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应当解决如何把各个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组成一个共同政党的问题。

有一种方案主张按民族来组织工人,就是说,有几个民族就有几个政党。这个方案被社会民主党否决了。实践表明,把同一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所有无产者应当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

总之,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条:

(甲)承认各民族有分离权;

(乙)留在同一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

(丙)为少数民族制定特别的法律以保障它们的自由发展;

(丁)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组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月代表会议)》(1917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51—52 页。


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把巴枯宁的学说改头换面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

至于鲍成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

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 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而更加顽强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了。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分裂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运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的民族细流。

奥国,“民族自治”的故乡,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惨痛的例证。奥国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 1897 年(党的维表大姆堡代表大会)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会(1899 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的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日耳曼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国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这就令人耽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日耳曼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局时和捷克族资本家一起反对日耳曼族工人。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325—326 页。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工贼行为,社会民主党内的精神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主义的结果。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国际主义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团结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团结成统一的党,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355 页。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阿尔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正轨,那末,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自己的别族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主义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独存的精神。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末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阔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356—358 页。


在同专制制度、同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成为统一的、集中的和战斗的组织,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依靠由于经常共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建立各行其事的组织,不应当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政党而削弱自己进攻的力量,不应当散播隔膜和分散,然后又用声名狼藉的“联邦制”的膏药来医治自己故意造成的疾病。

列宁:《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1903 年 2 月 15 日),《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02 页。


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愈疯狂地企图镇压或分裂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分裂,这两种方法正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中经常地运用着,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而采取那种方法。在俄国,特别在 1905 年以后,当最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地看到单靠使用暴力没有指望的时候,各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与集团就越发经常地宣传各种各

样的能够削弱工人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用这种方法来分化工人。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实行分裂。觉悟的工人正用全副力量反击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论是粗暴的、暴力的、黑帮的民族主义,还是鼓吹各民族平等同时又要……按民族分裂工人事业、分裂工人组织、分裂工人运动的最精致的民族主义。觉悟的工人正在执行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一九一三年夏天)一次会议的决议,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同,不但坚持各种民族和各种语言必须有最完全、最一贯、最彻底的平等,而且还坚持各个民族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融合起来。

列宁:《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1914 年 5 月 10 日),《列宁全集》第20 卷第 287 页。


觉悟的工人已经懂得,“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是教权派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管他们所指的文化是大俄罗斯的,乌克兰的,犹太的,波兰的,格鲁吉亚的,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当民族还没有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可以作为向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进行斗争的统一而完整的口号的。但是后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燃烧起来了。“统一的”民族分裂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只有教权派或资产者才会谈论一般民族文化。劳动群众只会谈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国际)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标志着各民族之间完全的、真正的、真实的平等,才标志着民族压迫的消除和民主的实现。只有把一切工人组织中的各民族工人团结和融合起来,向资本进行斗争,才能“解决民族同题”。

列宁:《尼康主教是怎样维护乌克兰人的?》(1913 年 9 月 13 日)。《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80 一 381 页。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语言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争吵不休,而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都无条件地团结起来,并且完:全汇合在一起,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民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资本(它已经成为国际资本,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保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1913 年 9 月 6 日),《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55—356 页。


已经开始的革命高潮,群众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街头示威游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众的公开革命斗争,都将有助于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不分民族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和溶合,从而加强对压迫俄国各民族的沙皇制度的冲击,加强反对联合起来的俄国各族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的通报和决议》(1913 年 2 月),《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458 页。

我记得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中间呈现出一片兄弟般团结的景象,当时阿尔明尼亚工人、格鲁吉亚工人、阿捷尔拜疆工人和俄罗斯工人兄弟般地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而现在,当我到达梯弗里斯之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间过去的那种团结已经没有了。民族主义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增长了,对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绪加深了:反阿尔明尼亚的、反鞑靼的、反格鲁吉亚的、反俄罗斯的和其他种种民族主义现在极其盛行。旧的兄弟般的信任的关系破裂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削弱了。显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政府(孟什维克)、阿捷尔拜疆民族主义政府(木沙瓦特党人)和阿尔明尼亚民族主义政府(达什纳克党人)存在三年之久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民族主义政府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向劳动者灌输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致民族主义的仇视气氛包围住了这些小国中的每个国家,使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得不到俄罗斯的粮食和阿捷尔拜疆的石油,使阿捷尔拜疆和俄罗斯得不到经过巴土姆运来的商品。至于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的战争)和互相残杀(阿尔明尼亚和鞑靼的互相残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民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毒素的环境里,原有的国际主义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意识遭到了民族主义毒素的侵害,这是不足为怪的。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残余在工人中间还没有被铲除,这种情况(民族主义)就成了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活动方面联合起来的极大障碍。我已经说过,没有这种联合,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当前的任务就是: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恢复孟什维克民族主义政府出现以前原有的那种兄弟般的国际主义关系,从而造成一种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得以联合起来并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得以恢复所必需的相互信任的健康气氛。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1921 年 7 月),《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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