国钢铁垄断组织之间的那场争斗中,美国政府是从垄断资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抑制一点个别垄断集团的利益。其次,钢铁是汽车工业、建筑工业、机器制造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钢材涨价势必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费用,影响这些部门私人垄断资本的利润。总统所以气壮如牛,因为背后有这些巨头为他撑腰。总统也以此来调节各个垄断集团的利益。

列宁在分析国有的储金局和邮政机关办理存款业务这一现象时,指出它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关系是:“银行大王好象是在担心国家垄断组织会不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钻出来站在他们旁边。当然,这种担心不过是一个办公室的两个科长之间的竞争。因为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终究还是由那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

列宁惟妙惟肖地揭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揭露了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反映了同一办公室里——资本主义制度中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最终都要听从同一办公室主任——金融寡头的支配。

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究竟拥有多少财产?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记者喜欢调查和报道本国政府拥有多少财产。人们首先发现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法国1981年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职工占就业人口的21.5%,国家投资占工业投资的50%。意大利1979年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职工占就业人口的25.4%,国家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47.1%。

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基本上是由国家经营的。人们列出的一长串重要经济部门有:邮政、电讯、电力、煤气、铁路、航空、运输、采煤、石油、钢铁、造船等十一个部门。首先是奥地利,除了造船业以外,在其他十个部门中国营都占100%。其次是英国,国有企业在采煤、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电讯等七个部门中占100%,在钢铁业、航空业中占75%,在汽车工业中占50%。

人们又发现,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金融信贷领域中的国有成份更大。政府拥有高高在上的中央银行和名目繁多的金融机构,如进出口银行、投资银行、土地银行等等。它们拥有大量资产,包括现金外汇、债券和黄金储备。

人们还发现,全国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从高速公路到农村道路,各城市的大型飞机场,星罗棋布的兵营和公立学校校舍,无一不属于国家所有。至于国家博物馆和艺术宫的艺术珍品,更是无价之宝。此外,国家还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土地、河流、湖泊、森林、农田、矿山、海岸......

从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今日帝国主义国家政府,是最大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是最大的企业家和雇主,也是最大的借贷资本家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这种国有经济,是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密切结合,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形式。

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建立的呢?

第一,通过资产阶级国有化,高价购买私人企业归国家所有。这些企业或者是属于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往往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或者是经营管理不善,缺乏竞争能力,长期亏损,面临破产。国家不惜支付巨额补偿和利息,以远远高于股票票面价值的债券或现金加以收购。这些部门的私人垄断资本家可以从中掠夺国库,获得高额收入,还可以将自己的资本转移到赢利高的新兴部门。战后英国实行铁路国有,曾以10亿英镑的债券交换原主总值5亿英镑的股票,债券的利息是股息的3倍,英国工人把这次国有化称之为“将损失收归国有”。

国有化以后,原公司的董事、经理仍可继续高薪留用。国家以大量的投资为这些气息奄奄的企业输血,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国有化和私有化有时又交替进行。当这些企业面目一新,重新获利后,政府又把它廉价出售给私人企业主。

第二个途径是国家财政拨款投资兴建新的企业。这些企业兴建的过程,也是私人垄断资本扩大商品市场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过程。它们往往是政府委托私人垄断组织代为设计建设的,企业的机器装备、原材料是向私人垄断企业采购的。企业建成后,大部分是在“固定报酬”的基础上,委托或租借给私人垄断组织经营管理使用的。有的只要对方付给一元钱的象征性租金。一旦这些企业向私人出售,管理使用的私人垄断组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最后往往按照原投资额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格落入租借人之手。所以这些国有经济,在其兴建、投产、转让、出售的全部过程中,私人垄断资本都可以大捞一笔。

在国有经济中,许多是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这些企业源源不断地向私人垄断资本廉价提供燃料、原料、电力、运输劳务等,价格低于向一般居民的售价甚至低于成本,这就大大降低了私有企业的生产费用,提高了他们的竞争能力。例如日本的国有铁路,运输钢材、水泥、煤炭、铁矿石的费用比成本低7%。这种无微不至的服务和价格政策,等于把国有企业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无偿地赠与私人垄断资本。国有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这种结合,既是私人垄断资本得以顺畅周转的条件,又是它们获取垄断利润的源泉。

第三,战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还出现了一种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共有的混合企业。

资本主义的企业普遍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可以共同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企业的股东。国家作为股份的所有者,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内部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联邦德国,国家掌握股票控制的公司企业达五千余家。在意大利,国家也象金融寡头一样广泛地运用参与制,即运用国家所掌握的一定比例的股份,逐级交错地控制一些大公司和许多企业,组成一个由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相结合的庞大体系。国家还设有国家参与部,协调和领导各持股公司的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国家参与部——持股公司(包括各次级持股公司)一一数目众多的工商企业这样一个高大的金字塔。

这种国家参与制,同私人垄断资本参与制一样,可以用少量的国家资本支配大量的私人资本。它用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法,从金融市场上筹集的私人资本远远超过国家提供的资本。国家参与制的出现,使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内部融为一体。它为国家千预经济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也为私人垄断资本提供了一块“国家参与”的金字招牌,并且从中可以获得各种优惠的剥削条件。由于国家参与制下的企业是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出现的,其业务活动方式也与私人垄断公司无异,因而比国有制的形式更灵活,对私人资本更富有吸引力。他们感到参与制是同他们血缘更近的骨肉兄弟。

由此可见,国有经济并没有完全取代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而是作为私人垄断资本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溶合,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

三、“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直接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过盟军欧洲部队总司令,五十年代末又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艾森豪威尔,在他做了八年总统后的离职演说中,曾经指出美国存在着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这指的是“军事领导机关和私人工业的结合”。他说:“这种结合,在各方面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甚至精神的——影响在每个国家机关,在联邦的每个办公室都强烈地感觉得到。”

在这一点上,艾森豪威尔还是坦率的。请看这种结合和影响的事实:

1967年7月到1971年12月的四年中,美国大军火垄断公司聘请了1,101名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及退役和后备的将级、校级军官任职。与此同时,国防部也任用了军火垄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32人为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不够坦率的。他不敢公开承认他这位声名显赫的统帅弃军从政,本身就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产物。他任命的国防部长查尔斯· 威尔逊,原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垄断企业一一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威尔逊有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凡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对美国都有利。”

“军事——工业综合体”这种结合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私人垄断资本的产品能顺利销售,以保证他们的高额垄断利润。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生产的扩大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因而市场萧条,经济停滞,危机接连不断。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谋士们就把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作为摆脱经济停滞和危机的锦囊妙计。

首先,国家投资兴办各种公共事业和企业,必然要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建筑材料、机器设备、原材料等部门私人垄断资本的市场。国家大量采购军事物资,又使这些部门的垄断资本家笑逐颜开。上述部门的垄断资本家获得利润,不仅可以增加积累,而且增加对奢侈品的需求,工人取得工资可以增加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进而就推动了消费资料的生产。这样的连锁反应,会使步履维艰的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地运转。

第二,国家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资本家不再是为不可知的市场而是为固定的市场生产。特别是军火工业,除了出口以外,国家是国内唯一的买主。国家采购和消费就成为它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外推销军火,也是国家经手或经国家批准的。因此,同军事工业有密切关系的产品,大都是依靠国家市场或国家协助实现的。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采购了航空工业产品的79%,无线电器材和电视通讯工业部门产品的77%。里根政府上台后,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使那些同国防部签订合同的从制鞋到制导弹的25,000家公司时来运转。原来陷入困境的克勒斯勒汽车公司1983年开始生产每辆价值160万美元的新式MI坦克。为了完成7,000辆坦克的任务,这些生产线可以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第三,国家采购和消费,是这些部门私人垄断资本高额垄断利润的源泉。这些企业往往可以无偿地租借属于国家的固定资本;占有并无偿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专利发明;可以通过预付货款的形式获得巨额流动资本。军事武器是协商定价的,成本的计算又是保密的。谎报成本,漫天要价是这些部门的垄断资本家的惯伎。美国国防部和下属机构,往往把武器的设计、研制、实验、生产一揽子包给一些大垄断组织,再由他们把部分试制和生产的任务转包给中小公司。因此,一百家大企业往往就可以获得70%左右的军事订货。

为了保证平时军事生产的原料供应和一旦发生战争能迅速扩大军事生产,帝国主义国家还从事战略原料的采购和储备工作。国家大量收购和储存战略原料,既支持了这些部门资本家的生产,又为消费这些原材料的私人垄断资本效劳,代替他们进行物资储备,成了他们的公共仓库。美国这些储备种类繁多,包括铜、铝、铅、锌、锡、天然橡胶等,有98种之多,储存数额可以满足5年的需要。

国家采购的劳务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向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企业采购劳务;另一部分是向国家机关的官吏、职工、军队支付薪饷。对劳务的采购有利于这些部门和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这种结合,既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又是保证私人垄断资本高额垄断利润的手段。在七十年代,美国国家采购支出费用占国民总产值的21.2%,联邦德国占19%,英国占17.1%,意大利占17.2%,法国占14.1%。国家已成为最大的商品购买者和消费者,因而私人垄断组织不惜重金聘请退役的将军、校官来公司任职,同时千方钻营,派遣自己的代理人进入政府,攖取高位,让他们内外结合,上下活动,政府的订货单就可以源源而至。这就是“军事——工业综合体”追求的直接目的之一。

四、国家调节经济的杠杆

杠杆的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经常看到的。人们利用它以较小的力量推动较大的物体。

在今日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数目繁多的经济部门。势均力敌、勾心斗角的私人垄断集团互相争夺;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市场风云多变。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国家,便运用一些经济杠杆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这些经济杠杆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新炮制的。其中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劳动工资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经济杠杆是国家调节、干预经济的工具,也是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渠道。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可以颁布法令,制定政策,强制贯彻。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又直接控制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拥有巨额的货币资本,支配着大部分国民收入,从而使干预和调节的广度,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

货币政策是资产阶级传统的经济政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就运用货币的发行和信贷利息率的高低来影响经济了。

列宁曾经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①它所以成为“中心”和“神经中枢”,是因为货币这一社会财富的绝对代表,它的发行和回笼,必须经过银行这个心脏;各个企业的经济往来,必须通过银行这个公共账房来结算;更重要的是各个企业所需要的巨额资本,需要通过银行来筹集。

高踞银行体系首位的是中央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它不经营一般工商银行的业务,不直接同个人和各工商企业发生业务联系,但它举足轻重,可以左右国内的经济形势。它根据政府授予的权力,发行货币,发行公债和国库券,代收赋税,代行财政拨款,为政府筹揩资金等,因而被称为政府的银行。同时,它要集中保管其他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并向他们发放贷款。是银行王国之王,因而又被称为银行的银行。

正因为中央银行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战后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即使是没有收归国有的中央银行,如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名义上仍旧属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会员所有,但也是由国家委派的官吏管理的,它必须听从总统的命令,实际上也是国有银行。

帝国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实行不同的货币金融政策。

首先在货币发行上,可以采取通货膨胀或紧缩政策。他们认为在经济停滞时期,增加货币发行量,可以增加资本供给降低利息率,有利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人们扩大消费,因而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润滑油,是反危机的一项措施。通货膨胀还可以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又是变相的税收,是巧取豪夺人民收入的工具。帝国主义国家无不热衷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当通货膨胀走向严重阶段,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时,又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采取货币紧缩政策。

其次,中央银行可以用紧缩银根或放松银根的方法影响信贷市场。今日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企业的自有资金所占比例不等,有些只占30%左右。因此企业的大部分流动资本及一部分固定资本均来自银行信贷。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工商银行是一种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它一方面接受存款,一方面对外放款,借以赢利。银行资本除了自有资本以外,大部分来自存户。为了保证存户的存款安全,国家规定私人工商银行必须将储户存款的一定比例(10%- -20%不等)存入中央银行,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可以用调整各种金融机构交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的方法,来影响银行信贷。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比例,工商银行可供贷出的货币资本减少了,就必然要收缩信贷。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比例,各种金融机构就可以向私人资本提供更多的借贷资本。

中央银行还可以用提高或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来影响银行信贷。贴现是私人商业银行对外贷款的重要形式之一,工商业资本家可以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要求兑取现款,银行按一定的利息率(即贴现率),扣除商业票据从买进之日到兑现之日应付的利息给予现金。当私人商业银行库存现金不足支付时,以其贴现所得的这些票据再向中央银行要求贷款,叫作再贴现。按照中央银行规定的再贴现率,扣除一定的利息取得现金。一般说,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低于商业银行的贴现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是市场利率的准则,提高或降低再贴现率,就会影响银行利息率的水平和借贷资本的供求。当市场萧条、投资不振时,中央银行可以降低再贴现率,促使银行利息率下降。私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就可以放手发放信贷。工商业资本家感到利息率低,借款经营有利可得,就乐意借款,扩大投资,从而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虽然从利息率降低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有一段“时差”,但仍不失为帝国主义国家反危机的一项重要政策。反之,如果借贷市场和投资“过热”,出现了信用膨胀,生产的扩大就会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危机燥发,中央银行也可以提高再贴现率,抑制对信贷的需求,并借此吸引外国资本的输入。

中央银行还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政策,调节控制金融市场的货币资本。当中央银行认为市场通货过多时,就可以在证券市场大量出售政府的长短期债券及其他证券,以回收通货。反之,如果市场通货不足,就可以大量收购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让中央银行的货币资本涌进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运用以上各种手段,紧缩银根或放松银根,就成为调节资金的枢纽,控制着金融市场货币资本的闸门,从而影响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

此外,帝国主义国家还有形形色色的国有专业银行。如进出口银行、农业银行、住宅放款银行、储蓄银行和邮政储金组织等。由于国家掌握了中央银行和许多专业银行,国家不仅可以通过货币金融政策为私人垄断资本服务,而且和私人银行垄断资本一起,成为借贷资本的最大供应者。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信贷金融领域里,密切地溶合起来。

帝国主义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另一重要杠杆是财政政策。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政府履行国家职能而强制实行的分配关系,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渠道。今日帝国主义国家奉行的财政政策,已不是传统的谋求国家预算收支平衡的所谓“健全”的财政政策,而是实行所谓“机能”财政政策,即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改变国家税率和财政支出计划,以影响经济过程的方向。在经济衰退和停滞时,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增加有效需求;在经济过度膨胀或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提高税率,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从而使财政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但是,在战后实际经济生活中,帝国主义各国主要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膨胀财政和赤字财政政策。即扩大政府的财政开支,增加国家投资和消费,不惜让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赤字,并进而大量发行公债,以达到所谓充分就业,摆脱经济危机的目的。

由于实行这种财政政策,今日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预算开支都是年年累进递增。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预算开支,1939年不到89亿美元, 1983年则高达7 ,698亿美元,为战前的87倍。其他国家也大体相同。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集中在自己手里。1980-1981年度,法国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7.1%,联邦德国占47. 4%,意大利占47 .5%,美国占34%,日本占32%。

巨大的财政开支,必然造成税收的不断增加,人民负担奇重。在美国,人们每三元收入中就有一元用于纳税。一个四口之家,一年就要负担13,000元左右。据统计:一个美国工人1980年一年所交纳的税款,相当于他从1月1日到5月11日这131天的全部劳动所得。通过税收,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的再分配。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一类税收是对商品和劳务的课税,这部分主要由消费者负担。垄断组织用提高垄断价格的方法,将税转嫁给广大的消费者。另一类属于财产税,是对房地产不动产课税,美国的财产税一半来自居民住宅。第三类属于所得税,其中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部分税收1979年占美国全部税收的63%以上。此外,社会保险税约占税收的30%左右。

征收公司所得税,使帝国主义政府把私人垄断组织将近一半的利润,掌握在国家手中。实际上是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共同参加剩余价值的分配,最终还是用之于资产阶级。在征税的过程中,垄断组织不仅可以用各种非法手段,瞒天过海,大量偷税漏税,而且冠冕堂皇地从政府获得各种名目的减税和免税。例如固定资本可以加速折旧,天然资源可以有损耗扣除,利润用于投资或“公益事业”可以减免,股票债券增殖免税等。

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采取累进税率,个人所得超过了一定数额后税率逐渐提高,但纳税的起点不断降低。美国1979年超征点为3,400美元,这样事实上每一个收入不足以糊口的贫困家庭都要纳税。沉重的税收负担仍然落在广大劳动群众身上。据统计,美国年收入在一万美元以下的居民负担着全部税金的57%。近几年来,里根总统又采取劫贫济富政策,不断减少公司所得税和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鼓励私人垄断资本扩大投资。

在财政支出方面,第一要维持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军事机器,以保证私人垄断资本的安全和在海外的利益。第二用于国家投资、国家消费以及其他干预、调节社会经济的支出,包括对农业的价格支持、津贴等。这部分不断上升,使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全面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第三用于以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为中心的社会福利。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再生产要求的提高。如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工人中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比重增大,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范围扩大,数量增多,教育费用增多。另一方面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在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采取将蛋糕做大点的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这部分开支增大,不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扩大消费品和服务性行业的市场。

实行这种财政政策,必然造成国家预算入不抵出,出现庞大赤字。从1951年到1983年的33年间,美国28年有赤字,1984年财政预算赤字又高达2,000亿美元。英国是30年有赤字,法国是29年有赤字,日本是27年有赤字,联邦德国是29年有赤字,意大利是年年都有赤字。巨大的赤字,要靠滥发钞票和公债来弥补。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无形的巧妙的税收,而发行公债又给私人垄断银行牟取高额利息以可乘之机。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公债是由银行承受发行的。私人垄断银行不仅可以从购买公债中得到一笔“存款货币”,而且可以坐获高额利息。所以,这种财政膨胀政策和赤字政策,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

其他如劳务工资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社会福利政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使私人垄断资本受益。但是它能否达到充分就业和避免危机的目的呢?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根源于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今日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集团,企图运用上述经济杠杆使资本主义达到充分就业和避免危机的目的,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五、国家垄断调节的新形式一一计划化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整个社会经济才能按照统一计划协调地按比例地发展。建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实行计划经济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以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冒充社会主义公有制,鼓吹今日帝国主义出现了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现在又把资本主义的计划化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喋喋不休地夸耀说,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

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计划化,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的新形式,因而这种计划化的阶级实质、目的、任务、方法、范围和法律效力,同社会主义计划化是根本不同的。

帝国主义国家的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内部的微观计划是早已存在的。这种企业内部的计划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企业内部必须实行有计划的分工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必须协调配合,才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在企业外部,市场风云变幻,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需要及时了解外界经济情况及其变化,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作出相应的对策,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资本主义的大、中企业内部普遍是有计划的。这种计划包括两类:一类是日常业务计划,包括购买、生产、销售与分配商品和劳务,以及利用各种资源的效率等。另一类是经营策略性的计划,包括企业较长时期的目标和完成目标的打算。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社会生产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内和世界市场上自发势力统治着一切,货币金融危机不断,市场价格波动剧烈,重要原材料等的供应时而过剩,时而中断,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又相互交错,相互交融,这样就迫切需要从宏观上加强控制和计划,抑制竞争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减少危机、失业、市场波动带来的剧烈震荡,保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正常运转,这是私人垄断资本存在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条件。

世界市场上的剧烈竞争,也要求国家通过计划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发展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加强本国垄断资本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以应付日益剧烈的国际竞争。此外,社会主义国家计刘经济的辉煌成就,也吸引着亿万人民。垄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利用计划化来蛊惑人心,以所谓有计划的资本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保留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为主体的同时,实施国家垄新的计划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补充。

为了实行计划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计划机构。法国建立有计划化的决策机构——中央计划委员会,还建立有负责制定计划和监督计划实施的规划机构——计划总署,还有计划的咨询机构。日本建立有负责编制计划的经济计划厅。这些机构拥有庞大的调查机构和经济专家,掌握大量经济信息和统计资料。他们编制的计划,一般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对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中期和长期预测;(2 )规定最近几年的主要经济任务,规定优先发展的目标;(3)拟定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的政策、措施和途径。

资本主义的计划指标,只是指示性和象征性的,对私人企业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计划中的经济预测,是根据国家掌握的准确统计资料和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作出的,因而有一定的科学性,这就无偿地为私人企业提供未来经济发展信息,而私人企业自已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计划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性要求和参考性的经济指标,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指引了方向。国家还利用财政预算和各种基金来直接指导国营企业的投资,并且通过税收、信贷、价格、财政补助等经济手段,诱导私人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日本政府还用行政指导即劝告的方式,法国政府运用订立经济合同的方式,使私人资本纳入计划要求的轨道。

资本主义的计划化多少抑制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可以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发展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这对改变帝国主义的部门、生产结构,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增强垄断资本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而计划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正如垄断不能消灭竞争一样,计划化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更不能使它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它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国家垄断不过是为了保证私人垄断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手段,私人垄断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作为私人资本,它所要求的是不受限制地支配自己资本的权利,它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当市场行情预示着有更大的利润率和利润量时,计划规定的任何目标,私人资本都会置若罔闻。因而今日帝国主义各国市场自发势力的调节作用和生产的盲目性,始终处于统治地位。正如列宁所说:“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

六、世界市场和国际舞台上的亲密伴侣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在国内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纵横驰骋,显示力量,而且越出国界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舞台进行活动,引人注目。

由于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今日帝国主义各国在经济上往来密切,息息相关。商品、资本、劳动流动也达到空前的规模。以对外贸易而论,从1950-1977年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由601亿美元增长到10,172亿美元,增加了15.9 倍,远远超过工业增长速度。资本输出的规模也远远超过战前。因而各国私人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狭路相逢,竞争激烈。国家支持就成了私人垄断资本对外经济扩张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国家支持已超出了十九世纪的炮舰政策,不仅靠军事政治力量作为后盾,而且主要依靠国家的经济力量,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力量,对外进行渗透扩张。

为了扩大国外市场,国家大力支持本国商品出口。首先对农产品和一些专项工业品(如飞机、轮船)采取津贴政策,即由国家发放出口津贴。其次,对待一般工业品和其他商品出口,国家进出口银行可以给予优惠信贷。贷款期限,根据需要可长可短,贷款利息低于非出口商品信贷利息率。第三,国家还对进出口开展保险业务。从水火、飓风、海损(货物在海运中遇险受损)等各种自然力造成的不可抗拒的灾害事故,到革命、战争等社会风暴造成的损失,都可由国家承保。例如英国大不列颠出口信贷保证局保险项目多达380种,可谓无所不保。第四,对待出口商品可以减免税收,对争夺海外市场有功的出口商给予表彰。国家情报机构还随时通报国外市场行情,让私人垄断资本了解国际市场需要。总之,服务效劳,无微不至。上述种种国家支持,远比十九世纪的炮舰和军旗还及时可靠。与此同时,国家还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市场。

为了扩大和支持私人资本的输出和商品输出,政府还以国家资本的输出为其开辟道路。国家对外贷款和“无偿援助”,一般都要求他国购买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其次,由政府出面与资本输入国政府订立投资保护协定,承担投资风险。总之,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舞台上紧密结合,携手并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了亲密的伴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从海外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强有力的手段和保障。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进而形成了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西欧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欧洲共同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实际上是由国家出面,订立协定,建立国际垄断集团,实行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这种调节完全是根据各国垄断资本的共同利益和需要进行的。调节的范围也不限于某个经济领域,而是包括各个成员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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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形式-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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