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郊外，唐家岭。

这个地名一度为人熟知，是因为这里曾是“大学生蚁族”的聚居地。曾经，这里不少房间只有5平方米，租金160元左右。因为“蜗居”和生活不易，数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访唐家岭时，落泪。当年的唐家岭，和大多数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类似，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私搭乱建，违规建筑达到合法建筑的5倍，四处都有火灾隐患，拥挤不堪。若开车从村南到村北，短短一段路，却要花1小时。毕竟，数千名本地村民，接纳了超过5万名外来人口，包括1.7万名大学毕业生。

突然间，当地青年，都被贴上了“拆二代”的标签。从2010年开始，唐家岭村整体改造成唐家岭新城，农户搭建的出租房没了，还配套了风情街、文化广场、小学和幼儿园；道路宽广，还有许多围起来的建筑工地。用唐家岭人的话说，拆迁后，人“上了楼”，但生活环境并无太大改变。原本家里的物件，基本上腾到了新房，只是多少添了些家具，吃穿用一如以往。

类似的城镇化，在各大城市不断推进，与拆迁相关的新闻也层出不穷。曾有媒体报道农民拆迁获补偿后的怪事，一是“开着好车扫大街”，二是邻居们跟风“换车换房”，三是被赌博和情色场所吸引，没几个月，“富翁”变“负翁”……不少新闻当事人，都是“拆二代”。

他们常被人误解，又令人羡慕嫉妒，还带着神秘感。记者发现，在“拆二代”心里，别人的看法往往让他们不是滋味，一声“你是拆二代啊”包含了太多复杂的信息。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他们，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被关注。因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周晓春团队花了一年的时间，深入访谈唐家岭22位青年人，并收集了354份当地青年的调查问卷，认为这群年轻人处于“能够被推一把会更好”的状态。记者在周晓春团队的研究基础上，探访唐家岭——

不见“开着豪车、挥金如土”，或是“无所事事”的“拆二代”；只见一群年轻人努力干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一样抱怨着收入，关心着父母养老和下一代的教育。

他们曾是普通的农民子女，城镇化阵痛忽然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理应是需要被支持、被理解、被“推一把”的群体。

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最高的，是“抽烟喝酒”

曾专题研究了一年“拆二代”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周晓春。 陈凯姿 摄

跟当地年轻人一提“拆二代”，他们显得有些烦。“谁说拆迁就有大钱了？有大钱就不在乎那点小钱了？”张斌反问记者。

此前对话中，27岁的张斌一直很平静，并没有兴奋地喋喋不休，也没有因为排斥而寡言少语。绝大多数唐家岭的年轻人都是如此，一提“拆二代”，普遍表现出反感。

张斌的家在2010年拆迁，在唐家岭新城分了3套房子，补了100多万元，算是“比较一般的”。他如今在唐家岭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不清楚媒体和网络上的“拆二代”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反正他感觉不好。

从他的角度看，“拆二代”应该是拆迁后肆意挥霍的那一群，但这样的人真的多吗？他觉得肯定有，但他认识的人中真的没有。

那如果有人拆迁后乱花钱，赌债欠下上百万元，你怎么看？

“败家子！”张斌脱口而出。社区的社工赵爽告诉记者，拆迁后青年人“挥霍、赌博”的现象，“都是听说，从没见过真人”，偶尔和居民聊起时，无一例外，对方的反应都是“离这类人远一点”，或者“我可没有这种败家子朋友”。

即便记者在社区里再三打听，也没找到参与赌博和吸毒的年轻人。而周晓春团队找了一年，发现虽然有些“暴富”的家庭，因为家庭结构简单，分到房子较多，但几乎没有“恶劣行为”的个体。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拆二代”中，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最高的，是“抽烟喝酒”。

可是，研究团队也在深度访谈中听到一些负面的案例——唐家岭，玩牌的人不少，至少比拆迁时候多；唐家岭及附近的村庄，每个村总有一两位“赌钱输掉一套房子的”；一位青年讲了一件发生在本小区的事，拆迁后小年轻得了100万元，还拿了一套房子，结果短短几个月，钱花没了，房子也卖了。

但这些仅是“听来”的极端个案。周晓春坚持认为，在各种被反感的“二代”里，“拆二代”是最“无辜”的，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如果不是经济发展和拆迁，他们依旧是农民子弟。

“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唐家岭的“拆二代”张巍如今在居委会工作。 陈凯姿 摄

唐家岭最典型的大笔支出，是汽车。

据记者观察，在城乡结合部的唐家岭社区，大部分车价位在20万元左右，也有很多10万元左右的紧凑型轿车，以及少量豪华品牌轿车。一位唐家岭的年轻人小华（化名）曾在汽车销售服务店工作，村里不少人买车都找他。他记得，拆迁之前，谁也不会买30万元以上的车，可拆迁后他去看看朋友们的车，多是60万元左右的好车，甚至有人买了百万豪车。

张斌自己没车，他觉得没必要换太高档的车，“比奥拓、QQ稍微贵几万元，自己喜欢就行了”，但他也发现了用拆迁款买车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买了豪车之后，却是去“趴活”，做“网租车”。

不可否认，唐家岭有些年轻人拿到拆迁款后，消费明显高了。

据周晓春的调研，在唐家岭及附近一些村庄，在拆迁之初确实出现过问题——有位当地青年回忆，他们村在刚拿到拆迁款时，很多人坐车进城去买金饰，一下子买好几万元，回来一看都是“特别粗的镯子、链子”；还是这个村庄，刚搬进楼房时，特别流行实木家具，装修比以前的平房豪华多了；还有一位年轻人讲了一个身边的“不能理解、特别可怕”的故事，一位姑娘拆迁前“从不认识牌子”，可突然有钱了就要去买“限量版的特别大的包”；另外，不少年轻人的手机、衣服、结婚随的份子钱，都水涨船高。

唐家岭拆迁开始于6年前，近几年，类似的现象少了。或许，当初“上百万的拆迁款和数套房子”让人一时膨胀，过了些时间，他们自我调整了。

周晓春告诉记者，对于“拆二代”，生活环境变化越大内心越不容易平静，就像挤公交车，开始总要挤一阵，越到后来越感觉宽松平和。周晓春也发现，有的年轻人拿到钱后一开始也热衷买车，两天不见手指上全是金戒指，“这或许和个人的文化水平和性格有关，总得躁一阵子”。于是，媒体上就有“拆二代”报道，说他们有钱了，去超市偷东西找刺激、飙车等等。“实际上，他们或许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参与调研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高新利注意到另一个现象——拆迁是分好几批进行的，第一批拆迁的人往往会羡慕后几批人，因为后者得钱更多，而后几批拆迁户往往会从之前的拆迁者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在理财上显得更理性，心态也更平和。

精打细算，“甚至比拆迁前更努力”

上图为2010年拍摄的北京唐家岭地区的城中村；下图为2014年8月拍摄的环境得到改善的唐家岭地区回迁楼。 新华社 发

记者见到的“拆二代”，个个精打细算。

30岁的陈超给记者算账，他列举了搬到唐家岭新城后的生活成本：住平房时不需要交的物业费、车位费，还有每年的汽车保险、水电煤、网费，每年至少要2万5千元。他觉得，这消费水平，和他们两口子挣的钱不成比例。

拆迁之后，他显得很辛苦，一边在居委会工作，晚上下班后，还要在网络上做些搭建数据库的兼职。他的爱人，原本希望能找个离家近的工作，月工资4000元左右就行，可陈超盘算了，觉得她的工资标准应至少到6000元以上，于是网上四处投简历，等找到工作，两口子才安下心。陈超给自己定了目标，要在每年前3个月，就必须把全年的汽车保险和物业费两笔钱挣出来，否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张斌也努力，他是退役运动员，周末会去柔道馆兼职教课。他的设想，是努力考出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能在社区做一份“长久的工作”。他讲起在唐家岭的老同学们，拆迁后这几年，个个都在努力，学计算机、考证、给人开车、开小店铺做买卖，生活一如既往，甚至比拆迁前更努力。

记者听了有些吃惊，你们不是有房子和一大笔拆迁款吗？可细细聊下来，将心比心，又觉人之常情。

大多数人家，拆迁款是不太动的，毕竟大城市生活成本也高，要留着“防大事”和养老。“讲难听点，就算赔了100万元，也就够一家人花5年。”有人跟记者说了句真心话。

张斌家的百万拆迁款下来，家里甚至没买车，那笔钱就存在那儿。父母的想法是等张斌结婚时，才拿一部分出来用，唐家岭虽然是新城，但结婚还是农村习俗，要摆流水席。至于多出来的两套房子，则出租，每年有7万元收入，这个钱是归父母的。陈超家也是，拆迁之后分了几套房，父母住一套，爷爷奶奶住一套，小两口住一套。至于拆迁款？陈超“想都不敢想，那是给父母的”。

33岁的唐家岭居民张巍也希望能澄清社会上的误解。她认为：“拆二代”其实早就理智了，拆迁款毕竟是一次性的，这钱大家都觉得要留给父母养老，不能乱花。

陈超还坚持用一个旧手机，按他的计划，两年后才“允许自己”换当下流行的大品牌手机。他几乎取消了所有的朋友聚会，把结婚时父母给的红包，以及近些年攒下的共10万元交给朋友理财。他对未来有点愁——以后小孩的奶粉、尿不湿要多少钱？幼儿园每个月又要多少钱？

“诉苦”

确实，未必每位年轻人，都能在拆迁中受益。

在周晓春团队的调研中，拆迁对青年收入的影响较为多样。有人说收入增加、生活宽裕，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有人觉得拆迁前后收入没啥变化，唯一多了一笔，可能是拆迁款的理财所得；还有人说“穷了”。

不同的评价和感受，实际上来自不同村庄的青年人。比如东北旺村拆迁较早，当时获得现金补偿有限，不少人没有得到房子，因而不能伴随土地升值享受房产升值带来的收入提高；而东玉河村，享受了较好的拆迁补偿政策，收入变化不大；而大牛坊村拆迁最晚，或许对拆迁户收入影响也最大。问卷调查显示，拆迁之前，青年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高达80.3%，拆迁后下降到59.5%。单独居住无疑提高了青年的生活成本，并减少了出租房屋获得收入的机会。

单就唐家岭而言，在拆迁之前，这里就不是种地的地方，基本每家都以房屋出租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造为社区之后，虽然大家获得了一定的房产，但是新房产除去自住部分，租金收益普遍远低于改造前，因此拿到拆迁款后，大部分家庭选择了细水长流的财富支配方式。其次，拆迁前，房屋基本都登记于父母名下，拆迁款也主要由父母支配。还有，青年自身也处于成家立业、养育儿女的人生阶段，消费趋于谨慎。

数位唐家岭的年轻人跟记者“诉苦”——陈超家在没拆迁前，他想聚餐就出门，想换手机就换；张巍家当年并不想拆迁，就是预料到未来大笔房租收入要没了。

知情人告诉记者，老早之前的唐家岭租房，是按“间”租，投入30万元盖房子，可以分成好几十间租出去，最快一年可以“回本”；而今都是商品房，出租也只能规范地成套租。

周晓春坦言，据他的调查，唐家岭的“拆二代”群体或许算不上“暴富”。

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特殊漩涡口

唐家岭及附近的城中村改造，对其它地方的拆迁工作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对越来越大的“拆二代”群体——他们处于“能够被推一把会更好”的位置。

他们处于城镇化进程一个特殊的漩涡口，趁他们年轻，政府和社会轻轻推一把，或许就能更好地融入新社区，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唐家岭的青年，已经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和记者最初的设想相反，拆迁前处于失业的41位青年，如今至少有16人有了稳定工作。这一方面源于“房租收入减少”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当地镇政府有意识地引导这批青年走向物业管理、社工等岗位。调查显示，拆迁以前，收入来源主要是父母补贴，占到17.5%，如今只有8%；青年自己和配偶的经营收入从18.7%提高到25.9%。陈超和张斌，即便在采访间隙，他们也在居委会上楼下楼，忙得不亦乐乎。

唐家岭村已成了唐土社区，环境比原先的城中村好了很多，垃圾少了，冬天供暖不用自己烧火了，配套的学校硬件一流。社区成立青年会，尝试仿照香港的社区机构，为当地“拆二代”提供一些服务和指导。

青年会的社工赵爽，并非唐家岭人，却也是一位北京“拆二代”。她和唐家岭青年打了3年交道，最大的感受是人的变化。比如说，拆迁前青年似乎对下一代的教育没有太多规划和想法，如今对“拆三代”尤其舍得投入；以前城中村里的本地老人，一些人即便有租金收入，也习惯性地捡塑料瓶去卖，如今他们爱旅游了。

可以确认的是，赶上拆迁的这两三代人，在真正融入城镇化、对社区建设发挥更大作用之前，最初的一步，应该是避免妖魔化、消除误解。

赵爽至今依旧会被别人有意无意地“酸一下”，比如单位有绩效考核，工作出色时会有奖金，领钱时候旁人会说：“你们拆迁户不在意这点钱吧……”赵爽回答：“我们也是该赚钱就得赚钱，怎么就不在乎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

（作者:陈凯姿 孔令君。来源：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