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一行特殊的名单：胡文海、杨佳、夏俊峰……在官方眼里，他们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而在相当大部分民间舆情看来，他们是抗暴除害的“英雄”。

或许，这行名单很快就会增加一个姓名：贾敬龙。

2015年大年初一，河北石家庄，村民贾敬龙手持一把射钉枪，将北高营村村主任何建华射杀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年多之后，历经一审、二审、以及最高法核准，贾敬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已经命在旦夕。

同时互联网上掀起了空前的舆情，从法律专家到各阶级网友，纷纷高呼“刀下留人！”——以至于中国日报海外版都向全世界传达了这一信息，表明了本案贯穿朝野的巨大争议。

法律专家的意见主要有二：

第一，事出有因。2013年春，村主任何建华率众强拆了贾敬龙所居住的房屋，同时也是他精心装饰的婚房……之后，贾敬龙的婚姻化为泡影，个人流离失所，人生从此急转直下。

整整两年，在历经了各种沟通、举报、上访无果之后，贾敬龙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一个“说法”。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强拆必须通过法院执行，因此无论贾敬龙的诉求是否合理，村主任私自带队强拆，都是明目张胆的非法侵害。而历经两年，当地有关部门未能及时纠错，未对贾敬龙的举报上访给出任何回应，对贾敬龙的人生造成了叠加伤害。

第二，自首情节。根据辩方律师透露，贾敬龙射杀村主任之后，驾车离开的路线并非逃亡，而是奔向派出所自首；作案后与女友的通话中也明确表示要自首；在其手机中存有未来得及发出的自首短信……

事出有因、自首情节，都是法庭上予以酌情考虑的减刑因素。杀人犯不判死固然说不过去，但是立死还是缓死，由于以上因素而存在巨大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不乏一些著名案例，譬如谋杀老外的薄夫人，鉴于若干因素而判死缓。

楼主还愿意给出第三个因素：改造前途。

杀人和杀人并不一样，定向寻仇与滥杀无辜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两年多的谈判、强拆、举报、上访过程中，以种种方式伤害过他的，肯定不止村主任一人。但是贾敬龙仅仅选择了定点清除他所认定的祸首，没有扩大寻仇对象，也没有碰村主任的家属。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像这种类型的罪犯，有很大的几率可以改造成功，出狱后不再危害社会。

他还很年轻，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而最高法的“少杀、慎杀”原则又体现在哪里？是否仅仅成为特定人群的护身符？

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征地拆迁运动，是本案最引人注目的背景。在跑马圈地过程中攫取亿万身家的村官屡见不鲜，一手遮天的村匪恶霸屡见不怪，杀人放火活埋的恶性强拆屡见不痛，而痛失家园、维权无门、跳楼自焚的乡民亦屡见不绝……在这幅令人瞠目的图景之下，百姓潜意识里一直在呼唤“抗暴英雄”，几乎可以肯定，贾敬龙今天一死，明天就会领取这份荣光。

而靠土地财政撑起半壁江山的地方政府来说，暴力抗争恰是最无法容忍的趋势，而强力推进拆迁提供整幅上市土地的基层官员，是最需要依赖的合作伙伴，由同一起案件所造成的分野，显然不仅仅是法律角度的纷争。当地法院一审、二审坚决判死的态度，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立场所需。一场案件，可以轻易将官民撕裂。

在流出的北高营村“拆迁协议”中，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和粗暴，譬如“凡是在本次拆迁范围内的村民，必须按照我村制定的拆迁改造方案各条款执行”、“凡是不支持我村旧村改造及有关规定的，后果自负”、“甲方(村委会)有权终止乙方一切集体福利待遇，且今后不再补发，甲方有权辞退乙方在集体范围内安排的工作”等所谓“政策条款”……

无需多言，无需考证更多的网络传言，只凭这份白纸黑字的“土政策”，就足以证明这是一场多么无法无天的掠夺。夺人家园，毁人宅田，强人发财，弱者离难……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这都是与侵略无异的顶格罪行，无论用什么手段抗暴，都将被百姓目为英雄。

时代需要发展，发展需要法治，否则发展就会异化为抢劫。站在公允的角度，发展的利益需要协调，而不能任由法律沦为空文，任由社会沦为丛林，而法治沦为权力帮凶。

如果贾敬龙活着，争议就将仍然是争议，官民之间仍然存在着些许互动的可能，积怨的民众不惜低头恳请“刀下留人”——这是恢复朝野良性互动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而他一旦死去，一切都将盖棺定论，所有互动也将戛然而止。在官方的生死簿上，贾是十恶不赦的罪犯；而在民间的英雄谱中，则铁定又增添了一个英名。朝野再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的机会。

是否让贾敬龙成为下一个“英雄”？——钥匙就捏在官方的手中。

文章来源：纸上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