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革爆发后，各地党组织于1966年夏陷入瘫痪，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农民纷纷建立各自的组织，并分成各种派别，对文革的目标依据自己的利益进行不同的解释。美国学者安舟以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中形成的群众组织为例，分析了群众组织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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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直接向两部分人开火，即中国社会顶层的受旧教育的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学校系统和党的组织作为这两类精英获得权力的制度性基础，在文革中都被关闭了，遭受到重创。一方面，毛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攻击学校、工厂、农村的党的干部，造成党组织的瘫痪，党各级部门的权威遭到削弱；另一方面，整个教育系统的实践受到质疑。与传统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相联系的知识分类----即整个受过教育的阶级的遗产，受到玷污，传统文化的标志被摧毁。知识分子的社会名望、物质地位、自我意识受到残酷打击，这种打击经常涉及对个人的残酷暴行。毛特别担心将政治和文化权力相结合的一个精英阶级的崛起，因此他重新试图削弱革命干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但现在他更担心的是那些五、六十年代被精心培养过的年轻红色专家们的倾向。
毛泽东虽然设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方面的前提，但他的指示经常模糊不清，诸多指示之间甚至产生尖锐矛盾。在各地党组织于1966年夏天到秋天停止运转之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农民分成各种派别，对文革目标进行不同的解释。前一章我重点谈到清华大学派系之一的“井冈山”兵团，它在学校派系中占了主导地位，但它只是清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里四个不同政治倾向派系中的一个。这一章，我将分析两所学校派别间的斗争路线是如何划定的。
毛的双重打击目标——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每一个都是派别斗争的关键，有些人攻击这个维护那个，有些人攻击那个维护这个。清华大学的情形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而清华附中和大学相比，它的派系与这两个斗争轴心的关系很不相同。中学精英内部纷争，政治资本反对文化资本，干部的子弟批斗知识分子的孩子。大学的情况相反，激进派同时攻击新兴阶级秩序的政治与文化支柱，这使得维持现状的温和派得到发展，他们包括旧教育精英和新政治精英的子弟们。因此，中学的斗争路线是精英内部纷争的尖锐表现，而大学温和派反映了精英内部联合的再现。我将论证这两种形式都是不断斗争的内部精英结合过程中的表现。
对文革中学生派系斗争主流的解释，可称作“竞争精英模式”，强调的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弟之间的斗争。在深入研究广州重点中学学生派别的基础上，陈佩华（Anita Chan）、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 Unger）总结，知识分子的孩子攻击现存秩序，而老的革命干部的孩子保卫现状。人们常常忽略陈佩华等人对这个模型解释所加的限制条件[1]，西方学术界把它作为一个普遍模式来对文革期间的学生派别纷争进行诠释。[2] 竞争精英模式有许多理念，我将在这一章中再次验证。首先，这种模式描述两种主要政治倾向：由革命领导干部子弟把持的“保守派”阵营，由旧知识精英子弟领导的“造反派” 阵营。这两种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政治倾向相反的派别。工人的孩子、农民的孩子也分别加入两大阵营，但都不是主要的领导者。第二，这个模式提出，学生派系潜在的关键分歧，是由学校的阶级路线录取政策所带来的：优待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子弟而伤害旧知识精英子女。当前阶级路线政策的受益者倾向支持现状，而该政策的受害者则反对它。第三，这个模式提出，造反派攻击党政干部时更激烈，而攻击知识分子时相对温和，而保守派则恰恰相反。
运用到当前研究所用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基本框架中，竞争精英模式建议由知识分子精英子弟把持的造反派，攻击政治资本（把政党等级制度作为目标），保护文化资本（通过反对阶级路线）；而由政治精英子弟把持的保守派，攻击文化资本（通过提升阶级路线和打击教育等级），保卫政治资本（维护党的等级制度）。这两个最基本的倾向在表5.1得到说明。
目前对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学生派系的分析反映了竞争精英模式，既有其有效性又有其局限性。我发现，两所学校斗争政治和文化资本中，产生了四种政治倾向，如表5．2所示。竞争精英模式描述了两种倾向（右上和左下）。这是清华附中的主要倾向，这个重点中学类似陈佩华、骆思典和安德佳研究中的学校，其学生主要由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孩子组成。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斗争：一派由老革命干部的孩子组成，另一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的孩子组成。
表5.1         以竞争精英模式判断学生的政治倾向

表5.2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学生政治倾向

然而，清华大学由于招收了许多来自工人、农民的家庭的孩子，其派系斗争的模式与中学大不相同。大学发展的两种主要倾向（左上和右下）不适合竞争精英模式。前面一章我已谈过，大学“激进”联盟（左上），其领导者来自工人、农民家庭；他们同时攻击着政治和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大学温和派（右下）联合反对激进派，保卫政治与文化资本。温和派拥护大学里的政治系统和教育系统，他们得到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以及农民、工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广泛的支持。
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谈到四种政治倾向的政治立场、领导集团和社会基础，解释两所学校为什么所制定的政治斗争路线不同。首先，我分析中学派系间的对争，然后再分析大学的。 中学派别：政治精英对抗文化精英 老红卫兵：攻击文化资本、保护政治资本
清华附中诞生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它由大胆勇猛的革命干部子弟，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他们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变成了一代文革积极分子的座右铭。这种半隐蔽性的组织，得到毛的鼓励号召，攻击旧知识精英、剥夺他们在教育系统的权力。1966年5月，新生的红卫兵张贴大字报，斥责万邦儒校长，说学校管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管理，指责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许多知识分子子弟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的领导下贴出大字报，保护万校长和学校行政管理层。红卫兵再贴大字报回应，称这些学生为“保皇派”，因为这些学生保护被批斗的校长。红卫兵在受到学校行政部门及“保皇派”学生攻击的情况下，于6月7日撤出学校。第二天他们返回了学校，力量得到加强，因为北京其他重点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革命干部子弟）也到来了，但是校长关闭了大门。然而，当晚，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免去了校长及管理层干部的职务。红卫兵随着工作组得意地重返学校。[3] 在那之后一直到7月，工作组驻扎学校，红卫兵领导主持会议，批评学校旧行政管理部门。争端爆发了，工作组坚持应该把现在已经解散的青年团的某些领导吸收到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层来，尽管以前他们没有支持红卫兵。不过，红卫兵并没有公开批评工作队。6月末，当蒯大富和其他同学在邻近的清华大学挑战工作组时，附中红卫兵与他们保持距离。红卫兵中的一个成员在中学贴大字报，保护大学反对工作组的造反者。她被工作组批评为“反革命”，而她的同志并没有维护她。[4] 攻击中学校长是一回事，尽管他是学校党委的领导，但来自地主家庭，能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攻击党最高权力机构派遣的工作组成员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个人有无可挑剔的革命资本。
在命令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不久，毛于八月一号写了封公开信赞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反抗精神。在毛的鼓舞下，8月红卫兵运动横扫全国。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兄弟组织成为这场反对旧精英的暴力运动的先锋，斗争对象涉及到学生、老师，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领导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抄旧资产阶级和富有知识分子的家，破坏或没收具有传统精英或西方文化性质的东西。[5] 红卫兵强烈拥护党的阶级优先政策——即众所周知的“阶级路线”，斥责旧知识精英所拥有的特权。1966年7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传单中写道：
“十七年来，我们学校一直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再无法容忍了。我们要推翻它，夺权，组织阶级队伍的革命。根据社会状况确定阶级路线。……我们知道你们的感觉，地主和资产阶级年轻的绅士和女士们……你们认为自己可以利用暂时存在的资产阶级教育以爬上更高的位置，成为白色专家，进入大学，加入‘教授、专家’的行列……甚至有可能建立些政治资本，得到些权力。……你们没有想到你们憎恨的阶级路线会真地来到，毁掉你们的这些梦想，……你们轻视工农和工农子弟以及革命干部子弟，以后他们将占领科学技术文化阵营，你们独霸这些阵营的权力一去不复返了。[6]”
红卫兵对阶级路线进行特别的解析，称为“血统论”，强调他们的角色是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确信自己作为革命干部子弟，文革期间他们有特殊的责任，“跟随革命父辈的足迹”。[7] 有一幅著名的对联精确表达了血统论原则，这是由来自北京另一所重点中学的革命干部子弟创作的，七月末成为红卫兵的座右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排斥那些不是“红五类”家庭，即所谓“好”家庭出身的人。8月，他们的权力达到了最高点，清华附中红卫兵宣布：“那些人不是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的子弟……最好在我们面前低头。[8]”
血统论不断升级，把为数不多的那些参加过早期红卫兵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大部分清除出去了。据原清华附中红卫兵积极分子估计，到1966年8月，学校里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子弟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而知识分子干部的子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外。血统论对联也暗示排除工人、农民的孩子，因为不像那些干部子弟，他们并不是革命者的子弟。而清华附中红卫兵以工人、农民的子弟名义攻击旧教育精英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组织是由革命干部的子弟组成的。毕竟中学的学生很少有来自工人、农民的孩子，即使有，大部分要么被红卫兵抛弃，要么被疏远。[9] 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暴力攻击学校行政部门、旧教育精英，以及与文化资本结合的权力和特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确实是造反派。然而，他们的血统论座右铭清楚地说明了红卫兵保卫政治资本的保守一面。毕竟，血统政治的本质是使政治资本的继承成为权力获得的合法基础。在新兴的学生运动即蒯大富和其他反对清华工作队的人开始冲击党的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后，红卫兵的保守一面开始显现。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于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内张贴了攻击刘少奇主席的大字报，这惹恼了中学红卫兵。他们集合城里各中学的红卫兵到大学开会。在群众集会上宣布不允许学生在大学里“翻天”后，红卫兵开始暴力行为，他们痛打教授，用卡车拉倒清华园著名的学府大门（现称二校门），继续攻击旧教育精英和他们的标识。同时，他们撕毁大字报，抨击批评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的大学生。[10] 1966年秋天，毛继续动员学生攻击党的等级制度。保护政治资本日益成为红卫兵目标的保守一面（我们称最开始的红卫兵运动为老红卫兵，以此区别于他们的对手，因为对方也称自己为红卫兵）。12月，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与其他重点中学的类似组织，召开会议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数百清华附中学生和数千来自其他中学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松散结合的联盟，简称“联动”，以组织的名义散发传单，发誓要保卫“各级党组织和优秀而忠贞的领导干部”。[11] 到1967年1月，几个月来遍布全国的学校内尖锐的派别纷争，导致绝大多数老红卫兵组织垮台了。然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场运动的创始者们感到自豪，虽然成员锐减，但是他们的组织得以保留下来。 中学激进派：攻击政治资本与保护文化资本 1966年深秋，对“血统论”的批判开始出现在国家报纸中，同时蒯大富和“井冈山”开始成为清华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清华附中知识分子的孩子组织他们自己的运动，向在中学里占主导地位的老红卫兵发起挑战。他们采用大学激进派的名字，即“井冈山”，但政治倾向不同。
遵守文革的准则，清华附中“井冈山”组织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具有无懈可击的阶级背景：他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其中关键的一位是前红卫兵，由于她支持蒯以及其他反对清华大学工作队的人而被以前的同志抛弃）。但是该组织构成的实际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清华附中的“井冈山”积极分子称，1966年末他们向老红卫兵发起挑战的时候，他们在中学的支持率是80%，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
几个月以前，很多现在活跃的清华附中“井冈山”成员，支持学校行政机构，反对老红卫兵的攻击，结果干部子弟斥责他们为“保皇派”。现在“井冈山”积极分子则称自己为真正的造反派，相反对着他们的对手大叫“保皇派”，指责他们保护党的等级制度。由于毛当时攻击“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派”，“井冈山”成员把这个帽子也戴在对手的头上。过去革命干部的孩子称知识分子孩子是旧精英的徒子徒孙，而现在革命干部的子弟被称为新精英的徒子徒孙。他们极力批判“联动”，称这种老红卫兵的松散联盟是新特权阶层的维护者：“一群“革命干部子弟组成‘联动’，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被改造……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优势，特别是修正主义者，试图以此教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权享有政治与生活方式的特权，以便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修正主义者，将来接替父母的地位。这些修正主义者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劳动，远离工人、农民，向孩子灌输‘自来红’观念。他们鼓励孩子摒弃思想改造和那种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孩子的努力；相反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精神贵族。这些子弟压根就是修正主义者的苗，他们是特权阶层的继承者……，所有‘联动’的行为都是为了保存特权阶层的利益。”[12] 中学激进派大多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挑战政治系统的不公，他们对于毛反对文化资本的目标兴趣不大。中学“井冈山”的积极分子蔡建设（音译）给出明确的观点。“我们不喜欢特权，” 他告诉我，“我们永远不反对知识。”[13] 实际上，清华附中井冈山派的某些头头是坚决保护学校校长的，反对老红卫兵攻击他们。即使后来学校行政机构垮台了，他们被斥为实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一个“井冈山”头头回忆，“我们支持教育变革，但我们不是很反对校长和行政领导。”[14]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毛激进阶级路线统治的政治环境对任人唯贤政策极为不利，但是清华附中激进派竭力维护这些政策。许多人对遇罗克写的一篇批判阶级路线的雄辩有力的文章深有同感。遇，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北京四中，他写的带有苦涩的政治宣言“出身论”，于1967年1 月登载在四中的学生报纸上。这使批判“血统论”的运动达到顶峰。遇罗克加入到对血统论的广泛批判中，但他比主流批判走得更远。当时的主流批判小心地区分“血统论”和阶级路线，批评干部子弟“自来红”思想，而继续支持惠及工农子弟的阶级优先路线（这是毛极力支持的）。但是遇罗克则相反，他遇抨击整个家庭出身论，并把此比作种姓制度。他认为，尽管“好”的阶级出身的人们宣称他们文革前受到歧视，但是他们已经得到特别待遇。他认为真正受到歧视的人来自“坏的”阶级出身，并提供了大量惊人的例子。[15] 他写道，“任何通过个人努力不能达到的权利，我们都不承认”。[16] 1966年冬天到1967年春天，一百多万份“出身论”的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北京各中学红卫兵报上有许多文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7] 清华附中“井冈山”头头曹英（音译）个人认识遇罗克，谈到因为政治原因他们不可能公开支持他的文章，但是“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18] 1967年冬天，清华附中本来就高度分化的派别，由于第三派“温和派”的出现使得情况更加复杂，第三派自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没有参与1966年6月老红卫兵攻击文化资本的行动，他们也不愿意参与同一年“井冈山”激进派后来反对政治资本的行动。他们更喜欢现状。用一位原“井冈山”积极分子的话来说，这些温和派“本质上是保皇派”。[19] 温和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的子弟所组成，而“血统论”陷入衰败与耻辱境地后，革命干部子弟舍弃老红卫兵，他们加入到温和的组织里来。因此，可以说温和派代表着过去青年团所体现的政治和文化资本联合的再现。实际上，温和派组成成员中有几个是原来是学校共青团委员。但是，温和派在清华附中斗争中不是重要角色。正如被老红卫兵和“井冈山”鄙视为懦弱、没骨气那样，温和派不是很积极，他们的寻求调和的呼吁大多被当成耳旁风。 中学派别结盟和其团体利益以及团体身份 尽管出现了温和派，清华附中仍主要分成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大都是根据家庭出身确定的，政治家的孩子和文化精英的孩子是对立的。因此，文革期间清华附中派别斗争采用了与1957年大学斗争相同的路线斗争，1957年毛首先邀请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然后又授权党的干部进行反击。然而这一次，过程反过来了。中学积极分子蔡建设（音译）指出，1966年，“ 毛首先利用红卫兵攻击反动学术权威，然后他又用我们造反派来反对走资派。”[20] 正如竞争精英模式提出者们认为的那样，清华附中各派斗争明显反映了以前各团体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别。革命干部子弟享受与执政党的亲密关系带来的特别优待，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所继承的革命遗产的理解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世界道德观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同时，对于知识分子子弟来说，一方面现存的重点中学的等级制度和考试系统，给他们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另一方面革命干部子弟对这些制度的攻击破坏了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热衷的关于对与错的基本的任人唯贤统治的概念。因此，清华附中学生依据这些路线而分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精英的分化本是可以避免的。毕竟，除了个别，大部分清华附中的革命干部子弟参加考试进入学校，在贤能教育系统下，有良好发展。同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孩子参加了共青团，获得了相应的领导地位，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于6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阶级路线政策以前，清华附中行政部门努力工作，促进两群体之间的合作。文革初期，共青团里的有组织的精英内部的合作刚刚起步，就被血统论冲击粉碎。而“血统论”是革命干部子弟对毛的阶级路线政策的解释，这个理论导致清华附中学生根据自身利益和出身分成两大阵营。然而，即使在文革条件下，学生分裂成不同阵营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互相斗争，仍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清华大学学生许多和附中的学生家庭背景非常相似，但是依据不同的路线分化。 大学派别：攻击现状或者维持现状 与中学学生不同，清华大学学生并不是依据出身而分裂为不同阵营。学生出身统计结果揭示了重要原因：将近40%的大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并且和竞争精英模式不同的是，出身卑微的学生在大学派系斗争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点使学校没有基于精英身份的差异分裂成两大阵营。尽管在动乱初期，清华大学革命干部子弟也宣传“血统论”，但是这个理论在大学影响力很小，因为根据这个理论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既没有象革命干部子弟那样被完全接受，也没有象知识分子孩子那样被完全排斥。“血统论”不能决定大学的斗争双方，因为它只打击文化资本和旧的教育精英，因此血统论很快被激进派的纲领抛弃，他们的目标既包括反对文化资本，又包括反对政治资本。
因此，很难根据相关学生的家庭出身来区分大学里的两种派系。但是根据他们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来区分则不会犯错：激进派同时攻击政治和文化资本，温和派则保护二者。虽然清华大学内的斗争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种意义上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它是与阶级有关的斗争。新兴的解放后的阶级秩序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处于危险之中。 大学激进派：同时攻击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正如前一章提到的，1966年秋，清华大学蒯大富和“井冈山”联盟反对政治当权派，确认的目标是反对党的官僚体制。在这一点上，清华激进派和年轻一些的附中激进派联盟完全相同。然而，与中学激进派不同的是，大学激进派对旧教育系统和文化资本特权者没有任何同情。蒯大富积极推行毛提出的激进纲领：他写道，文革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击和推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彻底改革教学系统和教学方法。”[21] 清华大学激进派没能提供平台，来表达对阶级路线政策的敌意。例如，当遇罗克的反对家庭出身论的文章在中学广为流传并得到中学激进派的支持时，却很少有传单送到大学内，大学激进派谴责这篇文章认为它是“大毒草”。[22] 在大学，挑战阶级路线是难以获得支持的。[23] 一名大学激进派积极分子回忆，“那种想法当时无法在中国存活，不可能获得更多支持，人们仍牢记反对地主的革命。”[24] “井冈山”谴责清华大学推行促进阶级分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学入学考试和大学入学政策，都遭到激进派攻击，诸如招收太多大城市的学生，忽视了农村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即使在大城市，工人的孩子也处于劣势。“井冈山”报纸评论员指出，在招收的来自上海的学生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两倍。[25] 为了进行纠正，当时建立了一个“井冈山”委员会来研究招生问题，提出应该彻底改变入学规则，强调阶级优先政策。他们写道，60%的学生应该通过群众推荐的方式来选拔，而大学入学考试应该彻底改革，把它当作群众推荐方式的补充。入学的学生中应有65%的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来自以前的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不得超过5%。[26] “井冈山”头头称，清华大学已成为“资产阶级继承者的培育基地”。他们指责学校通过诸如招收来自特权家庭的学生，鼓励学生和老师与工人农民分离，忽视政治教育，贬低生产劳动，等等，来培养“精神贵族”。蒋南翔鼓动在教育系统划分等级，这注定要制造阶级等级。激进派写道，“优秀”的变得更好，“差”的变得更差，结果“优秀”的成为剥削阶级，凌驾于“底层”劳动人民之上。[27] “井冈山”很难被归纳进竞争精英模式，因为竞争精英模式中“造反派”攻击共产党干部，但他们却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同情。然而井冈山头头一直对大学干部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们特别对所谓的“清华牌干部”，即从清华毕业并被学校党组织留下来和培训过的干部们持敌对态度。“井冈山”积极分子孙传耀解释，“井冈山”派特别不信任这些干部，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反对所有这些干部，因为他们都是走资当权派。我们只支持一个干部，我们感到他来自工人和农民，即韩银山……他不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清华毕业生——这些人是不好的……他们执行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中国大多数的人是工人、农民，对不对？知识分子是少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我们相信即使他们是党员、共产党干部，也必须代表工人。而他们不能代表工人——他们无法代表工人和农民。只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才能代表工人、农民。”[28] 清华大学的老红卫兵类似于清华附中的，主要打击“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待遇较好的高级教授），而“井冈山”激进派更关注出现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后的清华毕业生，在大学当教师和干部。根据“井冈山”头头分析，因为清华大学的精英政策，这一代人，主要来自非劳动者家庭，他们继续发展资产阶级世界观。与“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享有与党相关的合法性和权力。“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外部表现是所谓‘又红又专’，其中一些人还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因此他们擅长滥用党的名义来发展修正主义垃圾”，造反派报纸的一篇文章认为，“他们有政治资本和特权，大多数事情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办得到。”[29] 因此，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特别得到“井冈山”头头的关注，因为他们既有政治资本又有文化资本。“井冈山”头头指责他们是蒋南翔的行政机构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大学“特权阶层”的一部分，这一阶层还包括大学的高级领导以及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写道：“清华大学党委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而是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理人。”[30] 大学温和派：维护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1966年末，老红卫兵垮台，给一个新的维护现状的“温和派”联盟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与“血统论”者相比，温和派他们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高干子弟领导的老红卫兵，保护政治的等级制度，保护党的权威以及工作组和老革命干部，但是他们没有维护清华大学党组织，因为他们担心与蒋南翔的“黒帮”和教育机构联盟会腐蚀自己。老红卫兵谴责那些被他们怀疑为支持旧行政机构的人为“保皇派”。因此他们疏远了许多清华党员和共青团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而这些人在党、团两个组织中占大多数。1967年春天有了温和派，相比之下，他们保护被斗的清华大学当权派。这意味着学校党和共青团组织的非正式的复兴，体现了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合作。
1966年12月，“八八派”联盟的各战斗队的所有成员，并入激进的“井冈山”组织，但许多“八八派”前任头头，对“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及其他领导成员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极端政策感到不满，特别是对他们不断恶毒攻击大学和国家领导人更为不满，1967年春，“八八派”与蒯决裂，组织了一个敌对的“温和派”组织。1967年3月党中央最具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刊登的一篇要求恢复大多数干部职位的评论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而这场辩论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分裂。[31] “井冈山”的领导成员张贴大字报批评《红旗》杂志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他们反对给干部恢复职位的激进立场。“八八派”的创始者柯明（KE MING），认为接下来的校园争论是决定派系斗争未来的关键时刻。他说：“我相信造反派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展他们的独立的想法的。以前每个人都只想成为革命者，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自己的观点。这次事件之后（“井冈山”张贴的辩论文章），人们开始思考文革到底是什么。核心问题是，第一，清华究竟是在资产阶级控制下还是被无产阶级专政所控制？第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否应当打倒他们？”[32] 1967年4月14日，柯明和有共同观点的学生在校园组织群众会议，要求“井冈山”恢复大学干部的职位。参与者不仅包括“八八派”前领导（他们在1966年夏天反对过中央的工作组）、还有“八八派”原来的红卫兵反对者（他们支持工作组）。会议发起了一个新的组织，即众所周知的“4·14”派，它很快发展到能和“井冈山”组织抗衡。[33] 他们在“4·14”的旗帜下整合，反对“井冈山”派对“旧清华”领导集团和政策的全面否定。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可能犯过错误，但是主要路线总是正确的。[34] “4.14” 头头要学生“勇敢保护、热情帮助、大胆使用”曾经犯过错误的干部。他们的宣言刊登在自己报纸首页的评论上，“这些干部他们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能力管理和进行学术活动”，“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气来保护他们”。他们还认为，应当允许以前的上层干部加入这场运动，实际上他们应该成为文革的骨干。除了个别例外，哪怕是原来打倒为走资派的高层领导只要他们愿意改变，都可以恢复名誉。“我们应当把他们从床下拉出来，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弥补错误。”[35] 他们认为，以前的领导们比起激进学生，他们更会管理大学，学生们只知道如何大叫把事情搞乱。
“4·14”派领导朱雍德（音译），指出尽管他和他的同志们对蒋南翔怀着肯定态度，但是这个时期造反派气势嚣张，他们不得不批评蒋南翔和其他高层领导。不过，通常他们保护干部，要求“解放”他们，即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你不能太温和---如果你这样，人们就叫你‘保守派’”，他回忆道，“当时，我们批评蒋南翔和刘少奇，但我们支持剩下的绝大多数干部……我们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只能说那些规定可以公开说的，因此沈如槐（“4.14”派的最高领导）提出解放干部从较低层次的干部开始实施的想法。”[36] “4·14”造反派的报纸也谴责过去17年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他们对老清华的保护明确地传递了另一个内在的信息。“4·14”积极分子谈道：“我们不敢说旧教育系统是好的，但我们认为其中有些部分是好的，你应当改革另一部分，不应当把一切都推翻；旧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保护干部，老师和知识分子。”[37]“4·14”派的领导不认为1949年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8] 最后，一位“4·14”派积极分子向我解释，被“井冈山”诋毁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和干部是被无产阶级教育出来的。[39] “4·14”派领导反驳“井冈山”的观点，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认为，1949以来“阶级关系一直保持稳定”。因此，“党内走资派”的危险，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是因为他们代表1949年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4·14”领导指责“井冈山”的“极左派”所认为的“新特权阶层”、“一个阶级压倒另一个阶级”，这只能是为旧剥削阶级大开后门，让他们重新掌权。[40] “4·14”派再次张贴大字报，写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人……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关于‘彻底改革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反对过去一切，完全推翻过去一切，以及在文革后从头开始‘重新组建党’的种种理论，统统是错误的。”[41] 斗争的关键问题是任何选择以前的干部，恢复他们的名誉，让他们进入新的行政机构中。“井冈山”只支持一小部分原来处在的边缘化的“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而“4·14”组织要求恢复大多数干部的职位，包括被井冈山“批评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华牌”干部。两个组织之间斗争的焦点是两名特别成功的干部：吕应中（LV YINGZHONG），指导过清华的核试验堆；罗征启，原是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和罗都来自旧精英家庭，5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们很快爬升到学校党委的高级职务。他们是典型的“清华牌”干部。对“井冈山”而言，不能恢复他们俩的职位，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新特权阶层，是走资派。而对于“4·14”派，他们俩忠实拥护原来的社会主义秩序，他们应该是要恢复的大学领导层的核心成员。[42] 大学派系的领导层 清华附中的派系组织是由革命干部子弟或者知识分子子弟领导的，而清华大学激进派和温和派则都是由农民孩子和工人孩子领导的。与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或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相比，他们（工、农子弟）有更好的政治背景来要求领导职位。1966年冬，曾在清华大学老红卫兵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高干子弟受到打击，特别在他们的父母受到攻击后，他们大部分退出了政治活动。下层革命干部的子弟继续参与活动，但是由于党的等级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们的出身不再为他们提供进入领导层的特别资格。然而文革的准则仍是规定有好的出身的人（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场运动。这些准则得到再次强化，因为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放在显著的位置上不仅使组织受到攻击而且其个人也会受到打击。一位出身不好的“井冈山”激进分子谈到：“如果你家庭背景好，就会帮助你确立地位，你会变得更积极。但反对另一个团体会非常危险，你迟早都会惹上麻烦，特别是如果你的家庭背景不好。因此大多数人都不想成为领导者。”[43] 这种条件下，大学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农民、工人出身的孩子。表5.3、5.4列出两派高层领导的名字及其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前是否已经加入共产党。[44] 两大对立组织的高层领导，井冈山的蒯大富和“4·14”的沈如槐背景相似。两人都来自贫农家庭，文革前就进入了清华学生的政治机构。蒯大富兵团的核心人物都出身于农民或工人家庭。但陈育延，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会的成员，革命干部出身，她原是“八八派”的一名领导者。据“井冈山”积极分子说，因为她的想法更加温和，她的想法对蒯大富的组织影响不大。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在“4·14”派的常设委员会中也占主要地位，但尽管汲鹏和陈楚三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担任重要的领导角色。
表5·3        清华大学“井冈山团派”部分领导层

两组织中也有从旧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井冈山”这边，孙耘是名家庭出身稍差学生，他主要的职责是调查“井冈山”的对手；孟家驹是蒯的同学，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成为了蒯的心腹，“井冈山”组织中的同志认为，如果他的家庭出身好一些，他很可能成为正式的领导成员。“4·14”派中，周泉缨是中级国民党军官（起义的傅作义部）的儿子，是该派别中最重要的宣传员。[45] 表5.4         清华大学“井冈山4·14派”部分领导层

虽然两派学生领导的家庭出身相似，然而两组织对来自清华干部的支持的依靠程度明显不同。温和派积极分子认为大学干部为组织的“骨干元素”，“4·14”的领导邱茂生（音译）自豪地称，“大多数低层干部和中层干部，或者加入‘4·14’组织，或者同情我们。”[46] 实际上1967年四月，以前的大学干部在温和派的创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内150名干部发表一封公开信支持新的学生组织。罗征启是文革前清华党委的宣传部副部长，谭浩强是学校共青团委副书记，他们帮助温和派撰写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声明。谭被邀请加入“4·14”高层领导集团，另外两个原来是教师“战斗队”的领导也同样加入。[47] 相比之下，“井冈山”则明确表示与原清华政治机构的敌对立场，所以他们得不到干部的多少支持就并不令人吃惊了。清华的几位最高领导形式上批准了“井冈山”组织，但是温和派积极分子和激进派积极分子都认为这些批准不过是干部们的精明的行动，以此来缓和他们被称为“走资派”的批评。“井冈山”积极分子虽然认为少量重要的校一级和系一级干部是真正拒绝修正主义路线和接受文革运动的人，但他们仍然与这些干部保持距离。没有教师被邀请加入“井冈山”高层领导委员会，只有一位干部加入了“井冈山”的领导层，他就是韩银山，农民出身的老革命，在50年代，他失去了在学校党委中的领导职位。 派别选择 1967年春天，清华学生处于选择之中：支持激进派，攻击教育系统和党组织；或者赞同温和派维护两者。这不是一个像清华附中学生所面对的选择，即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来划分派别。两大阵营都有相当数量来自工人阶级，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也有较少数量的学生来自革命干部或者剥削阶级家庭。交叉混合的组合说明学生在政治、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并没有为其选择派别提供明确的指导。
鼓动不满
所有清华的学生都已经成功了（即进入清华大学）。他们都被确保拥有在中国社会上层中的位置，甚至来自于贫穷、文盲家庭的农村学生，也远离他们的社会出身；战胜了这个难度很大的考试，他们通过选拔考试的梯子攀升到很高的地位。尽管他们老土的行为举止暴露了他们作为新来者的身份，但只要简单计算一下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有一百个理由来支持文化等级制度和任人唯贤的统治理念。此外，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也有些特权，利于在政治等级上攀登。所以并不让人奇怪，许多工人、农民孩子支持温和派。
从个人利益来看，实际上很难解释为什么学生想“彻底砸烂旧清华”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文革的明确目标为：摧毁包括清华学生在内的教育精英的特权，缩小他们和工人、农民大众的社会距离。蒯大富是激进派最高领导，来自贫农家庭，他解释：“我们要理解毛泽东的基本目标――他想让我们学生成为平民，他想让我们和工人、农民联合起来，避免成为与群众脱离的精神贵族。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校环境，长期以来远离工人和农民，要试图代表他们的利益非常困难。在这点上，我们应当相信毛泽东。我们要看到自己已经脱离于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之外的事实，我们应当回到工人和农民中去，重新和他们结合在一起。”[48] 尽管如此，蒯回忆，让清华学生拒绝精英地位是相当困难的。“让这些人完全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让学生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相当困难。”他说，“学生和旧清华有密切联系，我们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我们就是被进行贵族式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批评培养你的地方。”[49]“井冈山”不能说服精英大学的学生通过寻求个人利益支持阶级平等的纲领；相反，他们必须呼吁，不同意现存制度，认可现存社会与更加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的信念有区别。这个过程中，激进派把自己看作保护社会底层人民的斗士。依据这种理解，蒯对大学里派系联盟进行了简单的阶级分析。他告诉我，“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子弟支持我们，来自中层或上层地位的干部、高级白领职员，包括来自清华的子弟支持他们。总的来说，受过教育的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他们倾向于支持对方。”[50] 正如我所说，清华大学派系并不是这么简单。尽管如此，许多学生一致认为激进派得到来自两大社会群体的支持，他们都具有强烈不满情绪——即农民和出身不好家庭的人（以前的剥削阶级和政治怀疑对象），因此来自文化资本等级制度最底层和最高层的人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一个温和派积极分子认为“井冈山”过激的政治倾向与其追随者的阶级背景有关。然而，温和派更多的学生来自“普通阶级”（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市民），这个积极分子说，“‘井冈山’有更多来自两个极端背景的成员——非常差的家庭背景和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他指的“非常好”，是贫农出身的学生，他们的激进与家庭的贫困有关。他同情地说，许多来自农村的清华学生，家里非常穷，除了微薄的助学金外，有些人没有一点钱，甚至买不起内裤。[51] 我采访过一些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回忆起他们初到清华校园的感觉，他们的畏惧情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农村生活和学校新生活有很大的社会差距。然而，这种普遍意识并不必然地导致文革期间他们加入激进派或者温和派。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现状，感谢党和国家给予他们机会进入大学，而另一些则支持激进派反对社会的不公，反对不平等。[52] 一致认为，出身不好的学生支持“井冈山”的人数要比支持“4·14”的多得多。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处于旁观状态，害怕自己受到伤害；一些热心人加入“井冈山”，攻击政治等级制度，因为他们的出身使他们受到这个制度的排挤或迫害。“出身不好”的一位学生解释，他同情“井冈山”，因为尽管他非常努力，还是被拒绝吸收入共青团。他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干部，不喜欢这个系统。”[53] 不赞同这个统治体制是导致许多出身旧精英家庭的学生加入激进派的关键动力，但是这种不满并不局限于这些学生，“井冈山”赢得了不同背景学生的支持，他们憎恨党的干部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建立在政治忠诚基础的职业发展的体制。 保守派将保卫政治和文化资本作为基础 支持“4·14”派的学生拥护现状，这意味着首要的是他们支持现存的政治机构。一位同学解释同情温和派的原因：“井冈山”过于激进，“他们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反对所有共产党干部，他们想要巨大的改变——打倒这个家伙，打倒那个家伙，打倒自己想打倒的，包括清华大学的所有干部。”他说，相比之下，“4·14”组织的人更加保守些。[54] 当我问到，如何区别支持温和派与支持造反派的学生，最普遍的答案是，与党、团联系紧密的人倾向于温和派。“4·14”领导邱茂生（音译）自豪地称：“95%的党员、共青团干部，班干部支持我们。”[55]这个比例有夸张成分，但可以说，共青团干部、党员是支持“4·14”的坚实基础。加入党和共青团组织、接受其理念的人——例如政治教师、辅导员最有可能保护现状。
激进派领导者蒯大富分析，党员保守的原因来自激励他们的美好的职业前景。“清华党员得宠，他们得到重用，有许多机会，他们是清华校长蒋南翔政治机构的基础。” 蒯说道，“他们本有美好的前程，所以支持恢复旧清华，这不令人惊讶，这也正是‘4·14’想做的。”另外，蒯认为党员倾向支持温和派，也是他们服从的特性造成：“最顺从的人被吸收加入党组织。”[56] 同样地，另一位激进分子认为共青团领导倾向于支持“4·14”，这是因为“喜欢传统的想法—他们不愿尝试激进的思想。”[57] “4·14” 积极分子方振中（音译），没有否定激进派关于温和派支持者有服从的本性这一观点。方描述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听领导的话”，他解释支持温和派的原因，因为它“更倾向于传统的共产党体制——他们想有稳定的体制，”他告诉我，“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不企图推翻这个体制，”他补充道，“因此最后我成为保守派。”[58] 作为他所在班级共青团团委的一名领导成员，文革前方在清华政治机构中已经很积极。然而他不认为他们的政治倾向主要是受到未来职业发展考虑的驱使。实际上可以说，他和绝大多数温和派成员一样，认为自己忠贞地保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组织。然而忠诚理念、职业因素、对老师的习惯性服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干部都是非常努力才进入清华才成为班干部，他们一直受到两种坚不可摧的愿望的激励，既要为国家服务，又要在学术和政治的等级晋升上取得成功，从小学教育开始，他们就这样定义自己未来的生活。他们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取得的成功加强了他们对换来这个秩序的英雄革命传统的认同。然而这一点并不能使他们支持那些保证带来社会瓦解和巨变的提议，即使这些提议披着熟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外衣。“温和派”领导柯明谈到，“‘4·14’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井冈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59] 然而，并不是所有文革前在清华政治机构相当活跃的人都支持温和派。正如我们看到的，蒯大富和“井冈山”其他头头，在共青团和党组织同样积极。不过，把对政权机构的活跃改变成对造反活跃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当政的共产党成了通往官方权力的阶梯，它依赖于主－顾方式，它高度重视招募的新党员的服从性。总之，它成为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组织。这不奇怪，当面对着对已经确立的秩序的挑战，特别是目标为整个正在形成的阶级等级制度的政治基础时，绝大多数党员和共青团干部选择维持现状。
因此，政治资本的积累和认同，为支持温和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在一个文化资本仍然是决定社会分层的一个关键因素的社会，喜爱贤能教育政策也是维持现状的理由。一个学生的经历有趣地描述了“井冈山”对教育机构的激进攻击如何驱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进入“4·14”阵营的事实。李伟章（音译），一个老师的儿子，文革前就获得了共青团领导职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成绩优秀。他崇拜自己的教授们和校长蒋南翔，工作组赶走蒋令他震惊。而因为工作组和官方红卫兵反民主的方式和过度关注阶级背景，他被他们排斥了。“血统论”阵营不可能有他的任何空间，也不可能支持任人唯贤的价值。1966年夏、秋，他甚至同情蒯大富，因为蒯维护“大民主”。然而蒯的“极端阶级路线”很快疏远了李，他被“4·14” 组织吸引，这个组织不同于井冈山，它“没有过于极端反对学校领导”。他意识到，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温和派可当作他们自己的家园：“我基本上认为，文革前认同蒋南翔的人们，基本上后来本能地倾向‘4·14’派系 ……我的意思是指那些过去有良好的学术成就，或者已经是共青团领导层的成员，或者和系领导有良好的关系的人。蒋说，‘每个人在成绩下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象我这样背景的人情感上对那个感到亲切的原因。”[60] 根据李的理解，拥有政治资本（是共青团领导或者和系领导有良好关系）促使学生支持温和派，而他自己作为共青团领导，他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而拥有文化资本也激励学生支持温和派。他解释他和其他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保护“旧清华”，是因为他们欣赏蒋的任人唯贤政策。
王嘉洪（音译），另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政治资格要比李薄弱得多，他同意这一点。他的父母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享有高薪待遇的教授（文革期间遭受痛苦的批判和惩罚）。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这给王的未来留下了阴影，他是班里最后一名入团的学生。1966年，他比李更热衷于造反，愿意有机会削弱大学内政治控制系统。但是，他和李一样，在1967年加入了“4·14”温和派。王指出两大派系主要不同点，他们对蒋南翔政策的态度不同。他回忆，“井冈山’的学生对蒋南翔在文革前说过的任何事情有更激进的态度，所以他们的口号是‘彻底砸烂旧清华’。”相比之下，“‘4·14’保留更多蒋南翔的政策”。“蒋的阶级路线更加温和，因为他和有教育背景的人—－知识分子打过交道，他知道为达到学术或者经济、建筑方面成就，你需要大量的知识，以及具备这种知识的人……尽管他们不是出身好的家庭背景。如果你拒绝给他们机会来服务你的国家，你就丢失知识……在他的政策中，如果你的学术相当出众，你的家庭背景不是坏到极点，他会给你合适的条件让你学术方面取得某种成就。”[61] 王憎恨蒋校长严密的政治控制和对他试图加入共青团时的歧视。当然他加入‘4·14’组织，并不是为保护大学的政治政权。但他发现蒋的任人唯贤政策比“井冈山”攻击“旧清华”的激进更对自己的胃口。‘4·14’派别的一名头头陈小刚（音译），宣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支持‘4·14’派，他指出他们被‘4·14’“温和的立场”所吸引。[62] 陈赞同其他‘4·14’积极分子的观点，即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是温和派社会基础的重要部分。大学中这些学生是最大的群体。他们家庭背景不错，受过良好的教育，某种程度上，他们也被融合了，加入党组织或者共青团。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们中许多人保护“旧清华”。
清华大学的派系结盟中，保护文化资本的派就同时保护政治资本，否则就正好相反。这两个方面都是蒋南翔“旧清华”的支柱，而温和派的出现，都是为维持现状，保护两者。所有的学生无论自身的家庭处于政治、文化资本等级制度的什么位置，都在大学里积累自己的这些资本。所以温和派的社会基础相当广泛，其学生来自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革命干部的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及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结合 1966年毛鼓动攻击政治精英、知识分子精英，结果造成双方成员的敌对状况。教育机构精英内部存在的断裂也更大，学校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本来代表这两者的结盟也崩溃了。而清华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是这一崩溃的催化剂。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攻击文化资本，诠释自己的“血统论”观点。这个理论根据家庭出身将学生分化：一个完全由政治精英的子弟组成，另一个完全由知识分子精英的孩子组成。中学两种派系每一个都只是热情地支持毛的运动目标的一个方面，知识分子的孩子成为攻击政治资本的斗士，而革命干部的孩子广泛攻击文化资本。同样地，两种派系组成都没有完全涉及毛的整个政治目标。一个几乎完全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组织是不愿意完全攻击政治等级的，而另一个派别都是知识分子的子弟组成，不可能彻底去攻击文化等级。中学由“血统论”划分的派系由于主要是由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以致两个派系都不可能轻易去违背这个有利于“集体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原则。在这种极端化的环境中，既保护政治等级制度、又保护文化等级制度的“温和派”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
实际上，清华附中派系对抗的斗争路线重复了1957的斗争路线，当时在党的整风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争权。相比而言，清华大学的派系斗争，已超越旧的内部精英斗争路线，反映了政治和文化资本的不断联合。大学学生本身和附属中学不同，不是根据家庭出身分裂的。因为大学激进派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子弟领导，得到出身不同学生的支持，这个派系不能通过共同的家庭出身来定义，也不局限于政治精英或者知识精英的集体利益和身份认同。由于这点，激进派可能完全响应毛的号召攻击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两个方面，而他们的攻击导致自己的对立面出现，这个对手完全相反，他们维护两者。1967年的春天，战斗路线以这种方式重新拟定，学生个人选择派别。选择不是或者攻击政治资本或者攻击文化资本，正如清华附中那样，而是不是攻击两方面就是保护两方面。这为复兴刚刚兴起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的联合创造了条件。面对激进派反对两者的情况，许多学生，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孩子，发现他们联合的坚实基础是要维持现状。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就是要鼓动反对政治、文化精英的运动，让一方反对另一方。尽管动乱确实引起精英内部出现敌对情绪，但是最终也帮助两大团体政治上的统一。实际上，文革可看作调整过程的决定性的时刻，尽管在当时看不出来。在清华附中派系斗争和清华大学派系斗争中，我们能够看到由这个骚乱过程引起的双方的对抗和联合。一方面，清华附中“血统论”划分的精英敌对阵营是精英内部憎恨的生动表现；另一方面，在大学出现反抗激进攻击现存秩序的温和派，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微弱结合的新化身，这种联合以前出现在文革前的重点学校中。温和派的联合预示政治、文化精英政治联合的实现，但是这只能发生在十年之后，也就是文革被否定之后。 [1] See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0) and Rosen (1982). In their carefully researched studies on factional conflict in Guangzhou middle schools, Chan, Rosen, and Unger focused on the best schools, where they found that division along family origin lines was most pronounced. At ordinary and vocational middle schools, in contrast, they found the most salient division was between those who had been active in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those who had not, with the former tending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Although universities wer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ir investigation, Rosen noted that factional alignment at universities in Guangzhou seemed to follow the pattern at non-elite middle schools. Chan, Rosen and Unger, nevertheless, chose to focus analytically on the pattern of factional conflict at the elite middle schools, noting divergent patterns at other schools only in passing. [2] See, for instance, Harding (1991), pp. 154-6, Lupher (1996), p. 202, Meisner (1986), p. 335, and Nathan (1985), p. 64. [3] Zhong (1996) and Interviewee No. 20. [4] Zhong (1996) and Interviewees No. 18 and 20. [5] For an account of Red Guard violence during this period see Wang (1996), pp. 17-34. [6] TAMS Red Guards (1966). [7] TAMS Red Guards (1966). [8] Reprinted in Song and Sun (1996), p. 87). [9] Zhong (1996) and Interviewees No. 17, 18 and 23. As Rosen (1979, p. 186) noted, two or more competing Red Guard organizations emerged in many Beijing middle schools in August 1966, sometimes reflecting conflict between revolutionary cadres’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t TAMS, however, there was only one Red Guard organization in the summer of 1966; it dominated the school until an opposition faction, composed mainly of children of intellectuals, emerged in late 1966. [10] Hinton (1972), pp. 75-76, Wang (1996), pp. 20-21, and Interviewees No. 12, 16 and 20. [11] Reprinted in Song and Sun (1996), p. 108. [12] TAMS Jinggangshan Regiment (1967). [13] Interviewee No. 22. [14] Interviewee No. 18. [15]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Gordon White (1976), pp. 71-93. The Chinese original is included in Song and Sun (1996), pp. 120-40). Several other articles by Yu Luoke are also reproduced in that collection. [16] Cited in Weiran Lin (1996), p. 260. [17] See Chan (1985), p. 233, Weiran Lin (1996), pp. 255-260, Rosen (1979), pp. 196-204. After ignoring the debate i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 press about Yu Luoke’s article for several months, in April 1967 the CCRSG denounced the article, largely stifling further debate. [18] Interviewee No. 18. [19] Interviewee No. 17. [20] Interviewee 22. [21] Kuai (No date), p. 61. [22] Jinggangshan (1967b). [23] The effort made by one student to oppose the family origin system illustrates the limited hearing such views received at the university. Li Leiluo’s father had been an officer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and he was, therefore, of very “bad” family origin. An acquaintance described him as an ardent admirer of Mao, but an opponent of class line. At a series of mass meetings held at TU in the autumn of 1966 to debate bloodline theory, Li stood up boldly and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family origin system.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radical opposition, all roundly rejected his views. Li, nevertheless, became an active supporter of Jinggangshan. In August 1967, he was killed in factional fighting in Wuhan and was buried as a martyr by the TU Jinggangshan organization. (Jinggangshan, August 12, 1967) [24] Interviewee No. 9. [25] Jinggangshan (Nov. 17 and Nov. 24, 1967). [26] Jinggangshan (Nov. 9, 1967). [27] Jinggangshan (May 1, May 8, May 13, and Nov. 17, 1967) and Tang (1996a), p. 58. [28] Interviewee No. 75. [29] Jinggangshan (Oct. 19, 1967). [30] Jinggangshan (Oct. 19 and Dec. 12, 1967). [31] This article was a major policy statement reflecting efforts within the party leadership to reestablish order. It took the form of a report criticizing excesses committed by the work team sent to Tsinghua in the summer of 1966. See Hongqi No. 5 (March 1967). [32] Interviewee No. 73. [33] After the Jinggangshan organization split in the April 1967, both factions insisted on continuing to use the Jinggangshan name. The moderates wer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April 14^th” faction (414 pai) while the radicals were known as the “Regiment” faction (tuan pai). I continue to call the radicals Jinggangshan for the sake of readers who might already feel bewildered by the number of factional names introduced. [34] Jinggangshan Bao (Dec. 1, 1967). [35] Jinggangshan Bao (July 5, 1967). [36] Interviewee No. 80. [37] Interviewee No. 14. [38] Jinggangshan Bao (Nov. 11 and Dec. 14, 1967). [39] Interviewee No. 13. [40] Tang (1998), Jinggangshan Bao (Dec. 14, 1967). [41] April 14^th (1967c, Vol. 1, p. 2). [42] 译注：罗在文革以后，一度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之一，但后来脱离清华体制，远走深圳，和蒯大富言和并成莫逆，他对于这个旧的体制和文革运动，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反思。 [43] Interviewee No. 9. [44] The content of these tables are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embers of the leadership of both organizations and by other activists familiar with the leadership. Several problems were confronted in putting together these tables. Contradictory recollections provided by different informants had to be reconciled. I used information that seemed to be most reliable, either because it was corroborated by more individuals or because it was provided by informants who seemed more acquainted with the individual. In cases in which I was not satisfied with making such judgments, I have left a question mark. The leading  bodies of both factions were not stable. I included individuals whom many informants agreed participated in the leading bodies during significant periods of the conflict. [45] Zhou Quanying (1999); Interviewees No. 5 and 6. [46] Interviewee No. 12. [47] Jinggangshan Bao (Sept. 5, 1967), April 14^th Cadre Office (1967: v. 1), p. 5, Tang (1996a), p. 57. [48] Interviewee No. 74. [49] Interviewee No. 74. [50] Interviewee No. 74. [51] Interviewee No. 6. [52] Students of peasant origin have always been a minority in China’s eli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this minor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cruits for left-wing causes. Before 1949, Communist Party organizers in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relied particularly on recruiting students of peasant origin (See Cong 2001). [53] Interviewee No. 1. [54] Interviewee No. 5. [55] Interviewee No.12. [56] Interviewee No. 74. [57] Interviewee No. 59. [58] Interviewee No. 62. [59] Interviewee No. 73. [60] Interviewee No. 7. [61] Interviewee No. 11. [62] Interviewee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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