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使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一度出现了所谓的繁荣景象。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英国不仅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且成了“世界工厂”;其他国家也大大加快了工业革命的步伐。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扩大,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系日益加强。在此期间,工人运动也逐渐由暂时的低潮转入新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工人运动,受着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严重影响。为了引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六十年代初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五十年代末,欧洲产业工人已达八百多万人。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只是使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工人群众却愈来愈穷困,同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

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采取种种措施,把危机的恶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工人大量失业,工资普遍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

英国的工人运动,打破了宪章运动失败以来的沉寂局面,又开始活跃起来。1859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了要求缩短工作日的罢工,各行各业的工人大力支持。在斗争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伦敦职工会委员会、木工联合会、全英矿工同盟等组织。1860年,英国出现了各行各业的联合组织——工联伦敦理事会。

法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1863年,巴黎、马赛建立了互助会、细木工会、炼铁工人联合会。经过一系列的罢工斗争,迫使波拿巴政府宣布废除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反动法令。

德国工人也争得了成立工人组织的权利,于1863年在莱比锡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美国,工人建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和全国性工人联合会。南北战争期间,工人群众开展了积极的斗争。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国,到了六十年代,工人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并开展了活动。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的新高潮,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早在1848年以前就开始了。1848年革命使他的研究工作一度中断。1857年的经济危机促使马克思加紧这方面的研究。1859年马克思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这本书里,《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已大体形成。1861年至1863年间写了二十三本政治经济学的笔记,1863年至1865年底完成了长达二百万言以上的三卷《资本论》的全部草稿。1867年,经过马克思精心整理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社会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恩格斯在评述《资本论》时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9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

为了支持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从1850年到1869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整整二十年,以便用自己的薪金资助马克思一家克服困难。在此期间,恩格斯对军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密切注视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他们写了许多政论文章,热情声援了印度、波兰人民的起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的强盗暴行和美国奴隶主的罪恶行径。马克思、恩格斯还十分关注和热情颂扬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还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争取、团结和教育各国工人运动领袖,帮助他们摆脱机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并注意从实际斗争中培养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作了重要的准备。

第一国际的建立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剥削越来越带有国际性。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日益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六十年代初,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各国之间的工人,联系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英、法两国工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1862年,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法国工人借参观博览会的机会,同英国工人探讨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没有一个国际的工人联合组织,由于各国工人缺乏组织联系,资本家常常用招募外国雇工的办法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对付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工人的联合组织。他们说:“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谊,英、法工人还特意共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专制统治的正义斗争。

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波及爱尔兰等国的工人,在伦敦圣马丁堂聚会。马克思应邀出席了大会。会上,法国代表提出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倡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到会代表一致赞成这个提议,并通过决议,宣告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简称“国际”,到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改称为“第一国际”),选出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二十一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来一般称作“总委员会”)。由于大会是在英国举行,英国工联又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工联领袖奥哲尔和克里默分别被选为主席和总书记。马克思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国际的真正领袖。恩格斯说,“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页。]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制订“国际”的纲领和章程。马克思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上,对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出现了好几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和草案。因此,斗争异常激烈,各方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由马克思修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

马克思认为,在“国际”的纲领中,既要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确定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到当时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机会主义流派统治许多国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所以在草拟这些文件时,要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7页。],才能实现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革命的轨道。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成立宣言》以朴素的语言和确凿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造成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和日益贫困化的真相,从而坚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日趋对抗的思想,批判了阶级调和论。《成立宣言》肯定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工人斗争取得的两项成就。一项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取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另一项是合作社运动,这一运动证明了大规模生产没有资产阶级同样能够进行。但《成立宣言》紧接着指出,这些斗争并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要解放劳动群众,必须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统治。

《成立宣言》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政治斗争的错误路线,明确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马克思在这里庄严地宣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34页。]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并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针对当时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提出了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的任务。

《成立宣言》谴责各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号召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而斗争,并把这一斗争作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最后,《成立宣言》重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

《共同章程》规定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群众,消灭阶级压迫、为工人阶级解放而奋斗。《章程》进一步阐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36页。]。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个伟大目标,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通过各国无产阶级的合作才能最后实现。《章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规定了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总委员会为常设机构,在大会闭幕期间行使最高权力和主持日常工作。

1864年11月,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同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第一国际创立初期就取得了胜利,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初步树立了领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路线斗争的结束,第一国际内部的斗争,是以往国际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在新的条件下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复杂了。

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第一国际成立起到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止。这一时期的中心活动是反对蒲鲁东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第一国际在这个时期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1865年9月25—28日),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9月2—8日)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13日)。

第二时期从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起到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止。在这段时期里,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第二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反对巴枯宁主义和支援巴黎公社。

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部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就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期在法国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蒲鲁东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纷纷破产。他们对资本主义深为不满,但又害怕自己落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幻想建立一个小私有者与世长存的社会。蒲鲁东主义正是反映了这种日益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和愿望,这就是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早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蒲鲁东主义进行过批判。第一国际建立不久,蒲鲁东死了,但是,他的门徒继承了蒲鲁东的衣钵,继续传播蒲鲁东的一系列机会主义谬论。由他们把持的第一国际的巴黎支部,完全拒绝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力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并推行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因此,蒲鲁东主义成了第一国际前期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关于“国际”领导权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十分害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威望日益提高,千方百计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的领导权。在伦敦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一次又一次提出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提案。其罪恶意图是妄想把马克思、恩格斯排挤出“国际”,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斗争,击败了他们的疯狂进攻,粉碎了他们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

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为“国际”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蒲鲁东主义者竭力反对“国际”的这一条革命路线,反对政治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他们甚至反对工人罢工,反对组织工会,反对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参加生产。经过激烈的斗争,洛桑代表大会坚持了正确方向,作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要彻底解放,要在经济上获得翻身,首先必须参加政治斗争,才能赢得自己的政治权利。大会挫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主张,避免了工人运动被引向改良主义的邪道。

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皇俄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642页。]。沙皇俄国对波兰的野蛮殖民统治,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强烈反抗。1883年,波兰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给予热烈赞扬,并且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要求,指出波兰的独立可以削弱沙皇俄国的力量,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是,在伦敦代表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把波兰问题列入议程。他们吹捧沙皇俄国是“先进的强国”,胡说波兰起义被镇压是“罪有应得”,反对“国际”讨论波兰问题,攻击“国际”支持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正确立场,极力否定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愤怒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动谬论,深刻地指出这是“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47页。]。经过斗争,两次会议都通过了有关支持波兰独立的决议,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沉重打击了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

关于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蒲鲁东派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坚持小私有制。在洛桑代表大会上,他们宣扬个人所有制,说什么“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在布鲁塞尔大会上,他们竟鼓吹土地的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气焰十分嚣张。马克思为了给蒲鲁东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还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前,就在国际总委员会上作了专门报告。

在布鲁塞尔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报告,作出了正确的决议。指出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土地以及一切交通手段等,都应当成为公有财产,应当归全社会所有。这个决议是对蒲鲁东主义的一个毁灭性打击,它标志着蒲鲁东主义者企图保存小私有制的整个机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破产。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懈的斗争,击退了蒲鲁东主义的猖狂进攻。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进一步暴露了蒲鲁东主义的荒谬和反动。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蒲鲁东主义则不断失去市场,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蒲鲁东主义者左翼如瓦尔兰等人,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右派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死敌。最后,在暴风雨般的巴黎公社革命中,蒲鲁东主义终于被彻底埋葬。

反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斗争

工联主义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头子们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称。工联主义者把改善当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要求,反对政治斗争,用经济主义腐蚀工人群众的斗志。他们的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他们参加“国际”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国际”变成保护他们目前利益的国际性的工联组织。工联主义者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入邪路,严重地危害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中,彻底揭露了英国工联的反动实质。马克思指出:“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694页。]

第一国际成立时,工联是当时英国全国性的工人唯一组织,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和欺骗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争取英国工联加入“国际”,以便团结教育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摆脱工联主义的束缚,推动英国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  工联主义产生在英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贵族实行收买政策的产物。当时英国是一个大工业发达的国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在世界上占着垄断地位。英国资产阶级慑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就力图破坏工人运动,他们把从殖民地榨取来的巨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用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熟练技术工人,在工人阶级内部培植自己的支柱——一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是工人运动中出现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在总委员会内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关于对待工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工联主义者反对工人争取普遍提高工资的政治罢工斗争,硬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物价的上涨,他们还散布工会运动“有害”的谬论,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不要工会。针对这类谬论,1865年6月,马克思在两次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与工联主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马克思在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阐明了工会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不断加强对工人的掠夺,平均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因此工人阶级当然不能放弃这一斗争,但不应夸大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意义,因为这“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3页。]。马克思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上书,第203-204页。]

关于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问题。改变英国不合理的选举制度,长期以来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六十年代掀起的群众性的选举改革运动,发动英国工人群众投入政治斗争,为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而斗争。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总委员会决定派出代表(主要是工联领袖)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建立了全国性的选举改革同盟。1867年,由于群众运动汹涌澎湃,英国政府被迫作了让步,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这个法案使资产阶级争得了较多的政治权利,收入较多的工人上层分子也得到了选举权。但广大工人群众依然没有获得选举权。这时,工联领袖竟然和自由资产阶级一起接受了这一选举权改革法案。于是,轰轰烈烈的选举改革运动由于工联领袖的叛变就半途而废了。马克思揭露了工联领袖的叛卖行为,指出他们已走上同资产阶级妥协而损害工人利益的道路。

关于对待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801年被正式并入英国。为了争取独立,爱尔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六十年代,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追随资产阶级,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反对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不但不揭露英国统治阶级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暴行,反而指责爱尔兰人民的革命行动。工联领袖甚至无耻吹捧英国首相是一个“诚心诚意地”关心爱尔兰人民的慈善家。他们扮演了殖民主义辩护士的角色,竭力维护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揭露和批判工联领袖的叛卖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提出了“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12页。]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必须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坚决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这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问题,而是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马克思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人民残酷统治的种种暴行,动员各国无产阶级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在马克思倡议下,总委员会组织了抗议囚禁爱尔兰革命志士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53页。]。

鉴于工联领袖的多次破坏活动,在1867年洛桑大会后,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撤销了工联头子奥哲尔所担任的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反动势力向“国际”猖狂反扑,工联领袖竟然公开诬蔑巴黎公社,攻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并声明退出总委员会和第一国际,走上了公开彻底背叛工人阶级的可耻道路。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拉萨尔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六十年代初,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工人运动蓬勃兴起,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窃踞了联合会主席的职务,拉萨尔主义成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

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丝绸商家庭。在1848年革命中,他曾与《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认识了马克思。从此他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常常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六十年代初,他混入工人运动,发表了《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等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里,他剽窃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思想和词句,骗取声誉。但是,拉萨尔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一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和工贼。他向工人兜售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

拉萨尔根本否认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是“教育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工具”。他断言只要实现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君主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因此,他鼓吹争取普选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恶毒地污蔑工人阶级以外的劳动群众是“反动的一帮”,反对工农联盟,破坏革命事业。他还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推导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反对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主张依靠普鲁士国家“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就可以使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

马克思、恩格新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62年拉萨尔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时,马克思就尖锐地指出:“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52页。]

恩格斯也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255页。]。

拉萨尔为了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投靠普鲁士王朝,无耻吹捧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代表人物、“铁血宰相”俾斯麦。1863年起,他经常与俾斯麦通信和密谈,出谋划策,效劳卖命,完全成为一个无耻的内奸和工贼。恩格斯当时就指出:“这家伙观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6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351页。]。马克思在一封信中也指出:“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 《马克巴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53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关键在于争取和教育群众。全德工人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从创立时起就在拉萨尔的控制之下,拉萨尔死后,仍然操纵在他的信徒手里。虽然如此,联合会毕竟是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全国性的独立组织,所以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极力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期望通过第一国际来影响德国无产阶级,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脫拉萨尔主义的羁绊,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但是,拉萨尔的后继者借口普鲁士政府禁止参加国外组织的法令,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会加入第一国际。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只好越过联合会的领袖,直接与该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首先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并起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们在联合会内展开了巨大的工作,把联合会中的先进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1867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退出该会。1869年8月,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全德先进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称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按照第一国际的主要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自已是第一国际的一个分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拉萨尔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

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被击败后,巴枯宁及其党羽跳了出来。他们组织阴谋集团,大搞分裂活动,贩卖巴枯宁主义,严重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成为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他参加过1848年布拉格和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被捕,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在狱中写过“忏悔书”,称自己为“悔改的罪人”,哀求沙皇赦免,成了可耻的叛徒。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亡,途经日本、美国到达欧洲,1864年混入第一国际。

巴枯宁是一个极端狂妄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国家本身。他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的财产都是国家恩赐的。他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他主张通过密谋的暴动来“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首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举消灭一切国家。

巴枯宁认为,社会革命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实行集产制。他的所谓集产制,就是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组成工业、农业组合,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他的集产制,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巴枯宁主张建立一种“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每个人、每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不再有任何权威。流氓无产者和破产的小生产者,是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

总之,巴枯宁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破了产的小生产者绝望心理和疯狂情绪。它同蒲鲁东主义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阶级本质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巴枯宁主义掺杂了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因此具有比蒲鲁东主义更大的破坏性。

巴枯宁主义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四十年代,巴枯宁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六十年代初,他到意大利活动,当时的意大利,还是一个经济上相当落后的国家,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但是,资本主义的逐步兴起,造成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成批破产,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阶层。这批人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弄得倾家荡产,因而产生了绝望的心情和破坏一切的倾向。巴枯宁来到意大利后,很快就结识了一批失去了小资产阶级地位的青年和许多在社会上盲目浮动的游民,并生活在他们中间。巴枯宁从那些绝望的、破了产的游民无产者身上,在他们那种破坏一切的盲目情绪中,看到了他所谓“社会革命”的希望,形成了他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不仅在于他的无政府主义谬论,更主要的在于他的集团的阴谋分裂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页。]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不但在理论上清算了巴枯宁主义,而且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

1867年秋,巴枯宁从意大利迁居瑞士后,于1868年10月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积极策划将“同盟”打入“国际”。为此,巴枯宁施展江湖骗术,玩弄阴谋手段,他假惺惺地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企图骗取信任,打入“国际”,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觉察到巴枯宁的阴谋和野心,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决定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同时,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了《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明确表示:只有在同盟废除其错误纲领和解散其组织以后,才能分别接纳盟员加入“国际”。两个文件击中了巴枯宁的痛处,他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国际”提出的条件,混入了“国际”,但暗地里仍把同盟组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进行篡权活动。

1869年在瑞土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阴谋集团采取卑鄙手段,伪造代表资格证件,纠集“代表”的多数,阴谋操纵大会,篡夺总委员会的领导权。针对这一情况,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权吸收和拒绝新的团体或支部加入“国际”,并且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有权暂时开除支部。当时,巴枯宁集团也“赞成”这项决议,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枯宁一伙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所以,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巴枯宁本想利用这项决议,在篡权后加强自己的权力。但是代表大会再一次连选了前任的总委员会,巴枯宁没有被选入,巴枯宁集团的篡权阴谋再次成了泡影。

在大会的主要议程上,巴枯宁集团抛出了一个反动的理论纲领,胡诌什么“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在这个关系到革命方向的大问题上,马克思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武器,为总委员会写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继承权是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制的原因,恰恰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原因,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继承权也就自行消亡了。马克思严正指出,把废除继承权说成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起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85页。]。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后,巴枯宁集团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公开勾结工联主义分子、拉萨尔分子和残余的蒲鲁东主义右翼分子,打出“支部自治”的旗号,反对“国际”领导,继续大搞分裂破坏活动,肆意攻击马克思是个“独裁者”,恶意中伤总委员会是“权威主义”的“巢穴”,大造反革命舆论,以诋毁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威望。面对巴枯宁之流的疯狂进攻,马克思写了一个《机密通知》,论证了总委员会的正确立场和策略,揭露了巴枯宁的两面派手法和阴谋活动,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诽谤,又一次给巴枯宁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总委员会决定派出代表到瑞士进行调查,巴枯宁心怀鬼胎,极为惊慌,竟丧心病狂地指使其死党对总委员会的代表进行暗杀活动。但是,巴枯宁的阴谋没有得逞,调查人虽然受了重伤,仍按时完成了任务。

巴枯宁分子的阴谋和分裂活动表明,他们已自绝于“国际”。1872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及其党徒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和他们惯用的两面派伎俩。大会决定把巴枯宁及其死党开除出第一国际,并公布巴枯宁集团阴谋分裂活动的罪行,作为向全世界无产者进行教育的反面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这次路线斗争时说:“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372页。]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战胜分裂主义阴谋集团的宝贵历史经验。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集团的揭露和斗争,巴枯宁的反动理论和路线日益破产,巴枯宁及其死党在工人运动中已彻底孤立,巴枯宁于1873年9月被迫在《日内瓦报》上发表了“退出斗争舞台”的声明。这个大野心家、大用阴谋家就这样被工人运动的革命洪流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876年,巴枯宁病死于日内瓦,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由于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破坏,由于巴枯宁分子继续进行分裂活动,使“国际”不能正常的开展工作。为此,总委员会于1872年迁往纽约并基本上停止了活动。这个时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进入了积聚革命力量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阶段。“国际”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了,所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通过决议,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在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第一国际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各国工人,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援,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作出榜样,第一国际还在组织上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伟大导师列宁在评价第一国际时写道:“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74页。]“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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