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袁文才、王佐之死

曾经活跃于井冈山地区的土匪首领袁文才和王佐,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1928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进入井冈山地区后,袁、王的土匪武装被改编和吸收,袁、王二人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史上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距袁、王部队改编仅仅两年,1930年2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中共江西省永新县、宁冈县委员会主要成员密议,以开会为名将袁、王从部队诱出,在2月23日凌晨突袭二人下榻的旅馆。袁文才当场中弹身亡,王佐听到枪声后慌忙出逃,黑暗中不慎落河溺毙。

事发后一个月,1930年3月29日、中共赣西南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事后追认的方式对处死袁文才和王佐一事做出决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袁、王反对分田(土地再分配),反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并与茶陵县靖卫团(又称挨户团)相勾结,挑起事端,意欲危害红色政权。4月27日,红五军军事委员滕代远在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报告中亦称,袁文才和王佐“土匪之性不改万分之一”,应绝大多数民众和中共地方组织的要求将二人击毙[3]。袁、王一案由此被定性。袁、王冤案的平反昭雪则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由于袁、王二人奇特的命运以及二人在中共革命历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这一事件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的关注,至今已有大量研究论著问世。其中尤其值得注目的是中共宁冈县委员会的〈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作者在细致的事实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事件的过程,将事件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以下三点:(1)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2)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的对立;(3)袁、王部队的不良习性。〈报告〉还认为,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对事件也负有一定责任。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袁、王被杀事件的经过和二人的死因,而是通过二人“土匪─红军将领─革命家”的奇特生涯,揭示中共革命的地域特征、以及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斗争和地域社会原有的社会对立之关系,进而试图将革命这一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置于地方性语境中,对其进行社会史的再考察。

1、寻找革命的载体:土匪与红枪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革命势力受到重创,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中共选择了军事对抗,革命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这样,土匪和红枪会等农村地区的民间武装势力,就成为中共寻找革命载体时不可忽视的存在。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给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强调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和南方的三点会匪是民众动员工作的对象。8月3日,在关于秋收暴动的行动大纲中,规定要联络包括土匪、会党在内的所有农村武装力量举行暴动[7]。在数日后的“八七会议”上,中共又重申了联合以贫农为中心的包括失业农民、会党等势力的方针。可见,中共把流氓无产者和会党定位为农村社会的边缘性存在,视其为潜在革命力量,从此,对土匪、会党等的工作成为中共在秋收起义以及其后的苏维埃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最早开始执行中共中央方针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员会。8月9日,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要扩大党的组织,并大量吸收参加秋收起义的人员,即使是会匪,只要具有革命倾向,就应该大量吸收进党内[9]。8月2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在边界的西部地区准备组织土匪、农民武装,当湖北省的部队进入该地区后举行大规模暴动[10]。8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提出了利用土匪、会党的具体方法:把土匪置于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使之作为暴动的辅助力量,在暴动成功后将其改编和吸收。10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对下属的党组织发出关于组织暴动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湖南省委指示的大意如下:应该和土匪、会党密切合作。在所有展开活动的地区与会党联络,宣传土地革命以求得他们的帮助。把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他们,允许他们自己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方面的人可以加入土匪组织,并使土匪加入党的组织,最后在土匪组织中建立起与其他党的支部不相接触的特别支部。

1927年秋收起义之际,中共非常重视土匪和会党,为了推动起义的成功甚至视其为革命性的力量。但是,就中共的阶级革命理论而言,土匪和流氓无产者并不是革命阶级,会党组织的原理也不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要求。为了消弭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和中共土匪政策之间的紧张,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六大”),从无产阶级(工农)革命的立场出发,批判秋收暴动是缺乏民众动员基础的军事冒险,并修正了以往利用会党和土匪的政策。“六大”决议案中关于红军和土匪的关系问题有几点值得注意:与土匪或者类似团体的联合只限于武装起义以前,武装起义后应该迅速解除其武装,并对其严厉镇压,这是维持地方秩序和防止反革命首领复辟的有效手段。应该把土匪首领视为反革命首领,即使他们在武装起义时有功,也应将其全部消灭。相反,在关于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武装问题上,“六大”决议指出,应该联合这些组织,利用一般会众和首领之间的矛盾对立,使其组织解体,改编并吸收其武装到红军里。决议还指出,对于红枪会等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在以民主化的口号展开工作、吸引红枪会群众的同时,要暴露其首领的行为,把首领从群众中孤立出去。坚持把红枪会武装改编为红军的做法,如果红枪会武装在对敌作战之际严守纪律并忠于新政权,则可以保留其长期存在。

不难看到,在对流氓无产者与农民问题上,中共的方针是区别对待:对于由前者构成的土匪,在利用其武装力量进行暴动后即将其肃清镇压,而对由后者构成的红枪会则采取了改造和吸收的方针。“六大”决议案从莫斯科传到中国国内后,在各苏维埃根据地引起了大小不等的震荡。在一部分根据地,中共的土匪政策由于和地域社会原本存在的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最终发展成意识形态名义下的族群复仇。井冈山根据地就是典型例子。

2、“土客”对立与贫富矛盾:井冈山地区的社会特征

井冈山位于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部,因作为毛泽东革命的发祥地,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倍受瞩目。包括宁冈、永新、遂川等县在内的井冈山地区,历来是土匪出没之区。关于该地区的社会关系,毛泽东在1928年11月〈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里是这样分析的: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之地,60%以上的土地握于地主之手,农民占有的土地在40%以下。在江西省,土地尤为集中的地区是遂川县,大约80%的土地属于地主。永新县次之,地主掌握了约70%的土地。宁冈县等地虽然自耕农不少,但是地主占有的土地仍然很多,约为60%[15]。井冈山地区远离湖南、江西两省的政治中心,地方宗族势力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地区性的贫富矛盾往往为族群对立所掩盖,其中“土籍”和“客籍”──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最为激烈。居住在平地的土著民在经济上相对比较富裕,而住在山地的移住民则多贫困,因而为匪者甚众。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毛泽东对于“土籍”与“客籍”的对立论述道:这儿的土著民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居而来的移住民之间存在很大嫌隙,积怨甚深,故而时常发生激烈争斗。移住民的分布从福建和广东交界,沿着湖南和江西两省的边界,直到湖北省南部,人数约为数百万人。移住民以山地为居所,遭到占有平地的土著民压迫,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

对于井冈山地区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问题,1929年2月一度占领井冈山根据地的国民党何健部队的两个师长,则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报告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井冈山地区的民众分为“土籍”和“客籍”,“土民勤耕自食,客籍狡黠好乱,袁文才王佐两匪即其尤者,此辈客民似宜迁之他方”。

毛泽东红军和何健部队属于两军对立的集团,在井冈山地区的利益归属也根本相异,自然对井冈山社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关于井冈山地区土著民和移住民关系的第三种意见,可以从1931年8月30日刊载在《江西民国日报》上的一篇论述宁冈“土籍”与“客籍”的文章中窥见一二。据出身于宁冈县的文章作者石鉴称,宁冈的土著民和移住民对立可以上溯到明末,宁冈县原属永新县,明末改为永宁县,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民国成立后始改称宁冈县。本来居住在永新县的都是“本籍”,后来从广东、福建移居而来的民众成为“客籍”,他们使用故地的方言,移住民和土著民在交往中产生的矛盾不断深化,进而发展为互相对立。石鉴继续说道:

久之祸乱相寻,仇雠相目,加以本籍人数较多,故操县政者亦多。于是客籍人夙怀故恨,誓不戴天。每当国家蜩螗之秋,附乱旋起,攻城攻乡,必尽杀本籍以为快,并能联合附近数邑之客族,饮毛践血,固结团会。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移住民为了对抗土著民而歃血结盟之事,这种方式必然也会为土著民所使用,以便对抗移住民,历史上华南地区是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活跃的地方,在宗族械斗时,经常可以看到天地会歃血为盟的仪式。

通过上述观察,我们基本上可以确知井冈山地区存在着两种社会矛盾: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以及贫富之间的对立。限于资料,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它们展开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但是从下文论述中可以看到,族群矛盾致使贫富矛盾呈现为复杂的样态,并不像上述观察者所说的土匪都由移住民构成,成为土匪的人既有土著民出身者,也有移住民出身者,至于蒙受土匪危害的则“不论土客”。这就是说,在既往的“土籍”与“客籍”对立之外,由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对立也非常明显。袁文才和王佐是当时井冈山地区远近闻名的十几个土匪的典型,他们的身世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激流网袁文才

袁文才(1898-1930),别名选山,又曰选三,是宁冈县茅坪马源村出生的移住民后代。幼年时期,袁断断续续地上过村塾。他的家庭曾经蒙受土著民地主的压迫。1917年,袁的妻子为劣绅谢冠南的儿子抢走,这件事加深了他对土著民/地主的仇恨。1921年,袁考入了永新的禾川中学,因父亲病故,后被迫辍学。1923年,袁和本地土匪胡亚春(移主民)结拜为兄弟,加入胡率领的土匪集团“马刀队”。袁能读会写,长于谋略,不几年便取胡而代之,成为“马刀队”首领。

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激流网王佐

王佐(1898-1930),别名王云辉,字南斗,出生在江西省遂川县下庄村贫困农家。王佐的父亲是土著民,母亲范氏则是移住民。王自幼失怙,被寄养在母亲的伯父──移住民的家里。十五岁那年,王开始学习裁缝技术,兼及拳法。1923年,王佐和井冈山土匪首领──移住民朱孔阳(广东人)相识,做了朱的“水客”(密探)。翌年,王佐离开朱,独立组织土匪武装,很快成了井冈山地区远近知名的土匪。1925年,王佐的土匪部队一度被遂川县保卫团改编,但是他很快又返回了绿林。其后,王与袁文才相识,结拜为兄弟。

可见,在土著民和移住民激烈对立的宁冈县长大的袁文才,作为移住民土匪的领袖,他是通过联合当地的移住民土匪组织自己的部队攻击土著民地主的。王佐的故乡遂川县隔着井冈山和宁冈县接壤,这里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不如宁冈县激烈。王佐出生在土、客籍混杂的家庭,他的土匪武装族群色彩也不那么明显,据说他常常联合当地的王、罗、李、郭诸家族一起行动[22]。我们还不清楚这几个家族的具体情况,但是从王佐的父亲是土著民看,大概可以说“王”姓家族不是移住民。因此,与王佐相比,袁文才的经历和土匪武装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井冈山地区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正因为如此,在井冈山革命化的过程中,袁文才的行为带有、或者说被赋予了强烈的族群色彩,这成为袁文才较王佐更为永新县和宁冈县土著民出身的中共干部怨恨的原因所在。

3、“土籍的党、客籍的枪”:革命化的井冈山

其时,宁冈县和永新县的中共党员以土著民占大多数。土著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之移住民的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一部分土著民的子弟在长沙、吉安、南昌等大城市学习期间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开展农民运动。关于宗族在井冈山地区中共组织内的影响,毛泽东指出,该地区的社会组织到处都是同姓同族组织。从村子里的党组织构成看,大多数都是由同姓党员组成的一个细胞,细胞会议仿佛同族会议。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提交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道,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组织也一样。这是边界工作难以展开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共借助宗族势力扩大了党组织,宗族势力反过来又阻碍了党的进一步发展。在以宗族势力为基础建立的党组织中,我们还不甚清楚土著民与移住民所占的比重,杨克敏的报告称,中共宁冈县党委管辖的四个地区中,有三个在平地,一个在山地。就此而言,可以说,平地的土著民占了大半,这种情况应验了后来流传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传言。

在宁冈县,最先向袁文才示好的是中共干部土著民出身的龙超清。龙超清家境富裕,其父系江西省议会议长。龙在南昌就读时受国民革命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其后返回故乡宁冈从事发展党组织的活动,首先在家乡组织“文明社”,和代表地主利益的当地“新民社”对峙。龙利用父亲的影响力,劝说县长沈清源和当地驻军军阀部队的营长刘汉涛把袁文才的土匪部队收编成县保卫团。1925年9月,袁以不交武器为条件接受了改编,就任县总保卫团团总,率三十人余人驻扎在茅坪。

1926年7月,乘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军进入湖南、江西之机,袁文才在龙超清的授意下,于宁冈县起兵回应北伐军,赶走县长,设立宁冈县行政委员会。龙任主席,袁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部队以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口号,数次击退地主武装的进攻。是年末,袁文才在龙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翌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袁文才返回井冈山,重新开始土匪生活。关于井冈山地区中共与土匪的结合,毛泽东在前述报告中说道:对前年(1926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移住民表示欢迎,认为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但是,革命失败后,移住民依然和从前一样遭受土著民的压迫。从前年到去年,宁冈县的土著民革命派和移住民结合后,接受共产党的指导,推翻了土著豪绅的统治,掌握了全县政权。

龙超清与袁文才之所以能够超越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结合起来,盖因二者都有打倒地主支配的共同目标。但是,二人的结合并没有改变地方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毛泽东率领的红军进入井冈山后,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扩大,地方社会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历史对立内化为革命政权内部的路线斗争,曾经联手交好的龙、袁反目成仇。龙竟成为把袁推向死路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后话。

秋收起义失败后的1927年9月,毛泽东率七八百人的红军部队退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在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构成复杂的农民军队改造为置于中共统一指挥下的军队。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将革命据点设立在易守难攻的井冈山,展开拉拢袁文才和王佐土匪武装的工作。袁文才对于毛红军的到来起初十分警戒,将部队带到茅坪的崇山峻岭里。但是,毛为表示对袁没有恶意,赠给袁一百枝来福枪,还帮助袁训练部队。进而,毛泽东通过袁文才接近王佐,送给王七十枝来福枪。为了进一步取得袁、王的信任,毛派干部何长工到王的土匪部队里帮助王,还消灭了王佐的宿敌地主尹道一的民团,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终于消除了王佐对红军的疑虑。1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的土匪部队接受红军改编,成为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6月,改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王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之职。这个改编在中共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此为契机,井冈山成为中共革命向全国扩散“星星之火”的发祥地。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到,在改编袁文才、王佐部队过程中,中共宁冈县、永新县委员会的作用极其有限。宁冈县委员会书记龙超清仅仅是作为袁文才方面的代表和毛泽东接触的。袁文才、王佐最终决定接受红军的改编,除了上述中共方面的细致工作外,还同毛泽东个人的领袖魅力分不开。王佐非常钦佩毛的学问,袁文才曾说只服从毛委员的命令。在有关袁文才和王佐的资料里,充满了这类回忆和记述。应该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业已意识形态话语化了的资料里,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在被改编后,仍然继袭了原来的内部结构,持有一定范围自由行动的特权。1965年5月,当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望着青山依旧、故人不在的崇山峻岭,曾向随行的汪东兴等人讲述了这个细节。

井冈山地区盘踞着大小不等的各种土匪集团,它们各有地盘,常常声气相通。可以推知,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装被红军收编,在井冈山的土匪群落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加速了土匪群落的分化整合,大量土匪武装──大多是移住民──被改编吸收到革命军队里,从而形成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革命化井冈山的新格局。袁、王指挥的第三十二团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移住民子弟,掌握着宁冈县的军事权。与此相对,中共宁冈县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土著民子弟。在井冈山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这种格局对井冈山固有的土著民和移住民对立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者反过来说,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在革命化的井冈山又呈现出怎样的样态呢?〈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谈到三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在革命展开过程中被激化。第一、围绕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劳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著民出身的文根宗,文任期结束后,移住民出生的甘金皇继任主席之职。但是,一个月后,土著民占多数的党委员会以甘知识水平低为由将其罢免。第二、围绕“打土豪”的对立。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八个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著民六名,移住民二名。对此,土著民出身的党员深为不满。第三、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宁冈县土著民与移住民积怨甚深,各自的子弟在不同的学校上学,巽峰书院系土著民子弟学校,袁文才以该书院系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而将其一把火烧尽,这激发了龙超清等土著民出身党员的不满。

上述三个事件各有不同的意义。人事权之争涉及革命化后井冈山土著民和移住民的政治利益分配问题,以往由土著民一手包揽的县政权,如今移住民不仅走进了新政权,而且还要与土著民共享权力。土著民干部以甘金皇知识水平低,缺乏领导能力而将其罢免,不无道理,但是由于涉及到土著民和移住民微妙的权力分配问题,这件事转化为旧有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矛盾对立。“打土豪”是苏维埃革命吸引贫苦民众的最有效手段,按照井冈山土著民富裕者居多、移住民贫穷者甚众的旧有的格局,不难想象土著民出身的地主居多。农民协会决定先打哪家土豪,自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可是土著民对于这一决定的解读是不同的,他们对土豪人数比例的执著表明,他们要把革命斗争纳入到旧有的族群关系平衡之中。烧毁书院堪称最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袁文才的行动被解释为摧毁了土著民的文化象征。应该承认,如果以革命的价值取向为参照,三个事件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事件背后不仅浮动着族群矛盾的影子,而且不同族群对事件的解读也不相同,他们不单单是在“阶级”利益的范畴里进行革命,还是在固有的族群利害关系上来把握革命斗争方向的。

如此一来,井冈山的革命化在深化,革命化的井冈山族群矛盾也在激化。上述事件都发生在1928年这一年。在革命斗争笼罩下的族群利益争夺中,掌握兵权的“客籍”占了上风,掌握党权的“土籍”暂居下风,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扰,这种局面肯定还会持续下去,这显然不是土著民党员干部所期待的,他们在等待着对移住民──掌握兵权的“客籍”──泄愤的一天。1929年1月,在相距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历时半年终于传达到了偏僻的南部中国山区井冈山,土著民的“党”终于有了向移住民的“枪”发难的机会了。

4、意识形态斗争与“土客”对立:袁文才、王佐之死的背后

在“六大”决议传达到井冈山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反应是怎样的呢?还是先看看根据地红军的构成吧。其时,红军由四支力量组成:(1)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的部队;(2)由袁文才、王佐等当地土匪改编而来的部队;(3)朱德、陈毅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部队;(4)1928年12月从湖南省平江、浏阳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1)、(2)在毛泽东改编袁、王土匪武装后合并成井冈山最初的红军武装,1928年4月和朱德、陈毅部队合并后改称为红四军。红五军则是晚到的红军部队。据前引毛泽东的回忆可知,井冈山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红军部队,在粮食供给和居住安排上发生了困难,两支红军部队的大小冲突不断[28]。其实,红四军与红五军之间的矛盾似乎并不仅限于此,在革命路线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围绕“六大”决议,红五军和红四军意见相左,红五军明显站在地方党组织──土著民的一方。

如前所述,“六大”决议含有处决红军中土匪的内容,当决议传达到井冈山山时,土匪出身的袁文才和王佐首当其冲。红军将领对于如何看待和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意见分歧。红五军和中共永新县、宁冈县委员会力主按照决议指示立即除去袁、王,而红四军的毛泽东认为袁和王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为中共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竭力反对。1月4日,瞒着袁、王,红四军、红五军的干部与中共宁冈、永新县委员会召开了联合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谭振林、陈正人、永新县委员会书记王怀、宁冈县委员会书记龙超清等,在处分袁、王问题上激烈论战。据陈正人事后回忆,王怀和龙超清是袁、王的宿敌,力主处死二人。陈正人作为当事人,他的回忆是很重要的线索,但是,他说龙超清、王怀与袁、王是“宿敌”,则有一辩之必要。龙超清和袁文才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已经相识合作,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最初毛动员袁文才的时候,龙超清还一度充当过袁方的代表。二人交恶应该是在井冈山革命化之后,特别是袁烧毁书院事件之后。王怀和王佐也不是“宿敌”,因为1927年袁、王曾经从监狱中将王怀救出。因此,确切地说,王怀和袁、王对立的激化也是在1928年以后。会议讨论的结果,据滕代远的报告称,红军的主要负责人主张处死袁、王,但是在毛泽东的说服下,最后对袁文才、王佐持宽容态度的意见始占多数。

毛泽东的意见是他对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特征理解的产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正如袁文才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样,他对移住民出身、亦武亦文的袁文才也不无欣赏之处。1929年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之时,特地将袁、王一体的袁文才单独叫出,以参谋长之职令其同行,而将王佐的三十二团留下,和彭德怀部队一起留守井冈山,这不能不说暗含了保护袁文才之意。然而,袁文才命合当绝,当红四军行军抵达湖南省南部的途中,能读会写的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可以想见袁文才所受到的震动,自然对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革命产生怀疑,于是思乡心切、本来就不愿意离开故土的的袁文才悄悄离开部队,溜回井冈山。何长工得知袁回井冈山后,和王佐一起说服袁回到红军,从此袁和王又一起担当指挥三十二团的工作。

然而,死神正在接近袁、王。浑然不知的袁、王没有充分估计到,在朱德、毛泽东部队离开井冈山后,井冈山的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宁冈县、永新县委员会、彭德怀红五军以及中共中央派遣的视察员彭清泉,在杀袁、王一事上意见一致无二。一个秘密处死袁、王的计划业已形成。

1929年2月25日,前引杨克敏报告称袁、王出身土匪,“非常狡猾”,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主张立刻将二人处死。他认为,“我们与他们的利益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对)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而前途是很危险的”。同年5-8月间,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书记邓干元在谈到土匪问题时也说道:

是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处处怀恨,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

而红五军的彭德怀虽然一度服从毛泽东的意见,同意不杀袁、王,但并不代表他赞成毛的意见。彭德怀政治上失势后,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道:“这次重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吆。”“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毛的话虽然可以泛指井冈山革命政权内部的矛盾,显然具体所指的就是彭德怀。意味深长的是,彭德怀在口述的回忆录里,则把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责任,尽皆推到了时任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书记朱昌偕和秘书长陈正人身上。可是,从1930年2月23日袁、王被骗出受袭击的具体情况看,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杀害袁、王一事上握有重要的决定权,至少没有彭德怀红五军的参与,宁冈县和永新县委员会的负责人断不敢对袁、王二人下手。

当然,在处死袁、王问题上,中共永新县和宁冈县委员会的土著民干部的作用不可小视,袁、王之死和他们的鼓动策划密不可分。据陈正人说,“袁文才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自己有点见解,个性也比较固执,有点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因此他们之间有些矛盾”[35]。陈正人作为当事人,按照彭德怀的说法他对袁、王之死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他的证言提到谋杀袁、王带有排斥移住民的色彩则是可信的。和陈持同样意见的还有主张杀害袁、王的中共赣西南特别委员会干部刘作抚,他也指出事件背后有排斥“客籍”的色彩。另一个证人中共干部陈伯钧证言道:

宁冈的土客籍斗争很尖锐,土籍把客籍逼到山边,土籍也有部分很进步的人,如县委书记龙超清、团委书记萧子南,斗争坚决。袁文才掌握了武器,他们有些不相信袁文才,他们之间有斗争,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置袁文才和王佐于死地后,红五军为了收揽人心,发给袁、王部下每人五元钱,将二人的部队解散和改编。然而,当获知了袁、王之死的真相后,袁、王的部下重新结集起来,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组织保卫团,投靠国民党,成为积极反对共产党的力量,王佐的弟弟则重新占领了井冈山。曾经孕育了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不复存在,直到中共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为止,井冈山始终为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所控制。

5、结语:革命的社会史诠释

可以看到,土匪出身的中共党员、红军将校袁文才、王佐之所以被地方党组织和红五军所杀害,不能单纯地从党内意识形态斗争上加以说明。二人之死的背后,还同井冈山地方社会固有的对立──土著民势力和移住民势力的对立──有着密切关系。意识形态斗争和族群对立不是平行的两组矛盾,在井冈山地区革命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族群对立内化到中共地方党组织之中,并以党内斗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中国革命日渐远去,当回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时,学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情感拒绝为表征的“告别革命”的态度,一种是以理性反思为取向的“再阐释”。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均没有跳出以往的解释框架,即按照业已概念化、模式化的革命理论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本文试图将“革命”纳入到中国社会复杂的地方性语境里,对其进行社会史的诠释,通过把革命还原到地方性的语境,揭示了围绕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革命与地方性语境的关系问题。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是中共走向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以往在论述这段历史、乃至整个革命史时,论者倾向于从党内意识形态的“左”、“右”对立上来做阐释,这不失为一种解读方法。但是,如果把革命实践放到地方性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发现对革命的解释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模式来概括。围绕井冈山袁、王事件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域社会的矛盾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就中共与流氓无产者(土匪)的关系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本(根据地关于土匪的方针)和中央文本(“六大”关于土匪的决议)之间存在着不相一致之处。在中共党内,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寻找和培养革命的载体,是最积极地评价土匪、会党“革命性”的一员[38]。早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这类人有勇敢奋斗精神,如果予以适当的指导能够成为革命力量,他甚至把农村社会各种流氓无产者也视为贫农阶级,称之为革命的先驱。失去土地的流氓无产者能够成为中共革命载体的预断,在秋收起义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得到了证明。据日本学者穴户宽的统计,红军士兵的阶级成份除贫农和劳动者之外,存在众多的流氓和土匪出身者,在极个别的部队里,其比例甚至高达22%(红一军)和32%(红二军)。从1930年10月毛泽东对江西省兴国县的调查可知,毛区分的九类流氓无产者一般都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人反对革命,其中还有十人当上了共产党区、乡政权的领导,一个人成了游击队的指挥。因为流氓无产者的政治态度和根据意识形态要求所制订的革命策略存在距离,各个苏维埃根据地对“六大”土匪决议的执行也不尽一样,比如苏维埃运动蓬勃开展的鄂豫苏维埃根据地,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明言,动员一般土匪会众反对其首领,在动员土匪组织参加土地革命后,对土匪首领,除非必要的时候对其进行拘捕,不能处死土匪首领。而在中共鄂西苏维埃根据地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大会批判了以往对土匪“完全信赖”和“完全排斥”的两个极端,声言必须动员所有汉流(哥老会)、土匪组织的会众,即使对于兵变士兵,也不要将其视为兵痞,而应视其为可以联合的民众。中共的中央文本和地方文本的差异表明,两个文本产生的语境有所不同,前者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指导部(背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根据意识形态要求制订的革命实践指南,而后者则在中央文本和革命现实(地方性语境)之间的紧张中产生,从而与前者有所区别。在如何处分袁、王问题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的分歧表明,左右地方性文本的语境因人因时因地、甚而因为固有的社会矛盾关系而发生了根本不同的变化。我们在解读各种革命文本时,如果不将文本置于地方性的语境里,则很可能得出抽象的、与事实根本相反的结论。

第二、“革命阶级”边界的模糊问题。一旦把革命文本置于地方性语境里,便不难发现区分革命/反革命的“阶级”的边界开始模糊,革命的概念、模式在革命实践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比如在流氓无产者能否成为革命阶级问题上,中共的解释是互相矛盾的。按照经济地位来认识流氓无产者,无疑它是受压迫的阶级,理所当然具有革命的倾向。但是,被纳入到“阶级”这个意识形态装置里的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态度是多样的,很难一言以蔽之,有的确实走上了革命,有的则走向了反革命。

鄂豫皖根据地在1930年2月成立后,同年9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批判了以往排斥、镇压青红帮、流氓、土匪政策的同时,对一些苏维埃根据地、游击队、中共基层干部中哥老会、流氓、土匪出身者所占比例过高一事也表示了担忧,指示要按照这些人的阶级出身、政治立场、以及对群众的态度这三个标准重新估价这类人,以便决定是否允许这类人在根据地生存[45]。无疑,这种政策的调适乃是担忧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土匪习性会损害苏维埃根据地和中共军队的纯洁性。土匪加入红军后,确实有些例子证明土匪的散漫习性造成了很大问题,对此,一贯强调可以将“流氓无产者”转化为革命力量的毛泽东也表达了与以往相反的观点。1930年6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和中共赣西特别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议,针对红军内部的流氓、土匪问题做出决议案。决议案认为,流氓通常是指土匪、盗贼、兵痞等三十种类的人,其人数约为二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左右。流氓的特征为(1)脱离生产;(2)没有固定职业,以欺诈行骗、抢劫掠夺为能事;(3)生活上没有纪律,等等,指出青红帮、三点会、哥老会、红枪会、在理会等皆为流氓团体,其组织散漫且缺乏统一性,一般都具有反革命的性格。决议结论认为,不仅要肃清流氓组织的首领,必要时还要肃清一部分乃至全部会众。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土匪、“流氓无产者”政策上的转换,与其说是执行了“六大”决议的产物,毋宁说红军意识到吸收了大量土匪、流氓无产者后,反过来使红四军自身有失去革命性的危险。

总之,在土匪、流氓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往往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很难归结为一种模式。一般而言,中共对苏维埃内部的土匪采取的是肃清政策,而在国民党支配的地区,按照地方性政治力学的游戏规则要求,中共一般采取的方针是促使土匪内部分裂,将会众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甚至,当中共势力弱小、来自外部的压力增大之时,红军还采取了与土匪为伍的更为灵活的行动方式[48]。在这里,中共不但遭遇了自己所设置的区分“阶级”标准和以“阶级”来认知中国社会的困境,从而不得不在其政治实践中模糊“革命阶级”的边界,而且中共组织本身的“革命性”也受到了自我的质疑。在密谋诛杀袁文才和王佐问题上,那种指责毛泽东时代的井冈山革命政权“是一种特殊情形的奇怪组织,亦是一种会匪式的组织”[49]的言论,正说明了这一点。

从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开始,欧美的社会史研究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一个就是被中国社会史抛弃不问的政治史研究回到了社会史家的视野里。社会史关注政治史并不是要端起这碗被忽略的冷饭来咀嚼,而是因为在接受后现代洗礼之后的新社会史认识到,在权力/知识互相包容的关系下,政治几乎和所有社会史问题相关联。从本文的上述爬梳不难看到,袁、王事件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个人命运悲剧和党内政治斗争的范畴,涉及怎样认识中国革命所依托的社会语境的问题。以该事件为切口,本文通过把“阶级”消解在地方性语境里的方式,尝试了一种重新诠释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就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言,地方性的叙述在打破了业已僵化的、结构的、整体的研究范式之后,为自己撑起了一方崭新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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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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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激流网(作者:孙江。来源:历史学人。责任编辑: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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