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1年3月20日，安舟教授为小镇读书会作第6期主题讲座。讲座主题是“失去的权力：中国产业公民身份的兴衰”（《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下面是讲座主要内容，小镇读书会特编辑整理，以飨读者。
第一部分
从二战后到80年代的全球工业中，很多地方的工人拥有长期的就业保障，他们被看作是企业里有权益的、值得保护的参与者。这时候的工人是高度组织起来的，他们有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在企业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工会团体一部分是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另一部分是工厂管理层组织的、或者国家出面组织的。不论是自发自主的，还是被动组织的，工人都有参与管理工厂的权力，这时候工人享受着比较高的主人公地位。因此在这个时期，工人被看成是产业公民，他们有一种强烈工业民主的倾向（尽管这个民主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工业民主和公民身份起源于20世纪的欧洲，随后扩散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但显然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的地位要更高。但是随着80年代以后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这种产业公民身份就被逐渐剥夺了。
中国的单位制度就是这种产业公民身份的体现。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在90年代以后则被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所取代，这种改变被称为“国企改制”）。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多数学者比较关注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我则比较注重政治上的影响，即：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权力关系，工人和企业管理者的关系。同时我也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代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研究。
在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魏昂德，他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986年出版）一书在学界影响非常大。他说：永久就业保障、权利和依附关系、长期任职的就业福利制度等等，造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要打破这种依附关系，就必须终结终身就业制度。
与魏昂德不同，我从工人的政治身份和自主权这两个视角来分析产业公民身份的变迁。在我看来，工厂内部的民主必须同时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工厂成员身份，一个是自主权，两个不可或缺。
如果工厂成员身份低且自主权低，那么工人就没有任何权力，随时会面临被开除的境况，这就是完全的市场专制；如果有高的工厂成员身份和较低的自主权，那么这就是一个家长式管理的企业单位，工人拥有很多权利和福利，但是没有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权力；如果自主权比较高，但是工厂成员身份低，那么这代表着一种合作式的劳动关系，类似于个体户、工作室等等；如果既有高的工厂成员身份，又有高度自主权，那么就代表着实现了职工的民主制度，即工人自治。
第二部分
从1948年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建立以前，共产党已经开始组织工人去管理企业，改造旧的资本家企业或买办企业。党代表（过去往往是农民）到工厂里动员工人发动群众，然后把一些先进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党小组，成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工人被党代表们推荐到各个基层的领导岗位上，这时候的工人获得了终身雇佣的地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铁饭碗”，不像过去那样会随便被企业解雇和开除。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妻子、丈夫等等，都变成企业单位里的职工。每个单位都拥有成体系的、完整的社会服务，他们不需要对外流动，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社会需求。因此工人和他们的亲人都不再是社会人，而变成了单位人。
当时单位内部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尽管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是相比于解放前或者现在，那时候的分配是极为平等的。在大多数工厂里边，工资最高的不是技术员或者管理层，而是老工人。工人都住在工厂的家属区，他们住着同样的房屋，住房的空间取决于家庭中的人口数量。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大家的居住条件差别不大。
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工厂的基层小组都要召开小组会，讨论一天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小组长往往是工人自己选出来的，即便不是自己选出来，他们的意愿也是可以得到尊重的。这种小组起到了监督干部的作用，它不光是让工人自己组织生产，也让工人能够过问企业的管理。
群众监督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党的上层领导特别担心基层干部蜕化或变质，所以需要群众去监督他们。他们非常警惕基层干部的腐败贪污、官僚主义或家长作风，担心基层领导违背党的政策、偏离党的路线。因为党有非常强的组织性和严格的上下级控制关系，所以他们知道光有党的领导还不够，必须要有群众的监督才能真正保证基层干部不走向错误的方向。
在这个历史阶段，工人们拥有“铁饭碗”，获得了终身雇佣的地位，但是自主权比较弱，所有工厂的管理权都被管理层严格地控制着。50年代全总的工会领袖们想为工人争取更多的管理权力，但他们的努力被压制了。职工代表大会虽然起到了很多作用，但是也受到严格的管控。在这个时期，所有潜在的反对势力都在努力地打压他们。
所以当时面临着一个很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党要群众监督基层官员，另一方面又限制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缺乏自主权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起到有效监督各级领导的效果。在毛泽东时代，毛所发动的各种群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群众监督和自主权的制度化，以此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矛盾。
第三部分
在毛泽东时代，毛发动了四次主要的群众运动。
一是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这段时期，党主要发动群众对付旧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来应对一些共产党新干部的腐败问题，在整个运动中，群众监督和自主权的问题并没有被提上日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这时候基层组织才被完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
二是整风运动（1957）。在整风运动中，毛主席鼓励基层群众去批评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和干部。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开始拥有高度的自主权，掀起了一个挑战企业和党的领导的高潮。这时候职工代表大会非常活跃，甚至推动了解放后最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但整个运动很快就被停止了，转向为反右运动。勇敢向企业和领导提意见的群众，很多都被打成了右派。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级党的领导非常反感整风运动，他们要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力和地位。所以反右运动的本质，就是一场捍卫官僚自己权力的运动。
三是四清运动（1962-1966）。在四清运动中，毛吸取了整风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法，即通过派遣党委领导下的工作队去启发群众。在人们印象里，四清运动好像主要发生在农村。但其实从我的调查来看，工厂的四清运动比农村要更加普遍和深入，并不是全部的农村都进行了四清，但所有的工厂都经过了四清。
这是一个有强大威慑力的运动。工作队到一个工厂去，往往一待就是一两年。工作组一来，工厂的领导就靠边站了，整个厂里的工作就由工作组来领导。工厂的业务可以由过去的领导继续做，但是工厂的行政和其他政治工作就完全变成工作组来领导。工作组吸收了一批跟厂里老领导不太亲近的工人参加工作队，同时也发动工人去批评老领导。这时候工人对企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工作组的管理来参与。
“每个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不是自发的，而是像历次运动一样，气氛很严肃，每个人都很紧张——（干部和）工人都是。非常凶，非常吓人。这次清理了干部的问题。我认为‘四清’运动是最健康的运动。”—电子厂小组组长
“领导者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所有中层干部还必须经历三天或者一周的‘洗澡下楼’和‘顺手洗手’。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撰写自我批评材料。那是非常不民主、非常残酷的，每个人都很恐惧。每个人都在担心，‘我做错了什么？’”—轧钢厂普通干部
可以看出，工人和干部对四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工人纷纷叫好，但是干部非常排斥，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和其他的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四清运动的实际效果就是有效地抑制了干部的腐败问题，但是对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影响甚微。
毛泽东后来对四清运动的做法也是不满意的。他批评这种做法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这时候已经对党的干部队伍失去了信心，对四清运动的方法非常反感。他说：“官僚阶级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够？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因此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在四清运动还没搞完的时候，毛主席已经等不及了，他要发动工人起来造反去反对官僚主义。这时候他就不再通过派遣工作组来搞运动，而是直接发动学生和工人，成立自己的造反队去对付官僚主义问题。他发布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直接对付自己的党和党的干部。但是这时候，几乎所有工厂的群众都分裂成了两派：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反对企业原有的干部和领导，保守派则捍卫他们。这就是66年底到67年初的大致情况。
从我的判断来看，造反派是一个群众自我监督的最有效的载体。因为他们是自我组织的，是自己生成了自己的领导体系，而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工厂里，工人们联合起来组织造反派队伍，这些小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变成大的团体。被工人选举出来的造反派头头们有的是党员，但也有好多是没入过党的。
造反派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反对过去那种官僚主义的领导。大家都一致赞同的就是造反精神。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嘛。
文革时期所推行的大民主，不是制度化的民主，而是“革命造反和打破秩序”的民主。
工人他们是特别认同这些，这是一个电子厂的班长说的，因为以前害怕领导，所以不敢说，但是现在可以说实话了，你不用管领导怎么想了，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已经没有权利了。
然后一个铁路工人说，我们开会的时候领导们都不敢说话，他们是被攻击的对象，但是保守派坚持认为党委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群众之间也有争论，我们工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下班之后，无论无时无刻都在争论。
这是一个非常自主性的一个群众运动，但还不是完全自发的。他们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进行的，如果毛主席没有号召，他们是不敢起来的。他们反对企业的领导层，但是对毛主席非常忠诚。很多工人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写大字报批判经济主义。
有一种说法说，文革运动的特征是：毛主席在上边，工人在下边，一起对付中层。毛主席在1967年的1月份号召工人去夺权。这时候党的系统已经完全瘫痪了，会也不开了，也没有权威了，这是一个权力真空时期。互相争斗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激烈争夺工厂的领导权，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武斗和派系斗争。（这里边我专门去采访了这几个地方， 郑州、洛阳和武汉，书里有这方面的具体叙述。）
但是其实毛主席从来没有让造反派真正掌握权力，他鼓励的是成立的革委会。革委会的三结合就是军代表、工人代表和老干部代表。其中军代表是协调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的，但是最后却造成一个军事化管理的时期，军代表变成了真正的权力中心，他们压制了造反派，也让企业的当权派靠边站。
在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在72年把军代表从革委会里面清理出去了。这时候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权力斗争。很多老干部重新掌权，一些造反派的领袖们也从监狱中出来并恢复了权力，他们在领导机关里起到了监督老干部的作用。这一时期主要矛盾就变成了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斗争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了每一个基层单位。
这段时间，政治风向来回摆动，毛主席一会儿支持新干部，一会儿支持老干部。批林批孔就是针对老干部的一场运动；但是毛主席很快又发现运动被新干部扭曲了，所以他又让邓小平出面去搞整顿；1975年邓小平搞完整顿后，76年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被罢免。各地方的工厂里都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对立，造反派和保守派都组织起自己的队伍，形成了一个僵持对峙的局面。直到毛主席去世以后，这种政治局面就终结了。
回顾文化革命的十年，总结起来这是一场自主性群众监督的失败尝试。
文革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66年到69年的造反运动时期。这时期形成了有效的工人监督，他们挑战了工厂的领导，也彻底打破了各级干部的权威。这个影响是永久性的，甚至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无法恢复到以前。
造反派的有效性是因为他们的独立自主，但是他们的威慑力又完全取决于对毛主席的依赖，这种依赖又削弱了他们的有效性。所以他们的有效性和影响力都是有限的，他们只是暂时的存在。
2、73年到76年的制度化的派系斗争。这种制度化的派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造反派没有太多的自主权，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群众自主监督的尝试就结束了。
第四部分
从1977年到1992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这时候是邓小平主政的时期。他通过驱离造反派来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但是也在工厂里边实施了一些民主化的改制。
这个时期开始了一些谨慎的市场改革，但是单位制并没有整体性的改变，仍然保持着全民所有制，工人仍然拥有铁饭碗，在工厂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很多工人和干部都把这个时期看成是工人代表大会的黄金时期。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几经起伏。早期在解放以前，凡是党参与的工人运动都是搞职工代表大会的，所以他们在50年代初也非常活跃，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影响力达到最高潮；在60年代初期，职工代表大会活跃过一阵；然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造反派给替代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活跃起来。1978年，职代会开始恢复工作。这一时期，职代会在有些地方成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实际权力体现在实施了很多工厂的基层选举。厂内的选举制度在毛泽东时代也尝试过，但是不像这时候搞的那么制度化。职代会在80年代早期非常活跃，但是又始终在工厂领导的控制下进行。职代会有时候开会时间很长，有的持续好几周，讨论的问题多数都跟工人的福利直接有关系，尤其是住房问题。
80年代后期，开始强调厂长领导的一长制。有些工人开始变成合同工，老工人还有铁饭碗，但是新工人就变成合同工了。这些东西都削弱了职代会的作用。
最大的改变来自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这时候国家推出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他们把过去的老三会（即“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改成了新三会（即“董事会、股东代表大会、监委会”）。
1995年的劳动法正式废除了“铁饭碗”，把所有的工人都变成了合同工。国企改制造成了非常严厉尖锐的冲突，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国企老工人的大规模抗争此起彼伏（耀华玻璃厂就是一个具体案例，在我的书里有具体的研究分析）。工人的斗争延缓了国企改制，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止它的推进。在90年代末期，总计有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这就造成了两个层次的工人，一是在体制内的老工人，他们慢慢就要退休了，而新工人全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的劳动时间非常长，劳动强度非常大，劳资关系也非常紧张。企业有开除工人的权力，但工人则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力，这都是现在真实的状况。企业中的职代会现在已经形同虚设，虽然职代会在纸面上是所有企业必须有的，但是它在国企里边也很少起作用，在私企里边基本上是一张白纸。
“现在谁敢说啥啊？企业是私人的，老板愿意雇你他就雇你，他要是不愿意就不用你。以前你还能提意见。说句实话，现在他们不让你说，就让你干活……以前还有点儿讨论空间。企业改制以后，现在就是工作，干活就完了。”—老工人，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厂
“普通工人对企业一无所知，尤其是合同工。他们脑子里也不想那么多，就是工作、挣钱。普通工人不能很好的表达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更了解情况。”—副主任（兼任工会主席，第二大股东），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厂
尽管上述两个人的地位和视角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看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工人没有任何权力。
第五部分：结语
在毛泽东时代，单位制给了工人一个非常强的工厂成员身份，给了他们一个制度保障，所以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职工的自主权是非常弱的，职代会或者工会都是在党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毛主席通过发动群众运动，试图改善企业的民主管理，但这些尝试在8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被停止了。国企改制彻底地摧毁了工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身份和保障，同时也彻底清除了工人所拥有的自主权，形成了完全的市场专制。当下工人的斗争，首先要求实现的就是增强自己的就业稳定性。如果没有就业方面的保障，工人就不能拥有在工厂事务中的发言权和自主权，也就无法实现工人自己的民主。
阳和平观点
1. 流动性和主人公地位。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不是依附关系。我举个例子：你不能把自己的房子随便带到你想去的地方。按照那种说法的话，租客才是最自由的人，你不喜欢自己房子，你是卖掉换一个房子，还是把它装修好；你不喜欢自己的单位，是调动单位还是改变它？人民要自由，但是自由与义务是对等的。我相信在就业自由与主人公地位的选择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的打工人首先要选的是主人公地位，然后才有就业的自由。毛泽东时代对就业自由的限制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2. 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当家作主。文革中的派系斗争说明了工人阶级只有学会了正确的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有可能当家作主。
80年代群众运动被停止以后，才兴起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其实和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倒退，是一个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的一个中间步骤，阻止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去获得阶级意识。南斯拉夫的经验证明，越提高工人群众对单个企业的参与权，就越会使他们丧失对国家的管理权。因为在这种“企业自治”之下，工人就会从自己个体和小单位的利益和福利出发，而不是从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
也就是说，是要让工人从整个阶级的全局利益出发，还是从自己和本企业的局部利益出发来，来看待单位的领导或者国家的领导？工人自治企业里的工人有着管理一个企业的权利，但是他同时就丧失了管理其他企业乃至国家的权力，工人自治企业之间的关系最后就只能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
全民所有制不允许某一个企业的工人单独决定这个企业的一切，其他工厂的工人对于这个企业的事务也有权过问，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个工人之间互相串联的例子，就表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存在所谓“企业自治”。因为“企业自治”其实是剥夺了工人过问其他工厂事务的权利。在这种权利丧失后，下一步就被厂里的“能人”剥夺管理自己企业的权利。
企业内部哪个“能人”能把企业搞好，他就会成为企业的领导，对外能在市场经济中打败对手，不断扩张的企业领导，对内也必然也是无敌的。既然这种领导能领导企业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市场运作，他也就必然一步一步地剥夺企业内部工人监督他的可能性。工人自治的企业就必然一步步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企业。
所以可以看出，面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工人群众希望通过自治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进步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指望这种外圆内方的原则来避免资本主义的统治，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如同所有工联主义和一切改良主义的愿望一样，这种“自治”的要求有它的局限性，并不会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的制度。
所有制问题向来是第一位的，民主是第二位的，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丧失了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文革中的派系，改革开放后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的。只有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工人阶级，才是一个真正的自为的阶级。
提问环节
1、群众自主的运动如何保证由工人自发主导，而不被官僚或者厂长利用，被他们掌控群众运动？
安舟：这种东西被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毛泽东时代搞运动，所有的人都想把运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进行。毛主席发动这种运动，就是想让群众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人民群众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去把自己看法表达出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全表现出来了。
2、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的工人民主文化，为什么会在一朝一夕之间轰然崩塌？
安舟：工业公民制度是社会主义运动推出来的。但是资本主义为了和社会主义竞争，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因此这些概念也被资本主义利用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他们就再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了。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衰落（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向）。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的挑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疯狂扩张。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全球工人运动也就失去了灯塔和榜样，所以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社会主义的这种衰落是全球性的。
3、为什么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反对官僚制，呼吁自主权的行动，但是却又不得不依靠毛的权威。这是不是与中国的家长制传统有关，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一点，为这一场运动的失败埋下了根基？
安舟：毛泽东时代的工人自主性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毛主席，因为任何脱离党的领导和组织体系去建立自己另外的政治体系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是列宁主义原则的体现：“不允许独立于先锋队之外的另外的政治体系的存在，不允许工人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依靠列宁先锋党的理论取得成功的，这是一种高度统一的、高度纪律性的党。这种制度在成功之后，就不会允许其他的政治体系跟它竞争，所以就一定会越来越官僚化。毛主席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和基层的民主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阳和平：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离不开自己的先锋队。有人把官僚主义认为是列宁主义先锋队造成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取消群众监督来解决，也不能通过取消党的领导来解决。
官僚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官僚体制向谁负责的问题。官僚的存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工人阶级要管理国家，就必须要委托给专业的、会管理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的人，这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那么问题不在于官僚的出现，而在于这些人向谁负责？资本家、大财团也会雇佣专业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向他负责，工人阶级也要想办法能使得专业的管理人员向工人阶级服务。
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都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过程来梳理，看这个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会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阶级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就得踏踏实实地研究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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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镇读书会。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