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操纵的资本主义正在破坏自由民主

“虽然我们每一家公司都服务于公司自身的目的，但是我们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有着共同的重大责任。”

从这句话来看，代表着世界181家最大公司高管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参与者们放弃了长期秉持的观点，即“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股东”。

现在的确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但是这一时刻意味着什么？它又应该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认识到严重的问题正在发生开始。过去40年，尤其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我们观察到一个并不光彩的三位一体：缓慢的生产率增长、急剧上升的不平等以及巨大的金融冲击。

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大学的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的PeterOrszag提到，“1948-1973年，美国家庭实际中位收入每年增长3%。按照这样的速度，一个小孩有96%的概率会比其父母辈获得更高的收入。1973年以来，美国家庭实际中位收入每年只增长0.4%。结果，28%的小孩会比他们的父母辈获得更低的收入。”

那么，为什么经济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呢？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利者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的兴起。“租金(rent)”在这里的意思是比为了产生货品、服务、土地或者劳动的合意供给所需要的报酬高出来的部分。“食利者资本主义”意味着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和政治力量使有特权的个人或企业从其他所有人那里攫取大量租金。

这样说还没有完全解释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Robert Gordon认为，20世纪中叶之后，重大创新的涌现变慢。技术还产生了对高校毕业生更强的依赖性，使他们的工资相对地提高，这部分地解释了不平等的加剧。但是，最富1%的美国人的税前收入占全部收入之比从1980年的11%一跃增长至2014年的20%。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

如果你看一看许多国家的政治争论，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政治争论，你就会认为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主要是中国进口品导致的问题，或是低工资移民导致的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外国人是理想的替罪羊。但是，把加剧的不平等和缓慢的生产率增长归咎于外国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今天，所有西方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都比40年前更高。然而，不平等的变化在各个高收入国家表现大相径庭。结果的不同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如何运行，以及一国选择怎样的国内政策。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Elhanan Helpman在一篇针对这一问题的长篇文献综述的最后总结说，“以国际贸易和离岸外包为形式的全球化并不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许多有关世界各国各种情况的研究都得到了这一结论。”

制造业位置的转移，尤其是向中国的转移，或许对高收入经济体中投资的下降产生了一点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并没有大到明显降低生产率增速的程度。相反，全球分工的转变使高收入经济体在技能密集型部门专业化，而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有着更大的增长潜能。

特朗普这个幼稚的重商主义者关注于双边贸易失衡，并把它当作工作机会减少的原因。这位美国总统坚持认为，贸易赤字反映出贸易协定很糟糕。的确，美国总体上有贸易赤字，而欧洲有贸易盈余。但是这两个地方的贸易政策非常近似。贸易政策并不能解释贸易平衡或失衡。双边贸易平衡或失衡也不能解释总体贸易平衡或失衡。后者是一种宏观现象。理论和证据都支持这一点。

无论“外国人的冲击”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多大，移民在经济上的影响很小。研究充分证明，移民对本国人口实际收入的影响以及移民对接收国财政情况的影响很小，并且经常是正向影响。

关注于贸易和移民所带来的损害能获取政治影响力，但这是一种错误观点，而对当代食利者资本主义本身的考察远比关注于贸易和移民更加正确。

金融在许多维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化的金融往往像癌症一样扩散。因此，金融部门创造信贷和货币的能力为其自己的活动、收入以及（经常是想象的）利润提供了资金来源。

2015年，Stephen Cecchetti和Enisse Kharroubi在为国际清算银行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说，“金融发展的水平只有达到一定点之前才是好的，超过这个点就变成经济增长的拖累，快速增长的金融部门对总体生产率增长是有害的。”他们认为，当金融部门快速增长时，金融部门会雇佣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就会根据财产发放贷款，因为财产形成了抵押。这是把优秀的人力资源挪用到非生产性、没有用的方向。

信贷的过度增长几乎总是导致危机，正如Carmen Reihart和KennethRogoff在《这一次不一样》中所展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现代政府敢于让所谓由市场驱动的金融部门处于不受补贴、不受监管的状态之下。但是这反过来给“不负责任”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成功了，他们赚钱；失败了，我们赔本。这样的话，危机就一定会发生。

金融还产生了不断加重的不平等。斯特恩商学院的Thomas Philippon和巴黎经济学院的AriellReshef发现，金融行业的相对收入在1980年代随着金融的去监管化而爆炸性地上涨。他们估计“租金”（即比吸引人们进入金融行业工作的报酬水平高出来的收入）达到金融行业与其他私人部门收入差别的30-50%。

1980年以来金融活动的爆炸性增加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增速。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降低了生产率的增速，尤其是危机发生之后。公司管理层的报酬也同样爆炸性增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租金攫取。“高收入研究中心”的建立者DehborahHargreaves注意到，英国高管的平均报酬与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98年的48：1增长到2016年的129:1。在美国，这一比例从1980年的42:1增长到2017年的347:1。

美国作家HL Mencken写到，“对每一个复杂问题，都有一个清晰、简单且错误的答案。”报酬与股票价格相联，为管理层提高股价提供了巨大激励，使他们操纵公司回报数字或者借钱来购买股票。这些做法都不会增加公司的价值。但是却极大增加了管理层的财富。与治理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利益冲突，特别是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问题。

总之，个人逐利动机渗透到公司的决策过程中。独立经济学家Andrew Smithers在《生产率与奖金文化》一书中认为，这种渗透牺牲了企业的投资，也牺牲了长期的生产率增长。

可能更为根本的另一个问题是竞争的减少。Furman先生和Orszag先生说有证据表明，与30或40年前相比，美国市场集中度在提高，新企业的进入在放缓，年轻企业的比重在下降。OECD和Oxford Martin School的研究注意到领先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生产率和利润加成上的差别处于扩大之中。这说明竞争在减少，垄断利润在增加。并且，技能相近的工人在不同企业却得到不同的回报：这也是一种形式的租金攫取，它是不平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竞争减少的部分解释是“赢者通吃”的市场：作为超级明星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公司获得了垄断租金，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以如此低的价格服务全球市场。网络外部性（即使用其他人也使用的网络所产生的好处）以及平台垄断者的0边际成本（例如Facebook、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另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就是集聚(agglomerations)的网络外部性。PaulCollier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成功的大都市区（伦敦、纽约和加州湾区）产生了强有力的反馈环，吸引了优秀的人才并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报酬。这却让居于劣势的企业和人们陷于被抛弃的城镇。集聚也产生租金，产生租金的方式不仅涉及房地产价格，而且涉及收入。

然而垄断租金并非只是那种自然而然的经济力量的结果。垄断租金也是政策的结果。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Robert Bork在1970年代认为“消费者福利”应该是反垄断政策的唯一目标。如同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看法一样，这种看法把高度复杂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在垄断的例子中，这种看法使社会满足于垄断力量，只要它能使价格维持在低水平。但是大树遮挡了小树生长所需的阳光。大企业也是如此。

有些人会自满地说，我们现在所看到发达经济中的“垄断利润”很多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赞美的“创造性破坏”。但事实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足够的创造、破坏或者生产率增长，所以这种观点不能让我们信服。

寻租活动的一个不光彩之处就是严重的逃税现象。那些公司（及其股东）从公共品（例如安全、法律体系、基础设施、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以及社会政治的稳定）中获益，这些公共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但是那些公司也处于钻税收漏洞的极好位置，尤其是对那些生产或创新的地理位置难以确定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

公司所得税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是国家间的税收竞争，二是税基的减少以及利润的转移。税率的下降是我们能看到的税收竞争。把知识产权挂在那些避税天堂，在高税率国家以债务减少利润，以及操纵企业内部价格转移以减少利润都是我们能看到的税基减少以及利润转移的例子。

IMF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计算得出，税基减少和利润转移给OECD国家带来4500亿美元长期年收入损失（1%的GDP），给非OECD国家带来2000亿美元的长期年收入损失（1.3%的GDP）。这是很大的数字，因为2016年OECD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只有2.9%，而在美国只有2%。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Brad Setser指出，美国公司在避税天堂（百慕大、英属加勒比、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新加坡和瑞士）报告的利润是它们在六大经济体（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和日本）的7倍。这是不正常的现象。特朗普推行的税收改革本质上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毋庸讳言，其他国家的公司也从税收漏洞中得到好处。

租金不只是被攫取，而且被创造。游说政府支持扭曲性、不公平的税收漏洞，反对监管兼并活动、反竞争做法、金融欺骗、环境以及劳动市场，租金正在被以这样的方式创造出来。企业的游说压倒了普通公民的利益。实际上，一些研究认为普通人的愿望在政策制定中基本没有影响力。

如同一些西方经济体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化，它们在政治上也拉美化。一些新的民粹主义者正在考虑激进且必要的有关竞争、监管和税收的变革。但其他民粹主义者则依赖于仇外的狗哨子，同时继续维持一个有利于少数精英的受操纵的资本主义。那样的行为很可能以自由民主之死终结。

商业圆桌会的参与者及其同仁要给他们自己提一些难题。他们是正确的：寻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被证明是一种令人质疑的公司管理方法。但认识到这一问题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他们要问自己，在如何给自己定薪以及如何攫取（并且实际上是积极创造）税收和监管漏洞上的利益这两个问题上，他们的这种认识意味着什么。

他们至少必须思考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活动。为了对公司治理更好的法律，为了更公平和有效的税收制度，为了给那些无力控制经济却受到经济力量影响的人们一个安全网，为了一个健康的本地环境和全球环境，为了一个对绝大多数人的愿望能积极响应的民主制度，他们正在做着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真正相信自己能分享到好处。但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却是一个不稳定的食利者资本主义，削弱的竞争，无力的生产率增长，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并非偶然的是，一个越来越退化的民主。解决问题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经营着世界上最重要企业的人。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方式必须改变，否则这些制度将会消亡。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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