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月中旬,云南丽江的雪山音乐节上,从各地赶来的有钱阶层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对“摇滚乐”的热爱——在崔健出场之前,对所有其他乐队起哄。他们甚至依靠头发的长短来判断乐队的好坏,甚至根据主唱活蹦乱跳的程度来决定欢呼还是闭嘴,每一支好乐队他们都起哄,每一支做秀乐队和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古董乐队他们都叫好。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对媒体抱怨,说摇滚乐跑得太快了,有点看不懂了,年轻乐队太怪了,崔健以后一切都没劲了。看在他们强劲的消费能力和坚挺的话语权力的分上,媒体也一起抱怨,说干嘛弄那么多地下乐队,干嘛不叫上“黑豹”、“零点”、臧天朔,嗯?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粮食,我们还需要——朋友,朋友啊朋友……这多么通俗、多么煽情,几十年如一日,十三亿人民同唱一首歌,摇滚乐不就普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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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摇滚乐了。他们只知道崔健,或者说他们只关心被媒体神化了的崔健,最多再算上青春期崇拜过的长头发吉他英雄。在他们看来,花钱就应该被伺候。而他们的确一直在被伺候,从弱智电视剧到弱智流行歌,什么柿子软就给他们吃什么;现在摇滚乐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他们当然不习惯。

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上世纪80年代的崔健

摇滚乐属于谁?“愤青”还是消费者?还是愤青消费者?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很久。愤青认为摇滚乐是一种愤青文化,是批判性的声音,是青少年表达不满的方式,也是他们创造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自身文化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它要么音量过大,要么就形式创新,通俗易懂不是它的使命。即使只有少数人分享摇滚乐的秘密快乐,也必须保证这快乐是纯正的、独立的、绝不妥协的。

大众以及大众派来的记者、唱片公司老板和流行音乐同行则认为,愤青永远只是少数,而音乐却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才算成功。推广摇滚乐,让更多的人消费摇滚乐,最终让摇滚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过来也让丰厚的经济利润来培养更好的摇滚乐,这才是正道。而推广摇滚乐的方式,当然是先弄几个“唐朝”,哪怕他们十年都不出新专辑,只要保持神秘的高大的传奇的形象;再弄几个“零点”,哪怕他们其实是勤勉的流行乐队,跟摇滚乐没什么关系;再弄几个“瘦人”,只要他们会蹦,会煽动群众;再弄几个“果味VC”,只要他们时尚,鼻子上架的是窄墨镜;反正,实在不行还有崔健,那些并不喜欢摇滚乐的人至少会喜欢崔大哥,谁让他有名呢?这推广的重任就落在了老崔肩上……

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R.E.M.乐队,成立于1979年,被认为是另类流行摇滚乐风格的宗师之一。2007年,该乐队入选美国摇滚音乐名人堂。

西方摇滚乐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主流音乐,在八十年代已经极度商业化,以至于它内部不断发生裂变和离心,无数叛逆的新声一再揭竿而起,在反对主流文化之前先反对了主流摇滚乐。曾经在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另类”(alternative,选择性的、存在于传统或现存体制系统以外的)摇滚,如今已经瓦解了人们对传统摇滚乐的定义,它已经在不断的重组、嫁接、变异和突变中变成了无数可能性。条条大道通罗马,反倒是一上台就甩头发劈叉的传统摇滚乐不再摇滚了。

那么谁是摇滚乐的主人?是创造它、推动它的人,还是消费它、买卖它的人?如果事情都要靠人多势众来发言,那么中国摇滚乐现在应该低头认罪,停止愤怒和创新,回家练习“爱不爱我”才对;如果还让人讲道理,那么摇滚乐属于年轻人,而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即使这种文化在中国还很微弱,但毕竟在疯狂生长。六十年代的美国嬉皮士,今天已经是爷爷、教授、老板和偶像,新世纪的中国愤青,在垮掉一代、嬉皮文化、朋克文化、背包族、左派、cyberpunk以及各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反文化影响下,刚刚开始建立本土的青年亚文化。既然摇滚乐需要一个土壤,请看,这才是。

那些呼吁摇滚乐“健康向上、拯救人类心灵”的朋友,一定和摇滚乐没有关系,因为摇滚乐的基础,就是质疑健康文明的秩序化生活,它越健康,就越跟写字楼和看守所里的健康不同;它也没法拯救全人类,它只解放自己。你喜欢摇滚乐吗?那就解放你自己好了。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摇滚乐都已经分裂为不同的文化。只要有人多事,把朋克和重金属放到一起演出,那么打架就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同是金属,说唱金属就很少被重金属主流所接纳,因为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新金属”,是对经典的背叛,没有华丽的吉他独奏也没有流畅的旋律更没有丰富的古典和声。那么什么是重金属的主流呢?有人说了:Scorpions啊,Aerosmith啊,Metallica啊——又错了,今天的重金属,即便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成了黑金属、厄运金属、歌特金属、死亡金属、撒旦金属、残忍金属等等不吉利的金属的天下。

当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朋克还是可以和重金属乐队一起演出,因为他们都是苦孩子,都面临同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自身的文化太过脆弱,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人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发言权,连服饰和俚语都是最近才成熟起来的;而KTV、春节联欢晚会、张艺谋、两只小蜜蜂和广告里的成功人士却茁壮成长,年轻人要么愤怒,要么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一切梦想,加入资本和官僚的机器。

选择吧。

这样的时候,摇滚乐自身的潮流变化着,不为外人所知,其实却已经天翻地覆。

一九九七年以来,外省乐队开始造音,外地乐手大量涌入北京,激进的形式和明确的反抗意识得到发扬,有人反对传统形式,有人反对社会不公,有人反对北京贵族摇滚。成就不见得多高,但乱世出英雄,两年以后就见了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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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摩登天空公司发表了“Bedhead第一击”四张唱片,包括“NO”乐队以前在香港发行的《走失的主人》、“苍蝇”乐队以前在台湾发行的《苍蝇·1》、胡吗个的另类民谣《人人都有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吉他手陈底里的电子实验《我快乐死了》。北京朋克经过三年的磨练,已经生根发芽并向其他大城市蔓延——他们迅速而欢快的节奏,他们短促而尖利的喊唱,他们简单而热情的愤怒,他们彻底跟主流决裂的头发和衣服。外省的朋克乐队,却多数跟朋克音乐没有关系,他们实际上只是愤怒,只是迫切需要表达愤怒的手段,后来一旦成熟,就纷纷转向了其他的音乐形式,只有南昌的“盘古”坚持“不搞音乐,只搞革命”,而广州的王磊正在成为最露骨和刻骨的抒情高手。

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痛仰乐队Miserable Faith)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代表作有《公路之歌》、《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再见杰克》等。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

二○○○年,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外地乐队逐渐占领了首都。除了底调和迷离的窦唯、毒辣和不恭的“诱导社”、越来越黑人化的崔健、正在成熟和研嗦之间挣扎的“爻释·子曰”、温情而暧昧的电子乐队“超级市场”,北京最好的摇滚(包括其他新音乐)乐队中间,几乎没有本地土著。“舌头”成为地下摇滚的旗帜和榜样。一场说唱金属的潮流席卷树村、东北旺(外地乐手聚居的地方),重而富于爆发力的形式、批判性的歌词在未来造就了“痛苦的信仰”这样的愤青领袖——他们的代表作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北京兴起锐舞热,DJ带动了一小群人的时尚。“苍蝇”乐队主唱丰江舟成为中国地下电子乐的先驱,他率领更多人投身于激进的电子乐创作。“清醒”、“新裤子”、“花儿”这样的时尚乐队,穿越了尖领衬衣和Lee Cooper牛仔裤的丛林,轰炸并勾引了低龄的大城市中产子弟,他们用摇滚乐的形式推广娱乐文化,并被命名为“北京新声”运动。

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左小祖咒

二○○一年,更多的摇滚乐队发表专辑,京文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成为国内第一大摇滚乐品牌,尽管封面设计大多难看得要死,录音质量也不尽人意,但总算是靠数量和销售手段,在各地的音像店里渗透进去不多的摇滚乐唱片。“NO”乐队主唱左小祖咒开始以个人名义发展,并在大陆、台湾同时发表新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从疯狂的噪音摇滚转变为另类抒情歌手。前“鲍家街43号”乐队主唱汪峰和前摇滚歌手郑钧也成功进入主流,前者越来越好听,而后者恰好相反,但同样受到欢迎,这充分说明了资本的厉害——大公司的原则就是,名利双收并不断滚动。随着资讯突破封锁、新青年长大成人,中国大陆几乎出现了所有形式的当代音乐;“地下”概念逐渐清晰,它意味着一种自成天地的亚社会体系,和对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对峙。独立厂牌蔚然成风,并通过有限的渠道传播着这些奇怪的、小众的、实验的(当然也有摇滚的)自制唱片。

二○○二年,中国摇滚乐在商业和愤怒之间继续寻找着平衡,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和大众沟通的愿望,但更多的人则在坚持作品纯洁性的同时,调整着姿态——事实上,没有一个乐队因为雪山音乐节是政府主办的、有流行歌星参加的、破坏环境的、拒绝了基层摇滚乐迷的活动而放弃参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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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听说了伍德斯托克,中国摇滚乐迷就没有停止对集体狂欢的向往,仿佛只有举办一次音乐节,才能证明我们有了对摇滚乐的共同享受和对自由快乐的共同追求;当然反过来,各种音乐节的失败,也的确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弱小。好大喜功的怪癖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大戏院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同样毁掉了大连乐舞节和昆明现代音乐节——一般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两个活动,因为它们太失败了。北京的“喜力节拍”倒是成功,不过主要是流行乐队和当代爵士。

二○○二年,摇滚乐的音乐节终于被媒体盯上。先是五月的第三届迷笛音乐节,然后是八月的“点亮长城”和雪山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在北京香山附近的迷笛音乐学校举办,免费,三天,五十一支乐队,有六千到八千人次观众;“点亮长城”备受关注是因为操作成功,有大牌乐队和著名DJ参加,又延续了长城锐舞活动的传统,但实际上只有不到四百人参加了这次持续二十四小时、票价二百到三百元的活动;至于沸沸扬扬的雪山音乐节,门票二百八十元,两天,大约二十二支摇滚乐队,外带雪山风景和流行歌手献演,据《三联生活周刊》说,有不到一万人次参加,大约二千人购票。

如果做一比较,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迷笛音乐节花了迷笛学校四万元成本,赔了,但学校每年做这个音乐节都不是为了赚钱。“点亮长城”当然赚了,因为投资小、操作容易、票价高。只有雪山音乐节赔得很惨,不知道是谁预计了二到三万人的门票,结果被现实扇了耳光,要不是崔健保证了乐队和音响的质量,恐怕会被骂得更惨。考虑到和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怪事,例如十三不靠的演出阵容和漏水的帐篷,就很容易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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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音乐节是成功的,因为它集中了北京乃至各地的摇滚乐迷,集中了热爱体制外生活的文艺青年,也通过三天的聚会,让这种文化得到鼓舞和传播。虽然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被承认也不被报道,但他们繁殖的速度却如此惊人,以至于已经遍布全国,潜行于古怪的唱片店、书店和酒吧,通过网络、独立杂志和各种活动联成了一个小世界。他们也让“迷笛2002”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节。

“点亮长城”是成功的,因为它赚到了钱。在摇滚乐没有演出市场的情况下,策划人在老外和资深玩家那里找到了利润,这就和其他买卖一样,想赚所有人的钱是不可能的,摇滚乐作为商业项目,也需要定位,需要稳准狠的销售策略。如果乐队有一定号召力、活动足够娱乐性、宣传做得专业、品质有所保障,那么即使从小众开始,摇滚乐和新音乐也并不是注定要穷下去的。

雪山音乐节也是成功的,因为它煽动了太多的媒体,让公众近十年来第一次面对关于摇滚乐的报道。它同样强硬地把地下乐队推上舞台,让它们遭受多数人的冷漠和少数人的关注,并从此扩大影响。它尤其让不同的观众站在同一个舞台下面,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场面,虽说没有音乐节的集体气氛,但却在分化的人群间建立了沟通的可能。崔健的固执,让摇滚乐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和它的敌人一起竞争、分享冰雹和阳光。

摇滚乐当然是集体的事情,而音乐节,本该是同类人聚会狂欢、商人赚钱而乐队扬名的大活动。像美国奥斯丁这样的地方,每年有数千场演出,其中就包括“冷血动物”和“脑浊”参加过的春季音乐节,音乐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跟中国相比,在丹麦、荷兰这样的小国,一个音乐节有几万人参加是家常便饭。很多人以参加音乐节为生活方式,打工挣够钱就背上帐篷周游世界,在不同的音乐节之间浪游。音乐节已经是当代青年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没有伍德斯托克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青年文化。

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舌头”乐队,1997年成立于新疆乌鲁木齐。1998年,在北京接受崔健邀请,与崔健“子曰”同台演出。此后备受媒体关注,被评为“中国现场最好的乐队”和“中国摇滚乐新生代的代表之一”。

“让我们一起飞吧。”“舌头”乐队在雪山音乐节上如是说,意思是,你可以加入这个正在超越现实的行动,你可以暂时或永远地抛弃枷锁,你可以做一个你一直都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毫无理由地相互信任着,一起超越。

摇滚乐让人们激动,这是真的,但在中国,它主要还是让人们通过想像来激动。人们并不真的了解摇滚乐,也不见得愿意去了解——对别的事情也一样,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我们已经适应了被谎言和垃圾食品所养殖的生活——人们愿意阅读摇滚乐报道和评论,也愿意在网络上参加中国摇滚向何处去的讨论,但要改变自己的审美、品位、习惯和生活态度,那又谈何容易。

而这,就是中国摇滚乐仍然保持了罕见的愤怒、原始的冲动的一个主要原因。等公众不再叶公好龙,也开始把摇滚乐当作日常娱乐方式的时候,这种单纯的情感,也就越来越稀有了。这个矛盾是永远不会被平衡的,摇滚乐因此艰辛、危险,也因此充满奇迹。

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图为“脑浊乐队”在二○○二年迷笛音乐节上。(本文作者提供)

让我们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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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来到新世纪-激流网(作者: 颜峻,原载《读书》2003年1期 。责任编辑: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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