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民族，关于祖国，说的、议论的、叫喊的实在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先进的”政论家（他们实际上和反动的政论家毫无二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的和进步党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痞，都异口同声地赞美“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赞美民族独立原则的伟大。他们当中谁是卖身求荣、歌颂刽子手尼古拉·罗曼诺夫或者歌颂黑人和印度居民的蹂躏者的无耻之徒，谁是因为愚蠢无知或没有气节而“随波逐流”的庸俗市侩，真叫人无法分辨。不过，分辨这一点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广很深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这副磨盘真不小，推动磨盘的水流来自四面八方：从顽固的沙文主义者缅施科夫起，直到由于机会主义思想或者由于没有气节而成了沙文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鲁巴诺维奇和斯米尔诺夫、克鲁泡特金和布尔采夫为止。
让我们，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也来明确一下自己对这一思潮的态度。我们作为位于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国民族的成员，是绝不应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的，——特别是在这个被公正地称之为“各族人民的牢狱”的国家里，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在欧洲最东部和亚洲正在唤醒许许多多“新的”大小民族的时候，特别是在沙皇君主政府驱使千百万大俄罗斯人和“异族人”拿起武器，按照贵族联合会的利益和古契柯夫们以及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库特列尔、罗季切夫们的利益去“解决”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时刻。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根本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7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同时，大俄罗斯农夫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父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当时，这种革命精神确实还没有。现在，这种革命精神也还不多，但毕竟是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
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过去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扼杀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玷污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们这帮恶棍的势力。谁都不会因为生下来是奴隶而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进行辩护和粉饰（例如，把扼杀波兰和乌克兰等等叫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他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唾弃的下贱奴才了。
19世纪彻底的民主派的最伟大的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所以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工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正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说：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除沙皇制度以外，已经有另一种历史力量在它的卵翼下诞生和壮大起来，这就是大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它起着进步的作用，把一些广大的地区在经济上集中化，连为一体。但是，这种反驳并不能为我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解，反而会更有力地证明他们的过错，——这些人只配称作沙皇和普利什凯维奇的社会主义者（就象马克思称拉萨尔派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姑且假定，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而不利于许许多多小民族。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全部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血腥和污秽的历史。我们也绝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小民族独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我们当然拥护集中制，反对小市民的联邦制理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民主主义者（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者了），也不能帮助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去扼杀乌克兰等等。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如果哪个“马克思主义者”打算根据这一点来证明社会党人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未免太出色了！何况俾斯麦是通过把分散的、受其他民族压迫的德意志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迅速发展，却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个差别往往被我们那些崇拜“俄国的准俾斯麦”的人所忘怀。
第二，如果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这一由资本主义造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作用将更加巨大。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但是，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他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我们所谈的后一种设想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的祖国——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成为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载于1914年1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06—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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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