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1871年5月28日,在经过最顽强的抵抗之后,巴黎东部工人区的巷战结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失败了。未能建立工农联盟是巴黎公社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着力阐发了革命前法国小农的经济状况、政治倾向、思想观念和心理心态,作者认为,当时的法国农民阶级仍是保守的,它成为法国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场革命没有得到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不仅要从公社政策措施的失误中寻我原因,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农民本身。而马克思认为,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工人阶级同样对农民存在着错觉与偏见。而这种错觉和偏见一定会被统治者放大并利用。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只坚持了72天,就被梯也尔政权扼杀在血泊里。和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一样,这一次法国农民也没有响应和支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公社领导人认识偏差和政策措施失误以外,革命中未建立起工农联盟是致使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联盟建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本身。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经济迅速发展,完成了工业革命,最终实现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步入了现代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从整体上看,其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还是不充分的。其一,在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占优势。自16世纪形成的金融资本占优势的传统根深蒂固。银行发展速度快、集中程度高;借贷业务发达,金融家始终是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其二,在工业生产中小企业占优势。到1872年全国平均每个企业雇佣工人只有2.9人,即使在工业集中的巴黎,也不过为4人;资本主义化较差的生产方式与使用蒸汽机的大工厂长期并存。其三,由于像英国这样典型的工业革命方式即以完全剥夺农民和毁灭农村而结束,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已不再重演,法国农村的小农数量一直保持着绝对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农业仍占很大比重。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说,在1860—1910年这半个世纪内,西方比较大的国家中只有法国依然主要是个农业国。直到1866年,全国仍有6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1]资本主义大农业虽有所发展,但小生产在农村中优势十分明显。假如把拥有5公顷以下土地的人算成小农,拥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人算成大农的话,据1862年统计,大农户有154167户,占农户总数的4.77%,而小农户却有1815558户,占农户总数的56.3%。[2]这种经济发展的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称之为“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3]

那么,像法国这样类型的国家,究竟能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明确指出:它“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1789年的革命”。18世纪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的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是法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其进程中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问题在于,如何解释革命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时说:必须“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如果不这样做,“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4]显而易见,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革命的同盟军,这是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工农联盟成为革命最重要的物质基础。19世纪是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什么其起义或革命总是孤立无援,农村总是没有足够的反响,农民大多袖手旁观呢?我们认为,农村的革命或者稳定决非偶然因素所能支配的。法国是19世纪小农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如果遵循其历史发展轨迹,发掘其小农独特的个性,不难发现他们经济状况、政治态度、思想观念、心理心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法国的农奴制度自12世纪以后就开始瓦解。至17世纪时,绝大多数农民已由赎买获得了人身自由。根据“解放特许状”的文件,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原份地改为永佃田由农民继续耕种;农民则要按年缴纳数额固定的货币贡赋。这类土地虽仍有各种条件制约,其在法律上还属领主,但永不收回,故实际由农民世袭使用。农民可以传代,甚至可以抵押、出租或出售。这是一种农民土地占有制。领主的另一类土地称之租地,即以租佃的形式出租给农民耕种,领主按租约收取地租,农民已不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

尽管有些不同看法,但史学界多数人认为农民的封建义务是沉重的。永佃田的年贡为收成的1/3;租地租金则是收成的1/2。同时,农民还须向国家交纳国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负担领主的各种勒索。贵族狩猎行乐就给农民造成损失每年一千万俚佛尔。[5]18世纪,种种横征暴敛,抽去了农民收人的70%到85%,贵族领主剥削穷凶极恶,无孔不入,象许多粗大的绳索紧紧束缚着乡村生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不少领主将直接领地出卖了。买主中除了商人、资产者之外,还有富裕农民。这使农民土地占有制得以发展。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全国耕地面积中的比例:农民土地占1/3强,资产阶级地产占1/4弱;贵族地产为1/4强,教会土地为1/10,公社土地为5%。[6]应该看到,其中60—70%农民占地不到5公顷。

法国大革命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彻底废除了封建义务,比较民主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原先的永佃农真正成为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从而使法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诺尔郡为例。1789—1802年,农民占有土地从30%升至42;资产阶级的从16%升至28%;贵族的22%下降到12%;教会的20%降至0。[7]到第一帝国,拿破仑颁布《民法典》,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制。因此,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农民是十分有利的,广大农民从当时的革命环境中所得到的“比人们当初所承认的还多”;否则,就难以理解农民为什么在革命中与资产阶级结盟,平息国内王党叛乱和反抗外国武装干涉,使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到了顶点。而另一方面,由于《民法典》废除了长子继承权,确立了每个继承者之间同等分配遗产的权利,这部法典像压碎机一样把土地压得更加零碎了。这样,大革命虽造成了地产的转移,农民整体占有土地看起来也不少,但法国农民人数众多,每个农民占有量实际还是少得可怜,无地农民也非常多。这一庞大的小农阶层的经济景况还是不稳定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淡经营,加之要承担多种租税,实难以维持生计,不能不依靠抵押借贷。法国小农这种两重性,使其对19世纪法国社会的影响,既复杂又深刻。

复辟王朝时期,法国农村的状况与前比较变化不大,农民土地大部分是小块,小农承受多种剥削。七月王朝时期,农业进步明显,但发展不平衡。大多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仍占统治地位。农业机械十分少见,土地休耕仍很普遍,劳动生产率低。小农也每况日下,许多人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他们为抓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不得不四处借贷,并以自己土地作为抵押。当时农民以土地作抵押债务已达80亿法郎。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小农的状况仍很糟糕。农村收成时好时坏,高利贷剥削严重;土地分散更严重,小农拥有的小块土地面积很小,农民的赋税负担沉重,抵押债务仍在增多。常话说,“穷则思变,要变,就要革命”。然而,当1848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要求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时,农民同无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很快被卡芬雅克镇压。究其原因,与资产阶级处心积虑离间工农不无联系。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的临时政府在3月16日颁布法令,规定对农民所缴纳的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4种直接税每法郎增收45生丁的附加税(L' additien de 45c)。由于土地所有权不断被分割,当时法国土地所有者约700万,45生丁税是他们的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因而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抗。而共和国欺骗农民45生丁税是为了养活“国家工厂”的工人、为了使工人们能搞“社会主义”,这样,农民对共和国、对工人阶级仇恨的种子埋下了。“六月起义”中,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严重对立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决非深层的根源。大革命结束后,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分化与破产。然而,小农显然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性认识,他们向往得到第一帝国那样比较富裕的生活;在农村,对拿破仑一世的怀念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头脑中。当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到处发表言论,对农民许下诱人的诺言,保证“减轻赋税”、“保护小土地私有制”,以“消灭贫困”。使广大小农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出现扭曲。一首有趣的歌谣在农村中广为流传,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希望一个好人,那就选举路易·拿破仑”。[8]恩格斯在法国卢瓦尔和布尔戈尼的农村到处目睹茅屋中挂着拿破仑的画像。这样1848年共和党总统选举,在竞选的6名候选人中,波拿巴大获全胜得74%的选票。1851年12月波拿巴发动政变成功,公民投票批准了政变,广大小农支持波拿巴。本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负债累累、朝不保夕的小农理应行动起来反抗、斗争,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成为法国保守势力的基础。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广大小农的情况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在帝国诞生之际,农业就技术水平而论,仍近似18世纪的状况,农民们使用旧法耕作,农具尚无显著改进。拿破仑三世上台后十分关注农业问题,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不使农民失望的措施:1852年颁布排水法、1858年实施开垦法,农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1860年政府又对各地548个农业促进会予以财政支持,133个农业园艺协会也获政府帮助,发放农业竞赛奖金,对耕作、肉用牲口饲养予以物质奖励;各地还建立农业咨询会,政府每年组织农业统计对农业专门调查;推广有利于农业的化学发明,举办各种讲座,培养农业技师,师范院校开设农业课程,农村中广播农业知识;政府还建立模范农场,给予农村道路津贴,发展交通。这些致使法国农村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首先,农作物的耕作显著改善,脱粒机、收割机、割草机等农业机器使用逐渐广泛,休耕地减少、畜牧业进步大。其次,农业生产显著提高。1852—1862年,法国农产品平均每年增长3.2%,其中1855—1860年每年平均增长率达19世纪的最高峰3.39%,由此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农业市场。人们称第二帝国为“农业的黄金时节。”[9]再次,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法国就业人口中,农民的比例日益下降;农村不再像过去那样人口稠密,往日的贫困逐渐改变。村庄不再都是孤立的生产中心,“普通乡间小道”约5000多条,长10000公里。牛在农村失去耕田作用后,慢慢变成屠宰对象或用以提供奶制品。茅草农舍不但改变了过去低矮式样,屋顶较高,而且有不少地方开始盖起瓦房。农民购置家具、调剂饮食,粮食吃得少了,肉食吃得多了,还饮葡萄酒。如同城市一样,男女青年还跳舞。由此看来,拿破仑三世在相当程度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保护农民所有制,实行某些改革,解决存在的社会贫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第二帝国是农民的帝国。应该看到,拿破仑三世政策的受益者不仅是农村资产者、富农,而且也应包括小农。“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农民”。[10]与第二共和国统治下农村经历众多经济困难相比较,帝国时期的农业处于良好状态,这加深了法国农民对波拿巴家族深度迷信,并对法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因此波拿巴牢牢地控制着农民的选票。以下是1851年12月至1870年5月法国公民投票和普选统计表:[11]

应该指出,小农的投票,不论在普选抑或公民投票中,都成了波拿巴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为了控制选举局势,政府把大城市巧妙地分人与农村相联的选区,导致众多的农民选票压倒较为激进的市民选票。莫里斯·阿居隆指出:“帝国采取与玩弄将顺从的农村各区‘附加’(Surcharges)给城市的办法,以便使城市反对派处于少数”。马赛曾被分成3段,归入3个农村地区。有一位省长在选举时公然表示:“我想派谁进人议会,就派谁去。如果我想让我的手仗当选议员,只要我将它握在身后并到乡村各处散步,它便将一致当选。”[12]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估计巴黎公社革命前形势,就不难看出对帝国的打击主要来自外部,即便在1870年初帝国确实经受了危机,但波拿巴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在全民公决中仍得到了730万票。事实表明:大多数法国人,特别是农民忠诚地投票拥护帝国。由此看来,可以摧毁帝国的内部力量还未成熟。如果波拿巴不急于策动新的对外冒险;如果普军未能在战争中接连取胜,第二帝国瓦解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问题在于“农民阶级中一切己经革命化的成分”如何估计?他接着写道:“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13]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在他看来,19世纪以后,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原来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现在却己变成了使他们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受到资本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这在理论上和历史发展趋势中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上,马克思的估计显然达观了些。波拿巴的统治在农民中确实引起了不满情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革命方面来;而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固守着旧的传统,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波拿巴王朝农民的大多数显然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巴黎公社革命前农民的这种现状决定了公社最后失败的命运。

在19世纪,法国一直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国家。1831年、1834年里昂纺织工起义第一次表明,工人阶级已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1848年革命中巴黎人民“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1871年3月18日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巴黎公社。与沸腾的革命的大城市形成强烈反差,法国的农村出奇的稳定、保守。其根源就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农经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法国“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成的。如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就是说,这种分散的、“袋装马铃薯”式的经济结构不仅很难成为革命的土壤,而且归根到底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4]另一方面,由于法国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长期的历史积淀使小农的个性更具有保守性。其一,根深蒂固的“小块土地”观念。农民们期待和满足于一小块土地。当土地“愈分愈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维持生计时,小农不惜以抵押借贷的方法,来抓住自己的小块土地,保持其形式上的小所有者地位,他们“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和独立感”。[15]由于经济上受抵押债务困扰,其政治上不得不受控于土地贵族、高利贷者。其二,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怀疑、憎恨工人阶级。如前所述,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资产阶级以欺骗、造谣等手段,离间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加之农民强烈的私有欲、生活与世隔绝、缺少文化,目光短浅,所以农民对工人一直没有信任感,更多地是头脑中的错觉、偏见,以致双方长期对立。其三,愈益加深的“拿破仑观念”。广大小农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尽管大革命后,农民的所有权正是资本借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但其对拿破仑的崇拜和迷信程度并未减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阶级的局限。农民对资本主义、对帝国、共和国都缺乏理性认识;第二,如果说,农民在第一帝国确认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那么在第二帝国农民则大大改善了生活景况,“遇上自己最后的好光景”。[16]其四,始终如一的风尚、习俗和信仰。在乔治·桑笔下:农民“他的田野、牧场与土地,这就是他的世界”。法国农民大多数是文盲,他们始终眷恋着一小块土地,而把自己禁锢在那个小天地里,其视野局限于自己的田野、村镇,他们与外地联系甚少,见识不广,心胸狭窄。农村中广大农民信仰天主教,天主教的幽灵一直缠绕着农民的思想,瓦解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如果说资产阶级政府政治上统治着农民,那么教会则在精神上控制着农民。总而言之,当时法国的小农“朝着过去看,他们想维持过去或恢复过去;……他们是借用过去的材料来建造起一个理想国的。在他们的精神状态中,毫无疑问,保守主义和陈腐观念要多于革新的热情。”[17]

以上所论,我们并不为了证明在巴黎公社革命中要建立工农联盟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仅仅想强调当时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困难性和严重性。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做这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公社所处的险恶的军事环境,另一方面出自公社内部主观的因素,农民的工作并没有能够做好。

先从客观环境来看。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三分之一以上国土陷于敌人手中。梯也尔政权已与普鲁士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巴黎革命,巴黎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它与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为了防止外省农民发生拥护巴黎公社的起义,梯也尔政权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把它们包围起来。除了拦截通讯、拆查信件;取谛、没收首都报纸,对其实施思想封锁之外,他们还竭尽全力歪曲3月18日革命的本质和目的,恶意攻击公社的行动,歪曲它的政策。凡尔赛分子恫吓说,革命的巴黎一旦取得胜利,就会剥夺一切人,甚至连最贫穷的小农的土地、房屋和牲畜也要剥夺,以此挑动农民反对巴黎。当时,公社处在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中,要在抗击凡尔赛军队的同时推翻这座谎言的长城难度非常大,因而建立工农联盟客观环境十分险恶。

再从主观原因来看。公社的革命者曾为建立工农联盟作了一些努力。3月18日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告外省居民书,号召外省的城市和乡村仿效巴黎的榜样;公社期间,女记者、社会主义者安德勒·列奥起草了《巴黎公社社员告农村劳动人民书》,强调了公社政策与广大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并提出“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的口号。如果这个文件在农村得到传播,定将受到农民的欢迎。然而,当告农民书用汽球散发时,大部分被凡尔赛军队截获烧毁,农民几乎对这个文件一无所知。

但总的看来,公社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模糊,因而也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来发动农民。在公社存在的72天中,竟然没有开过一次会来专门研究如何发动农民支持公社事业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当然在一些公社会议上讨论过外省形势,也有人建议过必须派代表到外省去工作。但另一种意见却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巴黎的革命分子并不太多,如果再分派到外省去,那就会削弱公社的力量。连瓦尔兰这样的公社革命家也对此不屑一顾,竟说:“没有必要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18]如何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与公社接连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工人和巴黎群众的革命措施形成鲜明对照,直接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法令一个也没有。当时广大小农不动产抵押债务已高达140亿法郎,成为压在其身上的沉重负担。与马克思非常接近的公社委员赛拉叶看到这一问题曾建议公社通过一项废除不动产抵押债务的决议,但未获结果。一直到公社失败,他们也没有制订出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正式纲领。

公社如此不重视农民问题,并犯有一系列错误是与公社的领导层的不正确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公社革命中没有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是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公社是一个自治单位,它的职权不应超出巴黎的市政范围;同时他们反对侵犯私有财产,不可能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布朗基主义者不重视理论,不理解工人与农民的密切联系,根本不懂得农民的觉醒对公社事业的积极影响。新雅各宾主义者则主张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建立一个与帝国相对立的统一的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上,他们对涉及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并不关心。实际上,公社中的许多人也对农民抱有成见。马克思曾经说过,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工人阶级同样对农民存在着错觉与偏见。

鉴于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深刻教训,马克思非常重视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此作了极为深刻的理论阐述。对于巴黎公社革命,他在写《法兰西内战》初稿时曾估计,“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19]当然,公社并没有机会同外省自由交往;但是,本文所做的一些工作似乎能够解释马克思的估计最后为什么没有变成现实的真正原因。

注:

[1] 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第391页。

[2] 朱庭光:《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第8—1l页。

[4][10][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463页、第692页、第448页、第693页。

[5] 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一卷上册,商务印书馆,第22页。

[6] 张芝联:《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1页。

[7] 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6页;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一卷下册第175页。

[8] 孙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63—164页。

[9][11][12][16] 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3页、第58页、第128页。

[15] 托克维克:《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第72页。

[17] 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大出版社,第26页。

[18]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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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小农与巴黎公社的命运-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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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小农与巴黎公社的命运-激流网(作者:宋培基。来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4期。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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