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绝不会想到,庚子鼠年的这个春节会是如此焦虑且悲壮。线上炽热,线下安静。整个民族又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时刻。

即使在这个真假善恶齐飞的非常时刻,有些日常的、线下的刚需也依然存在。比如家政。以下,是三位家政大姐的春节返工故事。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疫情下家政女工的返乡与回城-激流网本文照片均由鸿雁之家提供

眼镜口罩手套都准备好了

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二,程大姐一大早就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北京飘雪的小视频。她刚从四川回到北京返工。距离1月18日回家,在老家她只住了不到三周。

回京的一路上,“眼镜口罩手套都准备好了,我也不吃饭不跟人说话”。

听得出她对疫情发展还是有些恐慌。

“但越早走还好一点,越晚走人越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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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5、96年,程大姐就辞别家乡北上打工,中间她回乡生养过孩子,也南下广东打过工,但“因为适应不了那边太热的气候”,又辗转回到了北京。

节前,她有两份小时工工作,上午下午各一家,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忙到晚上八点半,虽然辛苦但相对稳定。

但这个春节,在她还没返京时,疫情就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让她丢掉了一份工作。

“下午这家是做旅游业的。他们告诉我,(因为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就先不用人了;再需要人(家政服务人员),至少也要半年以后了。”

因为疫情,以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为代表的线下行业受到直接波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或将面临暂时无工可做或收入减少的困境。

与此同时,为防控疫情,全国范围内有些地区已提倡“适当减少家政消费”。

谈及这些,程大姐只是有些无奈地说:“(有)影响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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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大姐的家政职业生涯中,最让她骄傲的,是做育儿嫂的时光。

“我把五个小孩带上了幼儿园!”她脱口而出:“现在最小的都十一二岁了!”

眼下,程大姐骨子里也依然还是想要工作的。她还想靠自己的双手做些什么,她也还有一些家庭负担。

2016年,她的丈夫不幸去世。靠着坚强和勤劳,她独自抚养大儿子,还在前年回老家买了新房。现在,程大姐的儿子长大了,但还需要赚一些新房装修的钱。

失去了一份小时工工作,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份收入。非常时期,无处可怨,再想上新一份工,也并不容易。

“服务行业,就是(只在)用你的时候给工资。”

想早日还乡陪爸妈

家在四川的刘大姐说,她最近的户外放风,也顶多是“在老家新修的水泥路上走走”。

她已经给自己买好了2月6日回京的火车票,不是高铁也不是快车,一共要在卧铺车厢里度过24个小时。

“快车是18个小时到,但没卧铺。我觉得卧铺车厢人员走动少,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

刘大姐今年刚过五十,1997年她来到北京,之后断断续续离京又回来,转眼就是二十多年。

赶在疫情爆发前,刘大姐从北京返回家乡准备过年。当时,她在北京的两户人家做小时工,“一家是老外,一家是外交官,他们对我都挺好”。

短短半个月,一场疫情,让原本稳妥的工作内容开始生变。

“老外”家计划着离开中国,还说“很多东西想留给她”;“外交官”家问她能否按时回甚至是早回来工作,家里确实缺人手。

于是,刘大姐决定早些返京,即便一路上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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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做家政有何感触,刘大姐思寻片刻说:“做家政就是最低级的(工作),其实很不容易。”

接着她举起了例子:

“年轻时没感觉,干活儿不用手套,有的住户还只能用冷水,也没想到可能得上风湿。我从去年开始爆发,手关节变形变大,手指僵硬,我才开始买手套,干活儿时也尽量用热水。现在的雇主,我用热水他们也不管。”

刘大姐也想过不做家政了,或许可以做做保洁?但那“还是要碰水”。其他的工作,她也是想不到:在茫茫大城市的人海中,自己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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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靠着她与丈夫在外的辛勤打拼,他们在老家镇上买了房,基本还清了债,儿子也长大了,经济负担减轻不少。

多年的辛劳开始逐渐得到回报。刘大姐也想回家了。看着父母日渐年迈,需要人照顾,她想着等把房子装修的钱还清,就真的不再做家政了。

并且,她还想好了回去做什么。“挨着中学换套房子,卖小吃,挣个日常的钱就好”。

她想住在靠自己打拼多年挣来的镇上新房里,多陪陪爸妈,追回年轻时那些没能抓住的家庭时光。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十多年前,接到孩子从老家内蒙古打来的电话时,远在北京打工的何大姐经常哽咽。

“那时家中日子特别艰难,孩子电话里一要钱,我就哽咽。家长会我也到不了……”

那些年,何大姐做过许多种工作。丈夫残疾,孩子还小,家庭的重担让她不得不一直在城市里工作下去。

眼下,她选择了提供居家家政服务,也就是在户主家从周一“住”到周五。

有些家政服务人员不大愿意选择住家服务,因为潜意识里会是24小时待命的精神状态,比较劳心劳神,并且难得自由。但何大姐不大介意。

她说:“我这个年龄,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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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家政服务人员招聘信息里,35—45岁年龄段是最受欢迎的。何大姐已经过了45岁,因此格外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

在疫情仍在蔓延的当下,城市家庭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依然存在。

“他家(户主)缺人手,让我这两天就过去。”何大姐说,“问了我有无离开北京,我说没有。”

这个春节,她和女儿在北京一起度过。女儿也在北京打工,最近嚷嚷着想回老家发展。

何大姐也不是没想过回老家安度晚年,但她至今都还找不到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

“回去基本上没有养老保险……回去干啥都要投钱,借钱不好借,跟银行贷款吧又没抵押,投不起。”

“想回去没法办,不想回也没法办。你说回家能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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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家乡,扎不下根的城市,加之年龄越来越大,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何大姐选择了活好当下,珍惜工作,及时返工。毕竟,疫情过后,一切依然照旧。

以她为代表的整个中年家政服务人员群体的晚年困境,也依然值得在春暖花开、疫情驱散后被审视与关注。

她们曾为城市做出过看似微小但却关键性的贡献,值得在退休后得到来自社会的助力与尊重。

(感谢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及家政工姐妹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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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疫情下家政女工的返乡与回城-激流网(作者:高欣。来源:尖椒部落。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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