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2016年曾向公众夸下海口：“疫情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仅需4小时，织起快速捕获疫情的‘天罗地网’。”李主任口中疫情防控速度不可谓不快。19年12月1日，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出现。按照卫计委李主任的速度，在这位病人确诊后的4小时疾控中心就已接报，李主任们应该就忙着对疫情展开天罗地网了。
然而直到12月31日，卫健委派出的各位专家们才姗姗抵达武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发布疫情，各部门联合行动遏制疫情尚且不晚。可专家们却不是忙着制定疫情防控方案，而是忙着搞研究，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各部门不是忙着发表疫情信息，合理控制疫情传播，而是忙着训诫李文亮，忙着大搞旅游节、万家宴。疫情如火，大火迅速蔓延却还在制止救火的人，却还在观察、研究写论文。让人忿然！李主任们防疫不快，写论文，搞维稳速度惊人。
原因为何？默默无闻的搞好防疫工作，虽也是一件好事，但对各地地方官僚来说却算不得什么政绩，对各位教授来说也评不上什么职称。而大力维稳，发展经济却是未来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的资本；发表论文，却是日后升职加薪的重要指标。疫情固然是可怕，但各级官僚们的侥幸心理、政绩欲、权力欲不是更可怕吗？
1949年，革命先辈们缔造了崭新的共和国。秉持着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立了指导我们卫生事业的方针：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的全部卫生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965年，毛主席了解到全国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此我们建立了县医院—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赤脚医生农村三级医疗体系。赤脚医生联同各生产小组的健康助手通过水源管理和人类排泄物的处理(包括堆肥)、水井、厕所、马厩、烹饪区、和当地环境的改善，以及通过减少死水、喷洒杀虫剂和其他措施控制苍蝇、跳蚤、和蚊子等相关疾病。并且积极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大规模接种疫苗。一旦出现疫情，就可以迅速有效的依靠集体的力量控制疫情，由于人人参与，人们的卫生防疫意识也大幅度提高了。同时中医可以花最少的钱，治疗许多疾病，为集体减少了负担。
在这样的努力下我国的人均寿命增长了32岁，比全球早20年消灭天花，性病消失了，肺结核患病率从解放前的1750例/10万人下降到下降到1979年的717例/10万人，到七十年代几乎没有新增病例。
改革开放之后，赤脚医生和所依存的集体不复存在，农村又回到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状态，再难以组织大规模群众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也专心于农业生产，或者迁居城市。城乡医疗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在以盈利为导向的医疗体系下，医疗防疫不再以预防为主，而是以治疗为主，因为花费大量精力进行预防并无利可图，而在治疗阶段则可以获取大量利益。治病救人的医生，成了唯利是图的医疗商贩，医患关系也愈加紧张，金钱关系取代了一切，包括医生的道德和良心。改开之后，早已消灭的性病回来了，甚至被恶意传播着，每年新增肺结核患者100多万，仅次于印度，局世界第二位。
需要承认的是，面对这样的状况政府也做了许多努力。农村大力推行新农合政策，城市医保覆盖率也逐年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在防疫方面则主要依靠防疫部门的纵向干预，如推广接种疫苗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就好比打断一条腿，再给一根拐棍，无论这根拐棍多么高级，也比不上一条好腿。前三十年医疗防疫体系所依靠的集体就是腿，集体不复存在，一切事情，包括卫生防疫都成了群众自己的事情。无论各种医保再怎么完善，个体始终是脆弱和无力的。
一公一私。改开前后医疗防疫体系对比是如此的明显，而以私有化为导向的医疗防疫的弊端在新冠肺炎之下更是暴露无遗。卫生防疫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只有为了集体，依靠集体，人人参与，才能够在疫情发生时有条不紊，科学有效的控制疫情。而仅仅依靠少数专家和部门，把卫生防疫事业当成少数私人的事情是办不好的，并且出于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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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平。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