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位于重庆市西北郊的歌乐山麓,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原为人工开采的小煤窑,因煤矸石多,被称为“渣滓洞”。1943年,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即白公馆看守所)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员招待所,军统局强占渣滓洞,把白公馆关押人员全部迁押于此,1946年底又全部迁回白公馆。1947年12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后改称重庆“绥靖”公署、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重新开监,最多时关押有300余人,江竹筠、许建业、刘国等都曾被关押于此。身陷囹圄的革命先辈在渣滓洞监狱这一特殊的战场,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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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绝食斗争

1948年5月的一天中午,渣滓洞的特务照例让伙房挑出菜饭,摆在内院的放风坝子上,特务管理员吹哨子叫各牢房人去打饭,但各牢房却毫无动静。原来这是胡春浦、何雪松等人组织全体难友为抗议特务贪污伙食费而举行了绝食斗争。

渣滓洞监狱有一个由“政治犯”推选成立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可以查阅伙食账目。由于特务事务员不会写账,要从“政治犯”中找一个写账的人,大家推举了关押在楼下一室的仲秋元(1949年3月被民盟营救出狱)。1948年5月,他从伙食账目中发现上个月伙食费有节余,而特务事务员却没有按规定将结余用来为大家改善伙食。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伙食委员张明泛(1949年3月被民盟营救出狱)。张明泛当即去质问特务事务员,要求查账。特务事务员破口大骂,还出手打了他。

傅伯雍(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在回忆文章《第一次绝食斗争—张明泛拳打事务长》中写道:

被当众质问的事务长恼差成怒,想不到一个犯人居然敢这样煞他的威风,反手就给老张一拳。“张石匠”见这家伙如此横蛮,心想:要动武,好嘛,看我来教训你。于是,捏紧拳头,顺手就是一盖锤,打得事务长“哎哟”一声,趔趄了几步,窜出三尺远。这下子挨揍的坏家伙简直像疯狗一样,冲向围墙的门后,抓来一根七八尺长的抵门杠,连吼带跳地要打“张石匠”。

关押在楼下五室的何雪松在风门口看见这一幕,立即大声喊:“不准打人!”其他囚室的难友也随声呼应。本来,特务大肆克扣伙食费,大家早已十分气愤,现在见他不但拒绝查账,而且还殴打要求查账的伙食委员,“政治犯”们的愤怒一下便激发到不能克制的地步。

和何雪松同关楼下五室的胡春浦(1947年10月至1949年5月关押于渣滓洞,后获释)、肖钟鼎(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等研究了当时狱中斗争的形势,认为难友们长期对坏伙食的不满情绪已经因为特务事务员贪污行为的暴露和打人行为被刺激得异常高昂,正可借此时机发动难友进行绝食斗争,以打击特务的气焰,争取改善伙食和生活环境,还可以提高难友们的团结性和斗争性。几人商议后,即分头发动各牢房的难友,并商量、约定了停止绝食的条件。

胡春浦其在其回忆著作《中美所见闻》中写道:

我们立即研究了这个事件。认为有两个根本权利,必须进行斗争。一个是公布伙食账目,特别是结余米。这是国家规定的口粮待遇,不能让他们全部贪污。一个是特务必须尊重政治犯的人格,不能随便谩骂侮辱,甚至动手,尤其是要尊重伙食委员的职权。如果所方不同意,我们就罢饭。不达目的,决不终止。这个提议,传到各室,得到一致的同意。刚刚把意见交换完的时候,已经是开中饭的时候了,特务值日官吹哨子,叫伙食委员出去分饭分菜,连叫几次,不见有人出去;特务又点名叫伙食委员也没有答应。又叫各室的值日自己出去打饭,也没有人出去。……特务又一室一室地分别劝说,企图分化,也没有结果,所有的犯人都睡在床上,闭上眼睛,连看都没有人看特务一眼。

特务管理员见无人出来吃饭,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去报告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李磊把各室室长请到办公室,假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难过,承认事务员不该打人,要求大家回去劝说难友停止绝食。各室室长就把事先约定的条件提出来:一、尊重伙食委员职权,公开伙食账目,不得克扣粮食和菜金;二、糙米难吃,要把糙米碾成熟米—可由各室的人轮流打米、风净;三、不得打骂和侮辱“政治犯”;四、撤换打人的特务事务员。

李磊听完条件,含糊回答可以商量,但又推却说用人权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他无权换人。各室室长走后,李磊决定暂时不把事情上报。犯人闹事,是因为管理人员有贪污行为,这点他心里很清楚,那个特务事务员平时给他“孝敬”过不少不明不白的钱物。如果报上去,追查起来,也会牵扯到自己。他遂吩咐手下将饭菜热一下,另外再加炒一个回锅肉,抬到内院坝子里。特务们又吹哨子叫各室去打饭,但仍无人应答。

李磊只好打电话向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报告。徐远举指示他先答应条件,来个缓兵之计,过后再暗中清查是哪些人在捣鬼。李磊只得又把各室室长请来,表示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

第一次绝食斗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虽然事后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派人提了几名难友去审讯,追查谁是绝食斗争的发动者,但却毫无收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狱中追悼会

1948年12月15日,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患病未得到治疗,病死狱中。第二天清早,“新四军战士龙光章被折磨致死”的噩耗通过各秘密联络通道传遍全狱,难友们悲愤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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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议狱方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各室难友商议,决定发动全狱难友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斗争。大家推选龙光章的新四军战友杨志顺(后被释放),难友何雪松、伍时英为代表,与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交涉,并提出四项条件: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李磊听到革命者们提出的这些条件,狡辩称龙光章的死是因为他原来身体就不好,本来就有病。

“难友们提出的四项条件,你同意不同意?”杨志顺火冒三丈,打断了李磊的话。李磊马上翻了脸,称不会答应任何条件。谈判陷入僵局。

第二天,难友们派出第二批代表,要求进行第二次谈判。李磊对其他条件都答应了,唯独不答应召开追悼会,说没有先例。谈判又告破裂。最终,难友们通过绝食活动,迫使狱方答应了全部条件,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开了一场“狱中追悼会”。

追悼会会场设在渣滓洞小院坝上。墙壁上挂满了用草纸接起来的挽联,龙光章灵位下面堆满了花圈。

李磊站在灵位前,焚香点烛,并领导全体犯人行礼后,又摆出一副慈善家的样子,大训其话,说死在狱中,是不幸的事,要大家讲清洁卫生、注意身体健康等。他自己以为这一幕戏演得不错,可以圆满收场了。

在他讲完后,杨志顺在没有安排的情况下突然发言。杨志顺先说明了他们被俘后和到渣滓洞的经过情况,接着把共产党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和国民党对待他们的情况作了对比,并肯定龙光章和其他十几个同志都是被国民党虐待死的。他边说边哭,义正言辞,有理有据。“慈善家”听不下去了,不准他再说下去,但杨根本不理。特务只好撕下慈善家的假面具,动手打杨志顺。特务的拳头巴掌打在杨志顺身上,他却毫不在乎,坚持讲完才停止。

追悼会后,龙光章的遗体由新四军战友、同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夏金儒、李泽装殓入棺。在特务的押送下,杨志顺端着灵牌,几位难友抬着棺椁,将烈士安葬在渣滓洞外的山坡上。

在狱中为去世的难友举行追悼会,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监狱史上是稀有的,这是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先辈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努力争取来的结果。

狱中的春节联欢会

1949年初,三大战役捷报频传,消息传到渣滓洞监狱,难友们激动不已,他们希望在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春节这一天搞一次联欢活动,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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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一天,值日特务管理员是黄纯清。胡春浦去找黄纯清聊天,希望他允许“政治犯”在春节当天进行联欢活动,并说“绝不出乱子”,黄纯清竟然同意了。

春节当天,特务们都回家或进城过节去了,只有看守黄茂才一人值班,但黄纯清并没有把允许开春节联欢会的事告诉他,所以又由关押在女牢的杨汉秀、曾紫霞、胡其芬等向黄茂才提出要求。黄茂才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为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墙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

联欢会的第一个节目是唱《国际歌》。随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歌声慢慢响起,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显不整齐,后来慢慢统一了。三百人一条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卡及礼物。礼品种类多样,雅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精心创作的,有黄泥制的围棋、象棋、跳棋,最别出心裁的是难友余祖胜雕刻的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贴春联。楼下一室张贴的对联为: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横批为极乐世界。七室贴的对联为: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出头。横批是乐在其中。胡春浦为楼上五室写的春联为: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横批是春回大地。

贴完春联后,难友们来到放风坝,表演“空心筋斗”“叠罗汉”等节目,还扭起了秧歌。傅伯雍在回忆文章《春节联欢会》中写道:

七八个人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察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楼五室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

曾紫霞(红岩英烈刘国的未婚妻)在回忆文章《战斗在女牢》中写道:

女牢的化妆表演是精心打扮的,李青林拐着腿喜气洋洋走出来,邓惠中手里提个空的豆瓣筒也扭起来。花衣服、绸被面,狱中所有的最耀眼、最漂亮的东西都一齐动员出来了。她们在院坝里扭着秧歌,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她们跳得那么整齐、唱得那样动情,那优美动人的样子使人决不相信她们会是女犯!

铁窗诗社

铁窗诗社是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秘密组织起来的文艺团体,成员有20余人。为团结难友,鼓舞斗志,揭露监狱的黑暗,他们以诗歌为武器,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铁窗诗社的成立,源于难友刘振美和古承铄在狱中创作的诗歌。

1948年6月1日(“六一大逮捕”一周年),刘振美创作了一首七律诗:“……初稼新逢六月雪,厄杨仍发一年枝;余生入狱何足惧,且看中天日影移。”当天,古承铄又创作了一首新体诗《“六一”大逮捕有感》:“假如山崩地裂,假如天要垮下,假如一动就会死,假如有血才有花……只要能打开牢笼,让自由吹满天下,我将勇敢上前,毫不惧怕。”

这两首诗在狱中被大家口口相传,深深触动了难友们的心弦,他们感到,应以笔为刀枪,开辟对敌斗争的新战场,遂酝酿组织一个诗社。从酝酿到诗社正式成立期间,难友们创作了多首诗歌,互相激励,鼓舞士气。

1948年6月,江竹筠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江竹筠的表现扫却了因组织遭大破坏而给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渣滓洞的难友。难友们为慰问江竹筠,赞扬她的英勇坚贞,集体创作,由何雪松执笔,写成诗歌《灵魂颂》:“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易仲康作《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成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

杨虞裳和诗: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牙;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

……

1949年春节,艾文宣、傅伯雍等20余人利用开“春节联欢会”的机会,秘密聚集在渣滓洞监狱楼上一室,宣告“铁窗诗社”诞生。

为防止特务闯进来发现,布置余祖胜、张朗生在门外轮流放哨,写新体诗和旧诗的同志分为两组,席地围坐在楼板上。刘振美主持会议,他说:“来这里与会的同志都是诗社的战友。我们组织这个诗社,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以诗歌作武器,为革命斗争服务。在狱中,竹签笔就是刀枪、匕首,我们要针对强盗的罪行,无情揭露,把心里要说的话写成诗句,化作战鼓、号角。”

成立会上,杨虞裳带头朗诵了鲁迅1931年创作的七律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古承铄朗读了自己创作的《宣誓》,何雪松朗读了自己创作的《迎接胜利》。诗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抒发自己的情怀,直至收风才不舍地离去。这是铁窗诗社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集体活动

铁窗诗社成员创作新旧体诗50多首,由于监狱特殊的环境,诗歌主要以口传为主,大部分诗稿在“11·27”大屠杀时被烧毁,流传至今的仅20多首。

铁窗诗社的成员大多数在黎明前倒下了,他们没有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们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诗稿,而且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每一位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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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劲节生死不磨——渣滓洞的狱中斗争-激流网(作者:王浩。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责任编辑: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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