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乎有一文——《同样是计划经济,苏联和中国是各自什么原因导致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强盛与中国的相对落后?》

又看到这位熟悉的历史发明家 @经略幽燕我童贯 ,在他根本不了解的历史问题上胡说八道了。这次他又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炮制出两个新的历史发明:

1、“……苏式体制,是以年需求钢产量为基本点,围绕钢产量来进行各个要素的计算的。”

2、“……我国人口多,是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圈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走以钢为纲的路线,粮食很不容易保障,事实上就出了问题!所以后来陈云提出要“以粮为纲”的小步快跑法,是有道理的。以年产粮食为基准,反推能完成多少工业项目建设,这种计算方式就比较稳妥,比较符合我国的现状”

一位历史发明家:为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强盛与中国的相对落后找原因?-激流网

尤其是第二个, @经略幽燕我童贯 连涉及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最基本的常识都在胡说八道。

在此特别更正一下啊,“以粮为纲”,即不是陈云提出来的,也不是正确的和有道理的;而是毛泽东在1953年粮食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的,在1958年受大跃进极左路线影响,在过分乐观情绪下又再次倡导的。

大致经过是这样:1953年,新中国的粮食供应紧张,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刚建立,“一五”建设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在全国农村施行粮食征购的统购统销。陈云同志起草了一个会议通知,在会议召开前,先交给毛泽东审阅。

他的意图,其实是自己对这个政策信心不足,担心一旦在农村强力推行,伤害了农户的利益,会引起广大农村的反弹,“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所以就先请毛老人家批示,让毛老人家拍板拿主意。

毛泽东看完陈云这个通知之后,没有回馈陈云,而是直接对时任国务院(当时还叫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做了批示,再通过邓小平同志,在随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对外传达了“以粮为纲”的倡议号召

而且,毛泽东此时提出“以粮为纲”,并不代表放弃“以钢为纲”,而是“粮食、钢铁、机械,三大作风,齐头并重”,“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有了。——《农业大有希望》,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对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做出的批示。

@经略幽燕我童贯 这位历史发明家张嘴就能扯犊子的功夫,真是天下无敌了。北宋的他胡扯;明清的他胡扯;现在建国后的,他继续胡扯~

在此帖出《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和《全国粮食紧急会议》文件中相关内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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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部分到此结束。现在我说下自己的内容:

在前段时间写20世纪苏印关系史的这个知乎长文——《一个开挂的民族,一个骄傲的邻邦——“印度威胁论”简述》(知乎 - 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时,我参阅过不少苏联从20年代“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1928年开始的“一五”、“二五”时期国内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既然如此,我简单解答以下这个问题。

既然题主是把苏联和中国相比,又具体说到了是斯大林时代,那么,我们先明确两国国情方面,几个显著不同的区别点——

无论是帝俄、苏俄(联)还是1991年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北极熊始终是个富资源国家,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英法普等国开始工业革命时起,位于东欧的俄国就是最近的工业原料与农产品提供国、以及西欧工业产品的主要进口消费国、工业技术的引进国。一直到现在,俄罗斯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初级矿石的出口国。

又因为俄国人口基数少,这个富资源国家,表现在人均富资源方面更加突出,可以这么说,俄国人哪怕懒到不努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程度,单凭资源出口这招,也能混日子。

这一点,是中国这种看似资源也不少,但人口基数庞大,资源分配紧张的国家不具备的。

总结成一句话:“地大物博”这个咱们都很熟悉的成语,形容俄国很恰当,形容中国反而不合适。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国际环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相对宽松的;尤其是从1924年初列宁去世,到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这前后17年间,是斯大林时代的黄金岁月(针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俄最高政权而言)。

1924年1月,以列宁的去世为标志,苏联进入斯大林时代。就在次月,英国率先承认苏俄政权并与之建交;三天后,意大利与苏联建交;同年10月,法国与苏建交。三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开了头,其他西方国家肯定纷纷效仿。1925年1月,东方强国日本也和苏联建交。

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国际组织是协约国组织的“国联”,此时,英法美意日这五国,是“国联”及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相当于今天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短短一年,五大国里有四个和苏联建交,标志着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承认。

美国是个另类,迟至1933年才承认苏联,但此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强,在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舞台上,还只能是大国的之一。此时的美国也远没有能当世界警察的体量。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从斯大林时代一开始,苏联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他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大缓和了。虽然这些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对抗,依然对苏有一定技术出口封锁之类的限制,但在大宗工业产业、工业母机、原料精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并不苛刻。

这就是给接下来,苏联执行一五计划(1928~33年)、二五计划(1934~1937),提供了一个特别优越、宽松的外部环境。苏联可以比较方便的从西方国家进口搞国内建设所需的工业资源,包括成套装备与部分高端技术专利转让。

在苏联计划经济的历史上,一五、二五计划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了此后该国经济建设的模式。国际环境宽松,是这两个五年计划总体上大获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相比之下,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特别是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帮助国民党协防台湾等原因,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当险恶。从50~70年代初,本该是交通方便、对外交往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反而是与境外势力、台湾国民党势力激烈对抗的前沿,是二战后冷战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场”。

因此,我们不得不在50年代初,选择了全面靠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在这里,务必请大家注意特别重要的一点:1953年新中国制定的“一五计划”,其制定的首要依据并不是遵照中国国情,而是首先遵照苏联国情。在当时,中国出现了一股全盘“苏化”、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国防、文化建设等领域全面照搬苏联的风气。

三、

整个二十年代的十年,被誉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在二十年代末期,老天爷送给苏联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发生股灾,并在随后数年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演变成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来了。

“大萧条”是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却给此时正在施行一五计划的苏联打了一针思想强心剂,注入了意外的养料。

1、本来,在苏联一五计划中,诸如集体农庄、农产品强制过度征收、工业企业联合体中“干部专家”路线等方面的政策,都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抨击嘲弄,苏联国内也是人心惶惶;而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西方社会照样有巨大的弊病。西方世界对苏联幸灾乐祸半天,结果自己更丢人,惹了一个更大的洋相。斯大林这时候终于能扬眉吐气了地对西方国家说:“你们先别笑话我,先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货色吧!”

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促进了西方各国左翼文化思想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经济危机的爆发,又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在外,对比之下,凸显了苏联集权计划经济的某些优势特征(尤其是宏观调控方面)。

因此,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不仅苏联领导人的自信心明显提高了,西方世界还出现了一股研究、肯定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潮流。大量西方左翼文人、演员、记者,以及亚非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前往苏联留学、考察或游历,希望能从中找出可以利用的经验,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印度开国之父尼赫鲁;而此时中国政府元首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早在1925年就前往苏联留学去了。

2、西方各国为了化解这场经济危机,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包括贸易关税壁垒。而此时施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则对此免疫。西方社会显然不会引进苏式计划经济这服药来给自己治病,但他们发现,此时扩大与苏联贸易,则能够借助外力为自己缓解病痛。

就以此时的美国为例,尽管还没有和苏联建交,但面对国内糟糕的民众情绪和经济形势,也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大量美国企业前往苏联投资开厂,饱受失业困扰的美国熟练产业工人和工程师跟随去投资的企业,前往美国企业在苏联的投资项目去应聘工作。

而此时的苏联,又处在“一五计划”的关键时期,急需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设备与工业技术。

一个急着买、一个特别想卖,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一拍即合呗。

A、1927年,引进美国技术设备、由美国工程师设计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开建。这座苏联水电站,在美国还引起了一场“姓资姓社,黑猫白猫”式的讨论——在1932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宣扬拯救本国经济的“新经济政策”,遭到了竞争者和反对派的强烈抨击,罗斯福就以第聂伯河水电站为例,“……这是一座俄国人出钱,美国人设计,给众多美国人提供工作、让数十家美国企业免于破产的项目,凭什么因为仅仅他是为苏联修建的就要遭到如此的反对?”(1932年10月20日,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的费城竞选演讲)

不仅如此,在1933年正式当选总统后,罗斯福更是力排众议,推动美国政府承认苏联。1933年1月,美苏建交。

罗斯福此举,为随后更多美国企业赴苏投资办厂,通过参与苏联基础设置建设大赚特赚,开通了一条大门。如此高调的亲苏路线,在1924年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里,也是相当鲜见的,以至于在罗斯福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美国国内一直有右翼势力声音,怀疑他是共产党+苏联间谍。

B、1931年,著名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体建成投产(即大跃进时被毛泽东批判的“马钢宪法马钢路线”),他是以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格里工厂为模型设计的。

C、高尔基汽车厂,于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

D、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先整套设计、初建于美国,再分批拆运至苏联,约有80家美、德企业参与到该厂的建设投产;

E、位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和美国制造的,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于1931年10月建成。

………… ………… …………

到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这个统计数字再度上升50%左右。

可以这么说,美援投资,是促成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最关键的外部因素。

在此必须补充一点题外话:上世纪20~30年代中期的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与二战后那个四处发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国际路线。

很不幸,到了新中国成立,也开始奉行苏联式集权计划经济时,正好遇到的是冷战格局和那个四处发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我们和西方世界长期紧张对峙,处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激烈,没有遇到过如此慷慨的外部援助。

我们不得不一边倒贴近苏联,但苏联人并没有美国人的性格,在加上从50年代中期,中苏裂痕加剧,两国关系破裂,我们更缺少外部支援了。

在1920~30年代,美国还没有形成优势,欧洲虽然经历了一战的创伤,但依然还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在此时,欧洲出现了新大国民族主义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联和德国。

这个“大国精英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与二战后亚非拉前殖民地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可不是一回事。

简而言之,就是某些在国际舞台上严重受挫的帝国主义或前帝国主义国家,寻找机会恢复“国家之荣光、民族之伟壮”的尝试。

比如说具有强烈骄傲心态的德国,在一战之后,一直对《凡尔赛合约》对他的苛刻惩罚不满,寻机挣脱这个条约的束缚,东山再起。德国国内这种抵触情绪和民族民粹积蓄浓烈,因此到了1930年代,纳粹党和奉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希特勒的崛起,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苏联虽然不采用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喧嚷“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那一套,但俄国人骨子里性格完全继承老帝俄。北极熊披了一条红布单出来,甭管是卖萌卖傻还是卖嗲,照样还是那头野心不改的北极熊。那种民族骄傲感依然旺盛,极力鼓吹“苏维埃赤旗插遍寰球”的革命输出论。

因此,苏、德这种带有强烈精英民族主义思潮、整天在憧憬“重新崛起”的国家与其领导人,特别继续通过强大自身实力,在国内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大搞领袖个人崇拜;在国际上则逐步加强对外影响。

以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为例,尤其是大获成功的二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的1937年,在苏联国内,也正处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同时“大清洗”红色恐怖气氛达到顶峰的时期。

那么,笔者把苏联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通过苏联一五、二五计划这个典型事例加以分析,总结其成功的因素,结论如下:

A、本身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在前面 @雪山象、 @孟德尔两位答主的答案里已经提到过了,俄国本身就是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帝俄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规模比美英德法差远了,但必中国强多了;

B、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大投入,大产出”的粗放型经济,而他正是富资源国家,本身有丰富的工业原料,给这种粗放型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C、国际环境宽松,只要有钱有资源,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口他所需的工业设备与技术;

D、有强效的、长期的、多元化来源的外部援助。除了美国外,20~30年代的德国,也是苏联最重要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工业机械设备)出口国,苏联把本国的工业原料(能源、矿石)卖给德国,德国的机器设备销往苏联。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两国依然还有货运列车开往对方境内。

E、赶上了1929年“大萧条”这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F、通过计划经济,可以巩固领导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有利于对外输出革命。

这ABCDEF六条里,尤其是D、E两条,对苏联特别重要,在以美援为首的大量外援资助下,苏联计划经济在二五计划,实现了一次真正的大跃进:

1928~1933年的一五计划就已经是超额完成了(提前9个月完成指标),在此乐观基础上,从1934年开始,苏联制定了目标更宏大的二五计划,然而,这个原定于1938年底实现的计划,在1936年年中就完成了指标,在下半年开始超额,以至于最高苏维埃政治局不得不在1937年匆忙宣布二五计划圆满结束,再加急制订新经济政策,宣布从1938年开始,提前施行三五计划。

“大跃进”这个词,对于1958~1961年的中国,是个瞎吹牛的惨痛教训;对于1934~1936年的苏联,却是实实在在的骄傲。

相比之下,咱们再来看新中国,就会发现,ACE三条根本没有,BD也大打折扣,而计划经济的五年计划如果没搞好,组后一条F就不能成立。

很遗憾,1950年代,已经和1920~1930彻底不同了,而中、俄两国的国情也有着天壤之别。

于是,我们看到,在50年代初期,“中苏蜜月”最亲密的那个时期,凭借这此时还算慷慨的苏联援助,我们完成了第一各五年计划;然而,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就开始逐渐分歧,且裂痕逐步增大,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也减少并最终完全停止了。中国与俄国截然不同的国情,也让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经验与节奏控制。

这些,就导致在1958年“一五”之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就开始走各种错误路线,其中不少错误的代价相当惨重;而经济建设失败,又导致领导人的自信心不足,对自己政治地位在党内和国内是否会受到挑战,感到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最终,在这个恶心循环里持续下行……

到了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口吻,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句话实在是太沉重了。

至于某历史发明家“苏式体制,是以年需求钢产量为基本点,围绕钢产量来进行各个要素的计算的。”这种历史发明,诸位当各笑话就可以了。

这即是对苏联计划经济制定者不负责任的说明,也是该发明家一贯信口开河的老毛病。

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以“年需求钢产量为基本点,围绕钢产量”计算的,而是采取了一套自创的综合指标体系。

因为到了一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单纯的钢产量,已经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水平了。只有新中国这种从农业国基础上起步,真实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家,才会在执行“大跃进”错误路线时,一味追求钢铁产量。

而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正如前所述,因为俄国本身就有一定工业基础,斯大林的政治野心特别高,他通过两个五年计划,是打算让红色苏俄成为世界强国,是真要打算超英赶美的。

斯大林时代苏联计经济下,从一五计划开始,就不是简单追求“钢产量”,而是追求“钢质量”。苏联领导人甚至担心钢铁企业的产能上去后,如果其他机械、汽车等工业不跟着发展起来,生产出来的钢铁都用不掉。

苏联集权计划经济的参照考核,不是以钢为准,而是一套复杂的指标系数。他的主持制定者,叫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是苏联早期政治局委员,193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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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比雪夫主持制定的这套指标系统,衡量国家经济的参照数据,既有钢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等,钢产量内还分成粗钢、生铁、合金特种钢等,其他煤炭,石油、发电量、三酸两碱(化工)方面,也做细分和不同的数据要求,除了工业外,农业、邮电等也包括,其他还包括工人的收入水平,某地区某些资源(如电力)的消费使用情况;甚至还包括文化教育投入,如未成年人入学率与成年人扫盲率(因历史遗留问题,帝俄时代,俄国广大农奴普遍没上过学)等等。

而钢产量、铝才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等,只是经济计划中的初级产品物资指标,因为这些都是初级工业品和原材料,在工业系统内,他们只是最基本的“毛胚”和“建材”。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更高的要求,是注重这些初级产品能否变成诸如机床、拖拉机、发电机、电话、电缆、无缝钢管、自行车、汽车、乃至洋娃娃、电灯泡、铅笔等具备专有附加值的终极工业制成品(商品);更注重初级产品通过进一步的加工,转化成工业制成品的效率等等更高级的指标。

这才是苏联计划经济的真实面。

好了,暂时就先打这么多字吧,算是把这个问题解答了。

在此重申一句,诸位在知乎上看答案,千万要注意辨别那些信口开河的历史发明家~~

(作者:秋原 来源:激流网选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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