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右运动的起因

1956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民主运动”,林希翎5月23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二、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在第702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20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三、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主席说:“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本文节选自《戚本禹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