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人物》杂志的长篇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激发了人们对这个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体的强烈共情。人们声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所设置的时间限制，导致骑手屡屡逆行，车祸事件不断。然而，限制接单量保证骑手安全的做法，却引发了骑手的不满，对于骑手而言，不断被压低的单价才是首当其冲的恶劣劳动处境。骑手视角的缺席下，这场讨论中公众舆论与骑手的诉求不断发生错位。而消费者与骑手之间被平台所转嫁的矛盾，以去年武汉某骑手挥刀砍向因前者迟到而不依不饶的消费者为注脚，也无法用消费者的“我愿意多等五分钟”的同情心来解决。外卖骑手不停歇运转的硬币另一面，是写字楼中不断被压缩午休和下班时间的外卖消费者，随着各类平台垂直和水平兼并加速，点外卖的人的真实老板和外卖员背后的雇佣者慢慢变成同一群人……

此前这一场围绕外卖骑手展开的讨论中，外卖骑手这个群体自己的声音几乎是缺席的，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未被深入检视，资本流动的破坏性也隐身在了对算法和技术的挞伐之下……为了解答这些易被忽视却十分关键的问题，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邀请四位研究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不稳定劳动者等问题的青年学者开展了一场圆桌讨论，因篇幅较长且仍在继续，将分成多篇文章陆续刊发，希望在持续关注外卖骑手处境和平台经济动态的同时，探索具有可行性的可能出路。第三篇讨论围绕资本流动的时间与空间展开。在神秘的算法背后，零工经济平台会雇佣大量往往是外包的客服和审核员从事机械化的投诉处理和审核工作，他们是比骑手异化更深也更隐蔽的“幽灵劳工”；外卖骑手适应白领的工作时间进行送餐，白领的休息时间也因为外卖的便利缩短，可以在空间上被打散的外卖零工支撑了在需要实体空间集中工作的白领的再生产，一切都是在为了适应资本的加速生产；从休息到居住，城市空间对外卖骑手也并不友善。

一、幽灵劳工、神秘化的平台与机器人未走完的最后一里路

《澎湃新闻》：跟快递/物流平台比，我有一个观察，就是送快递/物流的送货员，基本上就那么几个人负责这一个社区，很快跟这个社区的邻里就熟悉起来了，会彼此加微信，商量上门时间，搬运大件东西上楼也会商量个价钱，甚至还会有一些人情往来。而外卖就完全不一样，这些平台制造的都是陌生人的关系，甚至电话也只有通过平台打才能打通（会显示一个假的号码），订单结束后，这个号码就废了，而且也很少会重复见到同一个外卖小哥。再加上算法对消费者的偏袒，所以消费者对待外卖骑手也就更机械化而缺乏这种人情关系。

夕岸：是的，平台就是靠这种机制来制造隔离，短期交易下劳工消费者也没有社会信任。目前有个应用叫Dumpling（https://drive.dumpling.us/）就想用这种方式侵蚀Uber和Lyft的市场。按照外卖的逻辑，就是劳工自己设定运费价格，直接和顾客形成长期的关系。但一来这个平台不提供算法匹配，劳工自己一个个找顾客很难，所以最好是先用美团这种平台，送餐时候推销其他平台；二来这是一种基于纯个人创业叙事的零工逻辑，离合作社的思路相去甚远。

前面王靖提到，平台将消费者的评价引入劳动控制过程，使得劳动控制过程不需要管理者了，以节省成本。但其实平台也不是完全没有管理者，只是零工经济平台还会雇佣大量往往是外包的客服和审核员，处理人工投诉、恶意订单和劳工的资料审核。这些人力是比在路上跑的劳工更隐蔽的边缘群体，也是共同压低了平台成本。换言之，平台除了核心匹配算法其他方面都可以用零工，甚至以后算法撰写也可以外包或用AI。

随着各类平台垂直和水平兼并加速，点外卖的人的真实老板和外卖员背后的雇佣者慢慢变成同一群人。

澎湃新闻：这其实双向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加速。剥削送外卖的骑手和剥削点外卖的写字楼白领的用餐时间在这里也是同构的关系。

黄可：很久以前卡斯特就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网络化”的资本主义，得益于实时网络的实现，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控制劳动过程。大资本家进入不同的行业的同时，又隐去了自己，在不同行业里工作的相互关联、也产生矛盾的群体，背后的老板是同一群人。

夕岸：MIT的Nathan Wilmers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产业结构做过一个定量分析，就发现亚马逊这种大的零售商和科技企业的崛起、兼并都大大降低了普通劳动者工资，相比之下公司内部工资的分化反而没那么重要。

黄可：我觉得夕老师提到的这些更加隐形的边缘劳动群体，是在进行机器人目前还仍然无法完成的“最后一里路”，我前段时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机械重复的工作，几乎让人变成了机器人……这些劳工在和机器人“抢工作”的过程中，异化是最深的，这些点击工作让机器越来越像人，而点击的人却越来越像机器人。

夕岸：是的，就是所谓的幽灵劳工。之前美国加州有个声称用自动驾驶的机器人送外卖的公司kiwi robot，结果后来媒体曝光出来它们算法根本不过关，是创始人雇佣了一堆远在拉美的低薪劳工手动在网上看着镜头指导机器人送餐.........

澎湃新闻：这其实也是因为全球南方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资本也就丧失了改进自动化的动力………

夕岸：甚至不一定是其他国家，比如关于美国审核员的研究就发现，不少美国国内的审查员是找不到工作的文科毕业生。

王靖：一群憋屈的（没有劳动关系的）骑手去找一群外包、没有权限的客服（可能也是派遣工）吵架，然后大家都把对方骂的狗血淋头，问题却没有解决，平台是什么，平台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真是现代不稳定劳动用工的一个绝佳展现，一层一层的外包和零工的结果。

澎湃新闻：作为中介的平台和算法就越发神秘化。

黄可：这一点其实回到了雇佣者的问题上，它们的去人格化、神秘化、平台化，或者无论什么化也好，其实变成了未来劳动体制的一个趋势：雇佣者的消失。它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逃避责任的方法，然后这个“中介”在最近的法律判决案例里，和骑手的关系就变成“居间关系”了。

魏劳泉：我想到现在劳动法体系里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是建筑行业的层层分包，到最后分包单位出现欠薪，农民工可以直接跨级找最上游把任务分包出去的总公司要求支付工资。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最底层的分包单位或包工头如果是非法没有注册资质的，那么任何劳动纠纷的责任都可以由上一级的分包单位承担，劳动者可以与上一级单位确定劳动关系，其实就是要找到一个负责的主体。这些规定都是在层出不穷的农民工讨薪的浪潮里诞生的。所以法律关系仍然是现实政治经济关系的一个反映，也是可以通过劳动者的努力改变的。所以我在想即便是所谓的“居间关系”，也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去兜底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这个决心。

王靖：工伤保险也类似，因为建筑工工伤问题太严重、太难搞，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单独帮建筑工搞了一个工伤保险制度，以工程项目为单位交工伤保险，一个工地要开工必须先把工伤保险交了，然后才准开工，“先参保，再开工”。那建筑工不管在什么劳动关系和分包体制下，工伤了都有解决方案。

黄可：现在在建筑工地里施工过程中都是安装全方位的摄像头，大家就在摄像头下工作，无论是有没有来上工（涉及发工资），还是工伤（究竟算不算工伤）这类的问题，摄像头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政府的介入，因为建筑行业的劳动纠纷实在太过于复杂，而且发生率很高。

夕岸：劳工太弱势了，弱势到希望自己被上级更多监控才可以获得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反向监控的平台?

魏劳泉：太有道理了，我们为什么没有监控机构和老板的平台。

夕岸： 我之前读到过一篇巴尔的摩反向监控警察的论文，但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语境的案例。记得黄可提过骑手和司机等在群里互相通报警察位置，其实已经是雏形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升级？

黄可：好像还有点不太一样，骑手进行的是日常抗争，而且大多数都是隐性抗争，骑手会通风报信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是违反了交通规则，当然交警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也是他们需要反抗的原因。进群通报的这个形式目前来看是有效的，但是它没有一个升级的动力……

王靖：很多骑手都加入了一些本地骑手群，群功能主要就是相互通报哪里在抓电动车，让其他人避开。我感觉现在他们的实践更像是“弱者的武器”（weapon of the weak）。

广州、深圳这边不允许某一类电动车在街上行驶，延续禁摩、抓五类车这种运动。骑手的电动车为了续航等实用功能，常常在被禁的范围内。不同城市可能有一些具体政策的不一样。

澎湃新闻：骑手群里除了互相通报交警的位置外，还有什么日常的“弱者武器”式的行为吗？

黄可：我觉得很难区分弱者的反抗和孙萍所说的“逆算法”，其实在田野里可以发现，骑手之间为了更快送单，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默契，互相换单、等电梯时陌生骑手重新分配单子等等。

二、时间套利与空间套利

澎湃新闻：陈玉萍、孙萍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时间套利”的概念（相对于跨国公司利用地区间劳动力成本差异重组生产结构的“劳动套利”行为），探讨了随选服务（on-demand service）平台在迎合了城市中产对高效、可控服务的需求的同时，剥夺了来自底层的、农村的外卖员组织和控制自己劳动时间的权利，使得他们的劳动时间碎片化，而在微观上外卖员也可以通过相互帮助、跑“副业”等方式进行有限的反抗。这是不是理解零工工人困境的一种新的思路？

黄可：时间在外卖行业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在高峰时间，骑手们逆行、闯红灯、把电动车骑上机动车道，就是为了节约每一秒钟，超时即意味着可能出现的差评、罚款。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在非忙时段，骑手们在一些他们约定俗成的休息地点聚集“等单”，经常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等来一个订单……根据我们和老骑手（在外卖行业已经工作了两三年及以上的骑手）的访谈，他们对时间的感知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就是要达到一个期待的收入水平，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但是在工作过程中，每一单的配送时间却是越来越短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骑手群体的壮大，平台的运力充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过剩），单价也就随之下跌，要到达期待的收入，就要跑更多的单；另一方面是因为，午晚高峰时间基本是不变的，一个骑手在高峰时间能送的单子在“熟练”之后很快达到上限，而非高峰时段，由于骑手变多了，单位时间内人均可送的单子就少了，骑手只能通过延长自己的在线时间，才能等待足够多的单子。那这样延长上线时间的后果，就是个人/闲暇时间几乎完全消失……不是模糊了个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而是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时间。

魏劳泉：但是如果是众包骑手，骑手在外卖之外还可以选择别的职业，会不会反而产生一种可以更自由的组织劳动时间的主观感受？

黄可：是这样的没错。选择众包的骑手在自我时间的掌握上要比全职或者专送骑手自由得多，他们一般在完成既定的目标（达到多少配送费）之后，就会下线。而经验丰富的众包骑手，可能只在某些时段送某种类型的单，我采访的骑手中，这样的骑手他们几乎都从下午开始送单，上午的时间一般是自由的（但不见得会去兼职其他工作），如果某天有其他的安排，也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上班。但是年轻的众包骑手有时候就容易走向我们前面提到的“三和大神”的模式，上一天班吃三天，有需要钱的时候再跑单。

王靖：我觉得从时间这个角度思考是很有启发的，也需要更多讨论。我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只是对于里面的劳动者和（中产）消费者之间的对比有一点小疑问，时间套利的受益者是谁？消费者，或者说中产消费者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吗？谁是时间套利的主要推动者？

魏劳泉：时间套利现象也不是平台资本主义带来的新问题，好像零工都符合这个理论，比如白领家庭雇主雇佣临时的家政工，中介就在时间套利？只是平台把这个问题加剧了？

夕岸：同意，平台只是可以有效让顾客和劳工的时间错开，让后者的时间去适应前者的。但后者也不一定都只有破碎的时间，也许每天工作的时间还是很稳定的，但一定不是传统的作息，比如我遇到不少稳定通宵直播陪练的游戏劳工……

澎湃新闻：其实又回到了前面的，是外卖骑手适应消费者，还是二者都在更好地适应资本的加速生产？毕竟写字楼白领的传统节奏，也被外卖平台的出现所改变了。

黄可：我觉得不是谁适应谁的问题，因为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下，好像是平台骑手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时间，而白领也有一套自己的时间表？白领中午休息多长时间、晚上几点下班，不是外卖平台的出现改变了它的节奏，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的。更像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表错开之后，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时间表的感觉。但是这里可能有互相推动，因为外卖的兴起，白领午休时间可能变得更短了……就像每个时间空格都需要有人填充进去，但是对于骑手来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很固定，吃饭休息时间也固定，只是和我们理解的“正常的时间作息”不一样。

夕岸：同意。我隐约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个空间套利的问题，就是时间套利能够完成，本质上是因为科技金融这种工作看似可以远程进行，其实是需要大量人口在实体办公室完成才是效率最高的，因为基本都是大项目需要团队合作。但是零工就不是，零工在时间空间上可以被彻底打散，不需要大群体的合作，这就导致资本希望把白领劳工圈养在同时同地的办公楼一起剥削，让剩下零散的人为这个集中剥削体系服务？

关于白领工作需要实体空间也已经很多研究了。我自己访谈的科技劳工就有很多人希望疫情后赶紧回到办公室，还有像wework这种共享工作空间其实也是适应了白领对线下实体办公场所的需求。

魏劳泉：感觉“时间套利”这个概念根本的核心就是说与其让白领出去吃饭，不如让外卖员来送餐，这样相比白领出去吃饭浪费两个小时的工资，支付给外卖员送餐的半个小时的工资要低得多，而资本就是赚这个差价。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好像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是新的现象，而且像夕岸说的背后是空间套利，其实没有区域发展差异，城乡差异，也没法做这种时间套利。

澎湃新闻：的确，“空间套利”这个概念很重要，它带出外卖行业与城市空间的密切关系。很多关于外卖员的新闻都围绕着交通事故、等电梯和小区保安的矛盾等等，这说明现有的城市空间对外卖骑手并不友好。另一方面，外卖需求的旺盛也和菜市场、便宜实惠的小餐馆等地段经济带的减少相关联，进一步加快土地的开发与升值，也让小生意从业者不得不加入到零工经济大军之中。

王靖：如果换另一个角度看，不是零工为白领服务，而是大家都为资本服务？在任何领域里，资本都想最大限度地灵活化、零散化，只是主客观条件允不允许的问题。如果允许，白领行业也都在逐渐零散化。

夕岸：这个目前学界也有一些争议，像Alex J Wood年初出版的Despotism on Demand里就认为，资本还是面临控制、灵活的两难，虽然可以间接控制，但零工比正式工还是更难管控，所以更好的模式是对正式工加强柔性控制而不是全部外包推卸责任，但这点也有争议。

王靖：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企业在劳动力上总是面临make or buy的抉择，是自己雇了自己培养，还是在外面买，外包这样。那flexibility 要分两个层次，一层是functional flexibility, 企业要掌握比较核心的竞争力，所以在一些核心的功能上，要着重功能的实现，比如核心算法还是自己的程序员搞出来好，而另一个层次是numeric flexibility，这里就是那些非核心的劳动力，最好是容易得到、容易裁掉、成本越低越好，外包各种方法都用上。

黄可：我更认同大家都是为资本服务的观点。白领群体团队合作，需要完整的时间和固定的空间可能没错，但是零工保证了白领这种工作（目前资本还没有想到实现零工化的方案）实现的可能性，到底还是共同为资本创造利润……所以说到底，还是一种宏观上的劳动分工，需要白领工作，就需要有人（零工）来帮助实现白领的再生产。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外卖平台这种工作需要各种融资，但是仍然在做大做强，因为资本需要这个环节的运行。

王靖：我想可以这样理解“时间套利”，从整体看，整个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下，不同劳动被赋予了不同的市场价值，然后让那些高收入的劳动者购买更廉价的服务，这样劳动者成了消费者（高收入者是更有价值的消费者），这样整个市场才能运转起来。时间、空间都成了可以套利的点。我感觉这个视角于宏观上理解很有益处，只是放到具体的行业里，还有有点怪，像是凸显了大家的差异。但即使假设劳动者之间只有分工、没有收入高低，消费市场依旧是存在的，只是消费市场大小及新的服务类别多少的问题。

魏劳泉：我觉得用这个概念的话就应该着重突出这也是资本带给劳动者内部分化的又一个手段。

夕岸：嗯嗯，我个人觉得白领对低端服务业和零工的排斥确实也是重要一环，996一方面反剥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更底层的显得不一样，男程序员就是觉得自己理应赚得更多，哪怕历史上女性占主导的时候明明程序员算中下层……

魏劳泉：而且平台经济变成了所谓的“蓄水池”，就是被淘汰的失业者也可以有工作了，资本多好呀，意识形态上也有作用。

黄可：魏劳泉提到意识形态挺有意思的。整个市场这样运转起来之后，一种对“劳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劳工内部的分化其实也通过劳动意识形态达到了，人人都有工作，但是又高低贵贱被飞得特别清楚，剥削在劳工内部自己就精细地运转起来了……

魏劳泉：关于996我觉得程序员内部也还是存在分歧的，发起的是很小一部分的已经有劳工意识的程序员，对很多程序员也还只是一个启蒙作用，运动中间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现在996推进不下去，一个原因是实际参与做事情的程序员太少了。

王靖：我很好奇，发起和实际参与反996的这群程序员相互认识吗？有社交网络的重合吗？他们是怎样完成启蒙的？

夕岸：不知道劳工意识和本身的出身是不是有关系，比如更底层，小厂的程序员行动力更强？

魏劳泉：出身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很有限，最积极的参与者是自身深受企业侵犯劳动权益进行长期维权的劳动者，还有个别是在国外留学受到过左倾的互联网运动影响想要捍卫最初的互联网精神的劳动者。

澎湃新闻：也许我们可以再谈谈其他跟空间相关的问题。

夕岸：前面黄可说到骑手的休息地点，这两年城市化布局是不是让可用的公共休息区变得更少了呢？单量多的金融科技区域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

黄可：是的，我所采访的骑手，他们休息的地点主要都集中在商场（但是联想到前一阵子SKP商场事件，在厦门和广州田野过程中，商场都是允许骑手进入的，夏季的时候尤其多的骑手需要凉快的地方；而且还有很多餐厅商家会让骑手在自己的等位区休息，厦门的骑手和商家表现出一种很难得的融洽……），但是金融科技区域的骑手，他们几乎都是在露天等单、休息，可能就是就近找个没有太阳的地方，大城市里商务办公区域和商业区域的高度分割，让骑手其实很难找到合适的休息地点。

魏劳泉：关于休息空间我也想补充一下，一些科技民工遇到的问题和外卖骑手类似，比如北京的后厂村是中关村产业园的一部分，但是在五环外，有大量互联网企业进驻，但是各种配套设置严施不足，不仅外卖小哥没有休息地点，社畜在闲暇时间也没有，假日去繁华的商业圈吃一顿饭叫“进城”，要么就在企业的内部食堂里解决。而且这种科技企业集群在郊区扎根的模式据说和硅谷崛起的时候差不多，硅谷的兴起过程变成了一种应该学习的模式。

夕岸：是的，但是硅谷的模式又更极端，更像新单位制，比如谷歌的免费食堂（大量雇佣低薪有色人种）比外面餐厅还好吃，中国的科技企业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往这方面走。

魏劳泉：想问下现在骑手的宿舍是自己找还是也有每个站会提供宿舍的，这些宿舍一般都处在什么城市空间呢？

黄可：在厦门和广州的站点，站长为了能够留住骑手，还会提供宿舍和其他的一些便利。站点提供的宿舍一般是租来的整套公寓，大多数位于城中村（厦门和广州都是如此），进行简单的改造，每个房间里住2到4人不等，但是考虑到骑手几乎都是男性，卫生情况一般不好。骑手一个月大概需要付500元住宿费。提供宿舍是站长的个人行为，目的仍然是为那些新来的但是身上没有钱的骑手提供落脚点。电动车的租赁费用、宿舍的住宿费，甚至因为违规被交警罚款的钱，都可以由站点暂时垫付，再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即可。这种由站长个人为骑手提供的“便利”，确实能够留住新来的骑手。但是宿舍基本上是作为过渡居住场所，大部分骑手在收入趋于稳定之后，会选择搬出去，自己找地方住。被采访的年轻骑手大多表明，自己并不喜欢和其他人一起住，除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希望在下班之后能够有独处的安静空间，而宿舍因为人多，不免嘈杂，而且还需要社交，这一点让自己觉得疲惫。

宿舍仍然是公寓楼居多，就是民居租来改造的，要注意一点，这个是站长的个人行为，并不是都有的，如果太麻烦就可能没有宿舍提供。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的情况可能也存在不同，还需要进一步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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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司昶。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