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产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在战后五十、六十年代达到它的极盛时期。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批信奉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进行喋喋不休的论战，直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病日益严重，通货膨胀成为头号敌人以来，他们的学说才形成一股同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的力量，日益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成了一批国际畅销的时髦货。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活跃在当代国际舞台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新明星吧。
一、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首领。他坚决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继承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故货币主义又被称为芝加哥学派。
在宣传鼓噪方面，萨缪尔森以其教科书著称，弗里德曼也不甘示弱。他自1977年以来，先是举办专题电视演讲，接着艺术加工成一套电视片，分10个题目，每次1小时，继而同自己的夫人合著出书，书名叫《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同萨缪尔森一样，都借此捞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外快。
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是什么？一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二是侧重货币理论。
弗里德曼歌颂市场的力量，痛斥控制的专横。他把价格制度看成是一架精美绝伦的机器，可以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他把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当作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来源，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公正、合理、效率来自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竞争，他呼吁加紧限制政府的权力，不要继续沿着国家干预经济这条“通向奴役的道路”疾驰下去。
“自然失业率”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意思是：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上经过劳方和资方的反复要价和还价，经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后，仍然不能消灭的失业率，象一个硬核，是无论怎样也化不了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从增加总需求入手，以促进就业和避免经济危机的理论与政策。“自然失业率”似乎有点神秘色彩，其实说穿了，它就是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所指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
由此，弗里德曼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理论，来论证后凯恩斯主流派根据菲利浦斯曲线进行的需求管理，只在短期内有效，从长期看就失效了。请看下图：
假设起点A为失业率9%，通货膨胀率为3%。设若把通货膨胀率提高到5%，使失业率降低到6%，由A点移到B点。在短期，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这是第一阶段。
后来工人发觉他们受骗了，通货膨胀率提高了2%，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他们要求提高货币工资。资本家解雇工人，失业率恢复到9%，由B点移到C点。这时通货膨胀率为5%。
于是开始第二轮的通货膨胀，由C点移到D点，又回到E点。……猴子爬树步步高，从长期看，菲利浦斯曲线变成了一条垂直线。这是第二阶段。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不存在了。
若是政府实行干预，破坏了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那么实行通货膨胀以降低实际工资的暂时效果也没有了；于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手携手、肩并肩地一道上升，菲利浦斯曲线变成了一条向右上倾斜的正相关曲线。这是第三阶段。
这就是弗里德曼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授奖仪式上讲演中的内容，这就是他对战后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的解释。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多，失业率就越高。一句话，滞胀病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所造成的，要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只有依靠自由市场制度。
我们认为，说资本主义制度吃了凯恩斯主义的药，病加重了，这说对了；说资本主义制度不吃药，病自己会好，则是睁眼瞎说。
那么，货币主义者自以为可以妙手回春的良方是什么呢？弗里德曼回答是。请读我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继承、发展和重新表述，并且深受凯恩斯流动偏好分析的影响，所以叫现代货币数量论。它的要点是：
第一，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中，货币是最重要的变量，产量、就业量和物价水平的变动都是由货币数量的变动所决定的。货币最重要——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在弗里德曼看来，只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的稳定，市场的调节作用便会使资本主义经济百病消除，繁荣昌盛。很显然，这不过是十八世纪以来的老调新弹，陈腐不堪。
第二，货币理论就是对货币需求的分析，他列出13个方程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提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稳定的，货币的流通速度也是稳定的，因而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很显然，这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动对货币流通的决定性和破坏作用。
第三，物价水平是投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同商品数量的对比关系，通货膨胀起因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当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总产量的增长，长期的普遍的通货膨胀便发生了。弗里德曼声称，通货膨胀始终是、而且处处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而同社会经济制度无关。
怎样克服通货膨胀呢？货币主义的回答是：既然通货膨胀起因于经济脸盆里的货币溢出太多，关住货币供应这个水龙头，减少货币供应量，便可制止流溢满地的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简单规则”：根据美国近一百年的统计资料，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因此，只要保证货币供应量按4-5%的年率增长，据说整个经济就可以无通货膨胀、无危机地稳定增长了。这就是货币主义包医百病的药方。
其实，收紧银根可以暂时地抑制通货膨胀，这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纸币流通规律的作用。我们还要指出：通货膨胀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一种反映，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或象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无国籍的世界现象。弗里德曼指责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国家干预是弄巧成拙，有一定的道理。货币主义的药方对抑制通货膨胀，复苏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这决不是由于货币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正确，而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虽已奄奄一息，但毕竟还有某些经济活力，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至于弗里德曼对货币作用的神化，把货币数量的变动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的唯一的最终的因素，如果不是纯粹的梦呓，也不过是当代经济学舞台上的一幕罗曼蒂克戏剧罢了。
马克思说，“货币流通的前提是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对商品流通尽管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但“货币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货币主义恰好颠倒了两者的关系，用货币流通来决定商品流通，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货币现象，当然是反科学的。
有趣的是，货币主义发源于美国，却首先在英国找到了自己的试验场。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进一步衰落，一蹶不振，由工党政府长期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使以“走走停停”为特征的“英国病”十分严重。1979年5月，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上台执政，决心改弦易辙，实行货币主义的主张。这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其增长率基本同经济增长率相适应，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基石；并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动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包括推行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鼓励自由竞争，削减政府开支和紧缩信贷，改组工业等一系列措施。
成效如何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撒切尔夫人推行严厉的货币主义政策伊始，英国便陷入战后的第7次经济危机，由1979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2年的12月份。在3年半中，据官方的统计，工业生产下降了11. 4%，失业率提高到13.3%，开创了英国近百年有失业登记以来的最高纪录，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成绩”显著的只有一条，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5月份的21.9%降低到5.4%。在这期间，撒切尔夫人总算稳住了阵脚。经济情况有了改善，但仍十分虚弱。若不是开发北海石油，年产量达到一亿吨，英国的经济形势还要更加险恶。
就在伦敦上空黑云压城的时候，信奉供应学派理论的美国里根总统于1981年初粉墨登场．宣布了所谓“经济复兴计划”。采纳货币主义紧缩货币供应量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主张，便是其中的一个支柱。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同年5月当选的法国社会党密特朗总统，却以“实现更公正的社会”为号召，宣布所谓“社会改革计划”，沿着凯恩斯主义的道路继续加强政府的干预，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密特朗所说，为“治疗创伤”，“要给法国经济输氧”。但在以后的两年实践中，却又不得不两次宣布实行紧缩计划。
此外，弗里德曼还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主张实行浮动汇率。由于美国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自七十年代以来停止了对外国政府的美元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已宣告崩溃。
二、合理预期学派
前面说过，弗里德曼在分析菲利浦斯曲线时用的是适应性预期，即人们在通货膨胀发生以后，修改原来预期的错误，采取补救措施。这种预期的特点是“事后诸葛亮”。
合理预期进了一步，它的特点是“事前诸葛亮”，即人们的预期完全符合以后所发生的事实。例如，人们在年初时就预期到年末的通货膨胀率为10%，在劳资协议提高工资率2%时，把预期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也计算进去，于是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为12%。工人不再因通货膨胀而遭受名义工资上升而实际工资下降的“货币幻觉”之苦了。
同样道理，资本家销售商品时加上以后进货期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来决定商品的售价，银行家贷款时加上贷款回收期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来决定利息率，房东出租房屋时加上租赁期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来决定房租，如此等等。
合理预期学派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通货膨胀一旦开始，便会加速进行下去。如前图所示，猴子爬竿，沿着A、C、E、G直线上升，不再绕道B、D、E诸点了。
说起容易做来难。做到合理预期必须掌握全部市场信息，准确了解经济的运行，具有完善的决策能力，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怎么可能呢？实际情况是：生产者因对市场预测的错误而遭受巨大损失，消费者为买了质次价高的商品而懊恼不迭，工资的增长总是落后于物价的增长，如此等等。除了少数的决策者得到意外的好效果，到处通行的是最小遗憾原则——只求尽可能少吃亏。问题的关键在于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的是一小撮垄断资本集团：完全的合理预期恐怕只有在“我佛如来前知五百年”的《西游记》神话中，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赞赏。
根据合理预期的假定，政府和公众好比下棋的两方。由于公众的信息比政府广泛、具体、灵活，结果政府的棋下输了。例如，政府用放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欺骗公众，公众用合理预期知道了，便采取对抗措施，叫政府的政策失灵。政府到头来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陷于被动的局面。
所以合理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是；第一，政府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一切调节措施；第二，制定永恒不变的规则，如固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年率，固定税率，等等；第三，公开宣布这些政策，长期稳定，保证实行，取信于民。
据说这样做了，经济自然稳定，失业自可减少，通货膨胀自会减退，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更聪明”，而人的信念则更为重要。所以，合理预期学派被认为“比弗里德曼更弗里德曼”，被保守主义者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新经济学”，就不足为怪了。
合理预期学派主要是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形成的，它是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只是更强调预期因素的作用而已。合理预期理论反映了在长期失业和通货膨胀激荡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既然在现实的世界中物质的药方医治不好滞胀病，则召来理性和信念之神来共谋大计，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轰炸机和重炮曾将德国夷为一片废墟。那时人们问道。这个国家还有复兴和重建的希望吗？可是在不到一代人的短短时间里，联邦德国又傲然崛起，成了“欧洲经济超级大国”。这再一次证实了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
但西方却认为，奇迹出现的最关键因素是前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正确。米尔顿·弗里德曼煞有介事地写到：发行新货币，取消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艾哈德的理论和政策就取之于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它产生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以弗莱堡大学为活动中心，奠基人是瓦尔特·欧根。这种自由主义“新”在哪里呢？
第一，此派虽然强调市场经济，但认为，一切现实的经济制度都是由两个理念经济模型衍生的。一个是“集中管理经济”，由政府计划和行政命令使经济运转，包括奴隶制经济、封建庄园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它造成经济的僵化、不协调、无效率，窒息了人类的自由，因而是邪恶的。另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由市场价格机制使经济运转，一切发达的商品经济均属之。它使亿万的经济活动互相协调，具有效率，保证人们的自由生活，因而是美好的。
显然，这是故意抹煞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矛头指向社会主义，而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大唱颂歌。
第二，此派强调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但反对十八、十九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他们强调，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的适当调节，听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便会产生诸如垄断、失业、危机、贫富悬殊等一系列的恶果。他们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古典的放任经济好比“野生植物”，而社会市场经济则好比“人工培育的植物”，后者是规范化的自由经济，有前者的优点，而无其缺点。
第三，在分配方面，他们强调根据各人对生产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那么谁的贡献最大呢？是经理——垄断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些“掌握了现代管理技巧的人”，据说是战后联邦德国振兴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尽管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标榜实行“经济人道主义”，要使每个家庭都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但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
第四，国家的适当调节是保证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没有国家调节会破坏自由竞争；国家调节太多，又会使市场经济解体。他们把国家比喻为一个富有经验的足球裁判员，他不亲自踢足球，也不教运动员如何踢，他的任务乃是不偏不倚地保证全部比赛规则得到遵守。
应该看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调节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自由竞争的环境，这就大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他们提出的国家调节是：保证货币流通的稳定，对某些公共事业投资，实行某种程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某些计划和安排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据说，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有“社会性”了，不是资本主义了。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把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称作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是古往今来最完善的经济制度。但事实胜于雄辩。尽管联邦德国在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但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失业、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都日趋严重，以致联邦德国政府在危机和萧条时期，不得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以救燃眉之急。经济增长减缓，大量失业和企业破产，各种矛盾重重，联邦德国的总理已数易其人，垄断集团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也日益加强。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象一枝凋谢的玫瑰失去了艳丽的色彩。
四、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
哈耶克原籍奥地利，先后在奥地利、英国、美国、联邦德国的大学任教，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通向奴役的道路》是世界畅销书，有十几个国家的版本。
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对经济现象不是进行数量分析，而是实行价值判断，即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角度上来判断是非善恶，来为私人垄断辩护。
哈耶克的理论属于极端保守派，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凯恩斯主义风行的年代，他的名誉扫地；而当凯恩斯主义破产的时候，他便身价百倍，成了学坛上的活跃人物。
此派一方面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坚持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消费者的需要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之间通过竞争提供产品，才能使价格合理，并且使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就是市场关系中的所谓“消费者主权”。另一方面，极力攻击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破坏了市场机制，破坏了消费者主权，因而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资源配置失调和个人积极性受打击。哈耶克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极权，导致权力的滥用，结果是随意分配和浪费社会财富，个人被奴役。他声称，私有制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而污蔑公有制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这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哈耶克的所谓价值判断完全脱离了对所有制形式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体现着私人垄断资本自由化的要求，一派大资本家卫士的口吻！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均呢？哈耶克提出，真正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不是收入平等。这便是他的“平等”哲学。他认为，机会平等就是在自由经济体制中，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哈耶克反对收入均等化，认为国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这是用竞争结果的平等来代替竞争的平等，实际上是更大的不平等。他声称，象健康、力量、美丽的分配不可能有什么正义非正义的问题一样，物品的分配也不可能分什么公正或不公正。其实，哈耶克的这些说法不过是资产阶级传统的“自由”、“平等”论调的精巧复述，也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旧货色。
哈耶克指责。搞福利国家把人变懒了，靠在国家身上，降低了工作的努力，这徒然使财政赤字增加。
哈耶克认为，搞充分就业，调节总需求，把国家的意志强加给市场，使消费者得不到满意的产品，生产者得不到满意的市场，这就削弱了投资的积极性和就业的选择性。这就是失业发生的原因。
哈耶克还认为，一旦政府的支出迅速增加，制造出大量的财政赤字，而国家又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便大发货币，膨胀信用。这就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
在哈耶克看来，失业和通货膨胀出自同一原因，出自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滥发通货，这就是失业和通货膨胀之所以同时并存，形成了今日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病的原因。
怎样克服和挽救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呢？哈耶克彻底而坚决地站在维护私人垄断资本的立场上，主张实行个人自由，终止国家干预，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割断“通向奴役的道路”。
他还主张取消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改由私人银行来分散发行，实行竞争性的可兑现的货币发行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哈耶克不相信政府拥有发钞大权而不搞通货膨胀，这好比，要想禁绝人们吸食鸦片，只有禁绝人们种植鸦片。他认为，健全的货币只可能来自私人企业对自己利益的关心。这种货币发行理论不仅是历史的倒退，也不符合当今垄断资本的利益，当然无人理睬。他的“自由货币”只能是“自由”的空想。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虽然暴露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种种恶果，但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而是公开地直接地为私人垄断资本辩护，为加紧向劳动人民的进攻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其反动性是昭然若揭的。
五、供应学派
在八十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学坛上，供应学派经济学异军突起，而具有代表性的“拉弗曲线”更是名噪一时。
一天，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在华盛顿机场候到餐厅进食时，突然心血来潮，在餐巾纸上比比画画，画出一条曲线。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拉弗曲线”便呱呱坠地了。请看下图：
此图表明税率、税收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横轴表示税率，纵轴表示税收额。根据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当税率为0时，经济活力最大，但没有税收，政府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的。当税率为100%时，一切产品都被政府征收而去，但政府也将一无所获，因为一切经济活动都停止了，没有人肯为政府白白干活。这也是不可能的。在税率和税收的相互关系中必有一对应点，例如在税率水平为G时，最能发挥经济力的积极性，从而使税收额达到最高点H。
税收要轻，过高的税率会扼杀税源，这本源于古典派斯密的思想，但“拉弗曲线”重述这一论点，对于当代美国却有其现实的意义。
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在卡特总统当政的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增加了1倍，公民每年要花5个月的工作收入来缴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通货膨胀年率由5%上升到18%，而失业和经济衰退依然严重，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生产效率连连下降，素称美国经济三大支柱的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建筑业中的前两项竞争不过日本。美国经济面临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保守派人士纷纷趁机而起，指责政府的支出过大，福利支出太多，结果是公众的税赋过重，扼杀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人心思变，供应学派乃应运而生，里根在总统竞选中也得以击败卡特而入主白宫。
供应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是同凯恩斯主义背道而驰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点是通过扩大支出以增加总需求，来避免失业和危机。供应学派则要用刺激生产、增加总供给的办法来增加就业和消除通货膨胀。他们认为，失业是由于投资过少和企业开工不足；通货膨胀是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所以应该增加总供给。
这就碰到二个理论问题。一是增加总供给会不会造成生产过剩？他们回答：不会。供应学派信奉的是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凯恩斯主义愁的是商品卖不掉，供应学派愁的是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生产不出来。供应学派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倒转历史的车轮，回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去，梦想一个没有危机的伊甸乐园。这在实践中就不能不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增加总供给？供应学派认为关键在于减税，而且是减直接税，减课税的累进率，并且要长期地、大幅度地减。因为直接税如所得税，财产税一般是不能转嫁的，只有减直接税才可减轻人们的直接的税赋，增加人们的收入；而累进税率愈低，收入愈多的人，税的负担便愈轻。这种减税把戏的实质是有利于高收入者，而不利于低收入者，也就是劫贫济富。
但在供应学派的嘴里却全变了样。他们鼓吹，通过减低税率，谁多储蓄，谁多得利息；谁多投资，谁多得红利，谁多做工，谁多得工资，谁多提高生产率，谁多得额外的收益。据说这便可调动人们储蓄、投资和做工的积极性，随着供给和生产的增加，经济繁荣的奇迹便可发生了。
里根在自己的竞选演说中，猛烈攻击卡特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说他们是今天用通货膨胀这个敌人去打失业这个敌人，明天反过来用失业这个敌人去打通货膨胀这个敌人，结果两个敌人都打不倒，象两只被激怒了的公牛一齐冲了过来；而他的经济学战略则是用增加总供给这个法宝，一举打倒两个敌人，彻底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这真是如意算盘，一派梦呓！
供应学派经济政策的基石是减税。不幸的是，早在1981年，在里根政府班子中享有“神童”称号的预算局长斯托克曼就多次私下表示，“我从来不相信依靠减税能增加产值并扩大就业人数”，对于经济前景的乐观估计，“我们中间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些数字是怎么回事”。而里根本人在入主白宫时，坚持要在3年中减税30%，可为时不过1年零几个月却又180度大转弯，向国会提出法案要求在今后的3年中增税983亿美元。里根为什么要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是因为财政赤字太大，利息率太高，朝野鼎沸，众怒难平，不得不如此啊！
此外，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还包括。平衡财政预算，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削减劳苦群众迫切需要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及放宽对私人企业活动的限制等。这些都包含在里根的美国“经济复兴计划”之中了。当然，里根政府为了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没有忘记猛增军费开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又极力赞同货币主义的政策。
其效果如何呢？美国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财政预算无法平衡，减税愈多，财政赤字便愈大，举债增多，使利率急剧提高，结果是生产投资、消费支出和外贸出口受阻，经济陷入长期的危机之中，直到1983年才进入复苏阶段。
但是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有一条信念，叫做“忍得一时痛，免却百日灾”。他们坚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甘冒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危险，而一旦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恶果被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便可青春常在了。这充分反映了他们站在私人垄断资本立场上的坚定性、保守性和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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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乾亨。来源《今日帝国主义》。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