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不在于爱情,在于真理。”“如果你只是寻求个人一己的幸福,生活必将给你残酷的打击,而且就连这一点狭隘的、自私的幸福也不会给你。”(语自《契诃夫札记》)

应当说,正确地理解爱情的真谛、遵循爱情生活的规律,也是真理的一种。上文说的是人不能追求脱离了社会政治的爱情生活,尤其是处在一个充满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历史时期。诗人顾城的一生就血淋淋地印证了这一事实。为了逃避错综复杂、肮脏不堪的社会政治经济斗争,追求一种纯粹的诗意世界,顾城躲进了新西兰的激流岛。他和妻子谢烨一起灌园种菜、垒石砌房,过着与世无争、离群索居的日子。单调、枯燥、短缺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渐消蚀了精神相对贫瘠的妻子的生气,加上与日俱增的对顾城本人种种特异行为的不满,也为了填补日益空虚的灵肉需要,谢烨开始移情别恋;然而谢烨却又并不想放弃桂冠诗人夫人的身份地位。为此,她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场二女事一夫的喜剧(《英儿》),用来为将来的二夫事一女作铺垫……纠缠个中细节非本文需要,这里旨在得出如下一些经验教训:

人需要爱情,爱情需要无限丰富的修养,修养需要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基本物质生活的保障。而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后者的获取,必然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与各种罪恶作斗争;只有解决了恶性社会问题,才可能有一个安定美丽的衣食住行的外部环境,也才可能生长出爱情的参天大树。

爱情与幸福的关系如此,其它任何一种脱离了社会政治斗争的理念行为与幸福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比如海明威。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1961),这位迷恋饮酒、狩猎、捕鱼、拳击、滑雪、斗牛、女人,被称为20世纪美国精神的文学硬汉,在196172日清晨,身穿浴衣睡裤,嘴含双管猎枪轰枪自杀。死前一个月海明威这样写道:“一个人关心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与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我啥都沾不上了。”临死前一天在给他的渔民老友富恩特斯(《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原型)的信中又说: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这两句话其实是一个意思。在海明威看来,所谓对自己的满足,无非就是能写能吃能喝能□。不幸的是,生老病死的生命规律至今不可控制。照此人生信条,老年是不该有的;或者,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的人活着是不幸的。百度百科“海明威”词条里有一段相当深刻的论述: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这就是海明威的本质,也是美国主流宣传的所谓自由品质和精神——享乐主义。随着猎枪的一声轰响,这种精神或主义也就灰飞烟灭了。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又是怎样一种风神峻骨呢?晚海明威5年出生的奥斯特洛夫斯基,15岁就开始接受战火的洗礼,二十三岁即瘫痪并逐渐失明,这位几乎与享乐绝缘的人却谱写出了人间最美丽最动人的诗篇。直到死亡的八天前,奥斯特洛夫还在进行另一部长篇《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的校订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言录中有一句仿佛就是为海明威写的墓志铭:

幸福不在于爱情,在于真理-激流网    利己的人最先灭亡。他自己活着,并且为自己而生活。如果他的这个“我”被损坏了,那他就无法生存了。

比之海明威为自己写的碑铭“恕我不起来了”,简直有如云泥。谁要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不懂诗意和爱情,谁就简直不懂人事。“生活的主要悲剧,就是停止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语道破。如果说,海明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此鲜明的对比显得太突兀、缺乏过渡,那么,《热爱生命》、《马丁·伊登》的作者杰克·伦敦(1876112日~19161122日)的一生对此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注脚。来自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不堪的底层阶级的杰克·伦敦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深深烙上了个人奋斗主义的印记,只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发现了可怕的事实——这时杰克·伦敦已经从早期的蒙昧里醒悟过来。他立志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电气,便到奥克兰电车公司去求职。他对经理说他为了掌握技术什么苦都肯吃。经理让他一天干活十三个小时,没有星期天,把他累的死去活来。后来他才知道实际上有两个工人被他顶去了工作,那两人每月各四十元,共是八十元,而他一个月才拿三十元。而且一个被他顶去了工作的人因为有一妻三子要养活,却又无法为生,自杀了。这对于杰克·伦敦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他愤然抛下了手里的煤铲。

这次苦役让他懂得了一个可怕的真理:无论自己如何身强力壮,十年、二十年之后总会有更年轻力壮的人来接替他,把他扔到垃圾堆里去。

这启蒙了他的政治觉悟。后来他加入社会党,发表激烈的演说,主张社会主义革命
,在工人阶级中赢得崇高威望。然而就在他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的时候,他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开始大爆发;他修豪艇,造豪宅,娶新人……工人群众对他大失所望。在经历了众叛亲离、破产等等一系列打击之后,杰克·伦敦彻底崩溃,服吗啡自杀,英年殒命。就思想内容而言,杰克·伦敦作品中的硬汉精神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海明威,后者的气魄比之前者,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杰克·伦敦之所以没有成为美国主流眼中的美国精神,乃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如果你只是寻求个人一己的幸福,生活必将给你残酷的打击,而且就连这一点狭隘的、自私的幸福也不会给你。”强人杰克·伦敦再一次用他的生命本身证明了这一点。

“幸福不在于爱情,在于真理”。然而,真正和理想事业相结合的爱情绝对是真理的重要部分,因而也是幸福的重要部分。生命缺了爱情,就如菜里少了盐。契诃夫写下这句话时恐怕含着血泪。无从考察契诃夫写这句话的日期,从内容上看,这句话与他写下著名戏剧《海鸥》前后最为相吻。有“五普特爱情”重的《海鸥》取材于契诃夫本人和朋友们的真实故事,其间契诃夫与相恋数年的女友分手;不为别的,只因契诃夫把婚姻的副作用看得过于严重了,两度拒绝了姑娘的求婚。以至女友莉卡愤而自暴自弃,投入他人(波达片科,作家,契诃夫的友人)的怀抱,结果惨遭巨大不幸:孩子夭折,自身被遗弃。在《海鸥》里,契诃夫借主人公特里哥林之口忏悔道:

“我觉得,我简直是在吃掉我自己的生命。为了给别人一点点蜂蜜,我简直是在榨干我最好的花朵里的花粉,我不但扯落了花瓣,而且还踩坏了花根。”

这里的花粉花瓣花根,何尝不包括他的强烈的不幸的爱情呢?事实上,契诃夫的全部重头戏剧和小说无不饱含着凄美的爱情故事。根据契诃夫另一场延续终生的婚外恋改编的著名小说《关于爱情》中,他几乎是在痛心疾首地呐喊: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最后一句话就连故事原型、契诃夫的恋人本人(女作家阿维洛娃)至死也没有参透。什么是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不幸、罪过、美德呢?在小说前面我们找到如下两段描述: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

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
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象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通过上面描述的这些客观世俗障碍,我们又怎么去理解前面的结论?又能设想怎样一种更好的超脱世俗的方式呢?要知道,契诃夫当时已经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大作家。或许,正因为契诃夫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名人,他们的爱情才注定不可能得到任何实质进展和内容。孩子总会长大,没有感情的婚姻也不会有世俗的幸福,最终总可以选择离婚,然后有情人终可以成眷属。而在最终得成正果之前,他们大可以不必考虑世俗的罪过或美德而伺机相爱……在相爱的过程中,置身于改造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利益机制,竭力为后世创造一种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环境,则可谓爱情与理想相结合的最优模式。因此,本文至此也可以作结:

幸福在于爱情和社会理想相结合!

(作者:流云。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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