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需要住房，每个人理当获得住房。但是今天住房成为商品，利润比社会需求更重要，不平等日益尖锐。世界几乎每个主要城市都面临住房危机。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家David Madden和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荣休教授Peter Marcuse合著《保卫住房：危机的政治学》一书从恩格斯的经典住房问题出发，分析当前住房危机的成因和后果，并指出当前的住房危机不是政策小修小补就能解决，住房危机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需要激进的解决办法。《保卫住房：危机的政治学》反对住房商品化，打破有关保障性住房的迷思，为保障性住房辩护，提出激进的对住房的权利。

下文节译自本书《引言：居住即政治》。

（香港将军澳公寓楼）

当前住房危机的症状处处可见。家庭为日益高昂的居住成本所压榨。无家可归人数在上升。住房断供、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驱逐屡见不鲜。居住隔离、贫困、拆迁安置和无力支付住房是当代城市的显著特征。远在半个世界之外的董事会会议室里所作的投机性开发决策，改变了城市和郊区的面貌。小城镇和老工业城市挣扎在生存线上。

住房危机范围遍及全球。伦敦、上海、圣保罗、孟买、拉各斯……几乎每个主要城市都面临各自的住房斗争。土地掠夺、强迫性拆迁、驱逐、异地安置如火如荼。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取决于定义的不同，全球无家可归人数在1-10亿之间。

全球范围内大约有3.3亿户家庭、超过10亿人，无力承担体面住房。过去几十年，由于开发、开采和建设被拆迁安置的人数远远超过由于灾害和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过去50年，仅中印两国，就有一亿人被不同的开发项目拆迁安置。

尽管对住房危机的存在达成了普遍共识，但是缺乏对住房危机产生原因的深刻理解，更缺乏对住房危机解决办法。主流的争辩往往从狭义上理解住房。目前主导的观点认为住房系统断裂，可以通过针对性、孤立的办法来解决短期的危机。

提供足够的住房被视为一个技术问题，因此采用技术治理的办法去加以解决：更好的施工技术、更精明的物质规划、新的管理技巧、更高的住房私有率、差异性分区法则、更少的土地利用限制。住房被视为开发商、建筑师或者经济学家的专业领域。尽管对住房体系进行技术改善是必需的，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住房危机有更深刻的根源。

我们采取更广阔的视角分析住房，把住房视为政治经济问题。居住即政治。住房系统是不同群体不同阶级斗争的结果。住房不可避免涉及到国家行动和广泛经济系统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清楚社会对抗如何影响住房系统。

住房深陷不同的社会冲突之中。其中最直接的当属把住房作为生活的社会空间与把住房作为谋利的工具之间的冲突——作为家的住房与作为房地产的住房之间的冲突。广泛地看，住房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政治项目斗争的对象。更广泛地看，住房危机源于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对抗。

重提“住房问题”

关于住房的政治经济属性的经典论述见于1872年恩格斯笔下。当时无人不同意工人无产阶级的住房状况为不可忍受之恶劣。恩格斯提出“住房问题”，解释工人阶级住房状况何以如此，又当如何应对。

恩格斯对住房斗争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的住房改革，他认为住房问题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小规模的、次级的罪恶之一。

恩格斯如是结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存在，就不要对任何孤立的住房问题或其他影响工人命运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心存幻想”。对恩格斯而言，住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衍生。因此，住房问题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加以解决。

我们从恩格斯的如下观点出发——住房问题内嵌于阶级社会的结构之中。今天我们重提住房问题，必须找到社会力量与居住经历之间的联系。

我们必须回答“住房是为谁而建？住房是为什么而建？谁控制了住房？住房给谁赋权？住房压迫了谁？“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之下，住房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

但是，今日住房斗争绝不仅仅是其他斗争的衍生。住房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之下住房问题基本无解。但是，住房系统的形式是可以通过行动进行修改和改变的。

社会理论家列斐伏尔最早解释了住房的政治作用和住房政治行动的潜力。在1968年出版的《对城市的权利》一书中，列斐伏尔提出工人革命不是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城市策略也可能带来社会变革。

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和城市的发展，工人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唯一主体，甚至不再是主导的力量。列斐伏尔指出一个新的革命主体：城市居民。列斐伏尔提出居民的政治学，从日常社会和居住生活的观点出发，居民包括最广泛意义上的所有工人。

不过，列斐伏尔没有明确说明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居民通过城市革命最后会取得什么成果，但是他阐述了不同的居住方式。他想象了一个社会需要不屈从于经济需要的未来，人性的居住空间人人可得，平等与差异成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无论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是否近在眼前，他的理念可以用来理解一个基本观点：住房政治学涉及到比当前主流争论所承认的或是传统政治经济分析所包括的更广泛的行动主体和利益群体。

在金融化的全球经济下，与工业资本相比，房地产具有新的显要地位。住房与城市发展不再是次级现象。相反，它们已经成为驱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动力过程。

如果列斐伏尔是对的，住房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更为重要的场所，这一变化为住房运动取得社会变革打开了新的战略可能性。

谁的住房危机？

一百多年前，批评家、改革者和活动家早已提出“住房危机”一词。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住房危机”再次流行。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使用“危机”这一概念。

危机的概念意味着住房短缺或者无法负担住房是“不正常”的，是对良好运作系统的暂时偏离。但对于工人阶级和贫困社区而言，住房危机是常态。纵观历史，住房短缺始终是工人阶级的标志性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言：

“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所谓的住房短缺，并不只在于工人阶级通常居住于过度拥挤、不健康的恶劣住房之中。住房短缺也不独现在，甚至与历史上被压迫阶级相比，住房短缺也并非工人无产阶级所特有。相反，历史上所有被压迫的阶级都遭受住房短缺之苦”。

对于被压迫者而言，住房永远处于危机之中。2008之后，住房危机重现于媒体社论标题，代表了中产阶级业主和投资者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的居住动荡。

住房危机一词充满了政治意义。尽管危机概念在批判理论和激进实践中具有悠久历史，危机同样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在美国，住房危机的叙事往往用于谴责国家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在英国，住房危机一词的使用往往用于支持给予开发商新的立法权，从而推翻地方规划指引的限制。

分散的住房危机尖锐化时刻往往被被解释为一个本质上良好的系统的例外。但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歪曲。

居住领域危机的经历反映和放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安定的总体趋势。住房危机是资本主义空间发展基本特征的一个必然结果：住房的生产和分配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住房需求；住房的生产和分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谋利需要的商品。住房危机的产生不是系统崩溃的结果，而恰恰是系统运行需要的结果。

我们应该摒弃住房危机的意识形态版本。但是，住房危机这一概念仍然有用。对那些被迫居于恶劣环境之中的人，住房危机不是一个空洞的叙述，而是日常的现实。危机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经历的混乱、恐惧和权力剥夺。他们的住房状况危矣。

我们使用危机的概念，指出当前的住房系统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当代资本主义下的住房系统本身具有发生危机的倾向。

保卫住房

保卫住房，是保卫作为家的住房，不是保卫作为房地产的住房。保卫住房，是要保卫作为人人可得的资源的住房。

住房对不同群体代表着不同的东西。对居民而言，住房是家，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对许多人而言，住房是最大的经济负担；对其他人而言，住房是财富、地位、利润和控制的来源。对建设、管理和维护住房的人而言，住房是工作。对买卖住房的人而言，住房是投机性利润。对融资的人而言，住房是收入来源。对国家而言，住房是税收的来源，也是税收开支的对象，是城市结构和功能运转的支柱。

我们关注居住和使用住房的人，住房给他们提供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从居住者的角度，住房开启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产品。住房是生活的普遍需求，某些方面住房是人体的延伸。没有住房，大多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参与是不可能的。

住房不仅挡风遮雨，还提供了个人安全和本体性安定。尽管住房也可能成为压迫与不公正的场所，住房具有确认个人能动性、文化身份、个体性和创造性力量的潜力。

一般认为，住房的建成形式是社会组织的可见的反映，揭示了阶级结构和力量关系。但住房也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秩序的渠道。任何一种解放性运动都必须处理不同形式的住房问题。住房的社会价值之一在于住房激发政治想象力的能力。

住房是工作和休闲的前提条件。控制住房是控制劳动力和闲暇时间的方式，因此，住房斗争经常也是自主性的斗争。住房结构决定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个人与更大集体之间互动的方式。居住于何处、怎样居住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如何对待个人、个人之间的关系及个人与社会运动的关系。

作为研究者、作为居民、作为住房斗争的参与者，首要的挑战是理解住房斗争的原因和后果。本书的目标是批判解读住房的政治经济本质，从而为解决当前和未来的住房危机提供一个更好的行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