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30周年。1990年9月20日—10月29日,时任《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的作者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委派,前往保加利亚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途经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等地。此时正是苏东剧变前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种种乱象、怪象频频发生,本文是作者的亲闻、亲见、亲历。

涂途:亲历苏东巨变-激流网1991年4月23日,维尔纽斯列宁塑像的最后时刻

如果要宽泛的联系,戈尔巴乔夫也算是我的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只不过他比我要高几个年级,而且他就读的是法律系而我进入的则是哲学系。但是,上世纪50年代中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哲学系和新闻系都仍在城市中心的旧校舍,尚未搬迁到列宁山上的高楼。而且,这三个系的学生宿舍也都在斯特罗门卡32号的学生城。也就是说,我们同在一幢楼内学习和生活过相当一段时间。而后来成为“苏联首位走向公众”的他的第一夫人赖沙·戈尔巴乔娃,一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少女,却正是我们哲学系的同学,她只比我高两个年级。戈尔巴乔夫正是在斯特拉门卡学生城中的一次舞会上,与她结识并相恋的。1955年9月,赖沙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同戈尔巴乔夫结婚,在通过副博士生考试后,又回母系作为讲师任教,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提到,这一年6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莫斯科大学并在礼堂发表演说的活动,我同样记忆犹新,只是当时并不知道他也在场。

戈尔巴乔夫尽管不承认自己在大学时就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但毫不掩饰地表示那时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喜欢以谩骂、顶多是以宣布颠扑不破的真理来代替论证。”这时,他已经对中学的毕业作文《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骄傲》表示忏悔,而对斯大林的恶感和“内心里的抗议已是呼之欲出”。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便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提出“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等主张,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大力推行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运动。第二年,他与美国总统里根进行密谈,把苏联出卖给了美国。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额手称庆,并且披露:“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做了6年,同美国总统见面11次,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里根不开一枪便赢得了冷战。”1990年3月15日,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联的“第一任”总统,更加卖力地向资本主义阿谀奉承、谄媚讨好。正是他同密特朗密谋并与美国勾结串通,出卖了东德人民,使德国“统一”,并于当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那时,正如《惊蛰雷》所描绘:

戈尔巴乔夫口沫横飞

额上的胎记蛇信子般吓人

向众鬼吹嘘他的“盖世奇功”

先是推销“新思维”

把苏联人的思想搅成乱麻

接着打开潘多拉之盒

让各种魔怪跳出来

将苏共拨个污泥满身

然而,次年的圣诞节他就被迫下台,成为苏联的最后一位总统和唯一的总统。他不打自招地供认:“我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上百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我没哭,因为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亚洲的社会主义也应该被消灭。”这个无耻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叛徒,直到2016年的12月12日,还向美联社记者抱怨和哀鸣,西方竟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而支持叶利钦将他赶下台,引来的不过是普遍的蔑视和嘲笑的眼光。

1990年9月20日—10月29日,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委派,与另一位研究员一道,前往保加利亚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去时经莫斯科转机飞索非亚,回国则乘火车路过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在中国大使馆呆了三天,到莫斯科因等火车票又在中国大使馆住了将近10天。这段时间正是东欧、苏联发生剧变动乱前后,由戈尔巴乔夫亲手搭建的多米诺骨牌,一张接着一张倒塌,种种乱象、怪象频频发生,我们有幸亲闻、亲见、亲历。

因为我在出国前提出要与对方交流美学研究方面的情况,保加利亚科学院接待我们的是哲学所和文学所。虽然1990年保加利亚仍然由共产党执政,可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化”思想和政策的影响,党内已出现明显分裂和分化,反对派势力顽强,几乎每天都在游行、示威、集会、挑战。如同当时保加利亚整个社会一样,科学院内部处于极端动荡和思想混乱时期。到达索非亚的第二天,文学所所长(共产党员)向我们坦率而无奈地介绍说,实际上,长期执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提倡所谓“自治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后,早已经失去民心,几乎“完全瘫痪”;工厂内的党组织全都解散,高等院校已取消科学社会主义课程,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院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美学也不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讲的话,就是对它们全盘的批判和否定。”出国前,我读过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一位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一书,于是想趁这次访问期间同他交流看法;那知到后陪同人员便说:这位教授如今已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专写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

到达索非亚的第二天,我们去市中心的九月九日广场,这里原有的季米特洛夫陵墓,已是残破不堪;就在不久前的1990年7月18日,季米特洛夫的遗体被迫由家人迁出陵墓火化,改葬到索非亚公墓。我们进入墓内,里面黑暗一片,堆满垃圾。而就在附近的几个教堂,则是灯火通明,跪拜祈祷的信男信女,成群结队。随后到保加利亚哲学所访问,所长阿塔纳索夫与我们见面,倾心交谈保加利亚解放前他的家乡是如何贫穷落后,而现在人民生活又是多么富裕幸福。他直言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而且相信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他还坦率地告诉我们,所内有的年青人现在同外面的反对派勾结,大叫大喊要处死共产党员,党组织实际已不存在了。果然,等我们回国后不久,由反对党组成的政治联盟——民主力量联盟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更为保加利亚共和国,“人民”从国名中清除。

经过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同意,我们在路经罗马尼亚回国途中,在布加勒斯特短暂停留。前不久,也就是1989年底,罗马尼亚政局发生剧变,齐奥塞斯库在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后携夫人仓皇出逃,于当日被抓获。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他们被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审判后立即处死,连续执政长达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住在罗马尼亚大使馆,据接待的工作人员介绍,齐奥塞斯库不仅个人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还把夫人、子女及其他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有30多人在党政军经等重要部门任职,从而形成了家族统治。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按照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方式,大肆批判前任乔治乌-德治“个人迷信”,却把自己塑造和标榜为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他居功自傲、闭目塞听,在偏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

我们前往布加勒斯特市的自由公园,想去看看包括安葬乔治乌-德治遗体的“为人民、祖国的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英雄纪念碑”陵墓。可纪念碑陵墓被拆除,乔治乌-德治的遗体被迁出墓穴,重新安葬于一个城市公墓,墓室关闭已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理工大学重新改名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而在离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不远的一条街上,就看到有几幢满是枪眼的大楼,其中的两幢楼被全部烧焦;临街路旁树立着一个十字架,上面写有“纪念1989年12月22—26日在此处牺牲烈士”字样。一位老年妇女坐在那里兜售蜡烛和菊花,等待路人购买祭献;时间已经过去几乎一年,当时发生的反政府骚动和街头爆发激战的画面,仍然惊心动魄地留存和呈现。

从布加勒斯特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列宁山上的中国大使馆乘地铁直奔市中心的红场。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末,我离开这里相隔40余年后的旧地重返。从地铁革命广场出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曾经非常熟悉的那条通往列宁墓的长长的人流。我们赶紧前去排到队尾,一瞬间后面就延续更长的人流队伍。我曾多次拜谒过列宁、斯大林墓,这次走到墓前,才见陵墓入口安装的花岗岩石板上原来的“列宁和斯大林”,已改写为“列宁”。陵墓大厅里原来并卧的列宁和斯大林,现在只剩下列宁的遗体。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陵墓火化。而此时,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各大城市,都连续发生污损和破坏列宁纪念碑和塑像的事件。

从列宁墓出来,我们购票进入克里姆林宫参观。这处名胜景点过去我也多次光顾过。这次的印象与以往不同并特别深刻的是,宫内的几个大教堂都人满为患,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在里面跪拜祈祷。还有一点也久久难忘,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内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乌鸦,从大树或建筑物下路过,弄不好就有乌鸦的粪便和尿液落在游人头上或身上,使人防不胜防、狼狈不堪,也多少带来一些悲怆和凄凉。

我们还进入红场附近的列宁博物馆参观,展品似乎比过去要少很多,却增设了一个小放映厅。进入展厅内坐下后,一位讲解员便向参观者介绍,过去博物馆内有许多关于斯大林与列宁相关的展品,现在都撤下了。因为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就说过,斯大林太粗鲁,不适宜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斯大林一人大权在握、树立个人威信,迫害大批革命家和知识份子,给苏联带来严重灾难。随后,即放映一部《另一个斯大林》的记录短片,主要是利用影像史料批评、谴责、丑化和否定斯大林。例如,在党代会上一边是有人在讲台上歌功颂德、吹捧斯大林,一边就出现斯大林兴高采烈、洋洋得意的镜头。又如,一个接一个全国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向斯大林赠送礼品,斯大林欣然接受并与他们热烈拥抱。还有不少镜头是记录和诉说审判“反党集团”时,他们在法庭上表示受冤和无罪等等。但是,影片中却没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抗击德国法西斯,以及苏共十九大等等的史料。

显然,这是经过精心策划、选择、剪裁、编辑的一部专门全盘大反斯大林的宣传片,是配合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鼓动片。然而,事实说明,他们反历史从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丟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了。我们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从各方面的迹象明显感到,戈尔巴乔夫已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总统的宝座正摇摇欲坠、左支右绌。果然,年末圣诞节那天他就宣布“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当天他就被“赶出”克里姆林宫。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的名义接替,降下苏联国旗。

上世纪末的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国内的上上下下的种种因素,也有国际的外部势力的内外勾结和渗透,外因通过内因两者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历史的逆流。它打破了国际上的两个阵营的格局,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史无前例的重大挫折和倒退。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好事既变成了坏事,坏事也可以再变成好事。“而今迈步从头越”,20世纪末的大反复、大动荡、大改组,带来的必然是新世纪的新变革、新长征、新革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和吸取复辟和失败的教训,成为新世纪全球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头号神圣任务。历史不会终结,理想不会泯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预言,总有一天会得到完全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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