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学年期间，一方面是进步学生各种活动的高涨，一方面又是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又深入华北，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以全力围剿红军，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在日方要求下，何应钦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了，国民党的嫡系军队从河北撤走了，只留下西北系的宋哲元 部队驻防。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华北自治，使华北变成特殊化地区，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辖。在清华园内，1935年的暑假结束后，同学们发现“九·一八纪念堂”六个字的匾额，已经悄悄地被摘去，露出了原来的“同方部”三字。图书馆的大量珍贵书籍，日夜装在大木箱内，运往湖南，传说清华大学预备不久要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农业大学校址内。开学后，同学们看到 此种情景，思想不安定。大家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离开这个文化古城和可爱的校园。

何应钦离开北平后，华北地方的亲日派同日寇汉奸勾结，更加积极推动华北地方自治。国民党政府竟接受日寇汉奸要求，同意在北平成立带有独立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任委员长。北平个大专院校学生闻讯之后，认为这样的政权等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所以群情激奋，以为华北名存实亡。宋哲元不是国民党的嫡系，并不是亲日派。日本人把他抬出来，无非是使华北政权首先达到非中央化，经过他这个阶段，过渡到完全由日本人掌握的政权。这是日寇侵华的一种新策略，蒋介石或宋哲元都知道其中的意义。

在眼见华北要趋于危险，国家大难当头，北平危城的学校教学难以继续下去的严重政治情况下，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北平个大中学校联合会，领导各校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政治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联通知各校学生会转告各校同学，定于十二月九日上午举行全市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反对不抵抗政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离北平城近二十里的清华大学的数百名同学，于十二月九日凌晨就从学校出发，前边有二人打着写着校名的白布横幅，队伍开始是二人一列，从新南院穿过，出新南门，经过清华园火车站，在铁道旁的小便道上行进，接近西直门外大街市区时，队伍改为四人一列，我和另外十几位同学，推着自行车，随队伍前进边走边有人带领喊口号。这次参加游行，完全是出于自愿，清华全校一千人左右，我估计参加游行的人大约只有三百多人。凡是拥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同学，他们是不会参加游行的，而且还认为这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所以他们对游行抱有抵触情绪，认为我们是反对政府，而他们认为，国难当头，全国人民要镇静，相信政府自有对策，总之，他们完全相信蒋介石训诫学生们的那一套话。大队穿过西直门的街道，行进到西直门外，西直门的城门已经关闭，城墙上有二十九军的士兵在巡逻。因为进不了城，就不可能同城内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进行游行，只好就在西直门的城外开了一个大会。从附近商店借了一张方桌，女同学陆璀登上桌子作了悲愤的讲话。陆璀手持大喇叭筒向大家说：“北平城是中国人的，我们大家进不了北平城，日本人却可以在城里自由行走。”她讲到这里时，同学们都愤然泪下，感到我们确实已临到亡国的关头。陆璀的讲话很有鼓动性，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上海出版社的《大众生活》杂志将陆璀在西直门外大会时讲话的照片印在该刊的一期封面上，以后所有纪念一二·九运动的照片中，一般都有陆璀用大喇叭讲话的大照片，这幅照片几乎已经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象征。平素在清华，知道女同学陆璀的人似乎不很多。一二·九运动中陆璀同学突出的积极表现，使不少同学因而议论起她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事后我们可以想想，许多表面看起来并不出头露面的同学，不一定思想不进步，甚至还可能是隐蔽的地下中共党员。也有不少过去在中学站在保守方面的，到了大学一下子转变为拥护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总之，在国内政治形势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有不少人有落后或中间而变为积极先进，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愈来愈大。

一二·九那天，城内各校学生游行的情况，事后都听说了，总之是游行受到军警的多方阻挠。我们在西直门外开会之后，已经过午了，关于午餐问题，学生会早有准备，中午运来了几簸箩冷馒头，还有咸菜片。因为肚子饿了，那天又很冷，风也不小，同学们就冒着风沙吃起冷馒头和咸菜片。这在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恐怕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开过大会之后，又对附近商民居民进行了宣传。然后清华游行大队，顺着来时的铁路旁小道，回到学校。由于没有进到城内，同学们很不解气。

北平一二·九游行之后，马上传遍了全国各大城市，因此到处开始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正像五四运动是从北京闹开了头，今天一二·九运动也是从北平发起的，这个运动很快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爱国高潮，为尔后的抗日战争作了思想的准备。有的清华同学说，五四运动是北京发起的，一二·九运动是清华大学发起的。这样说，不见得妥当，但清华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却是真实的。从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干部来说，清华大学无疑涌现了相当大的一批。

一二·九游行之后，中共领导下的北平市学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决定进一步开展这个运动。清华同学回校后，学校立刻沸腾起来，有更多的同学卷入爱国运动之中。当天晚上，学生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讨论如何进行救亡工作。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号崧年，二十年代初是他在法国介绍周恩来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 之一，后来离了党）在大礼堂向全体同学作了支持学生运动的热情讲话。清华大学大部分教授是美国留学得了学位而回国任教的。张申府以及文学院的其他一些教授不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申府教授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唯一一位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运的。他虽然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政治态度仍然很明显。几个月前，我级同学王瑶被捕了，张申府在一堂逻辑课讲课之前，向听讲的同学们说，王瑶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为什么要逮捕他，他表示很气愤。他在十二月九日晚在大礼堂讲了支持学生运动的话以后，不久，他和中国大学的著名左派教授刘侃元同时被宋哲元逮捕了，过一段时间才被释放，刘侃元教授的侄子刘载生是我的四中同学。事后于1936年秋刘载生带领刘侃元教授来清华访问我，说起宋哲元把张申府和刘侃元抓起来后，宋哲元曾亲批一“决”字，即处死之意，后来不知受到什么阻力，才从轻释放出来。

一二·九游行示威后，北平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活动更加快起来。有消息说宋哲元将于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宣布成立该委员会，宋将于那一天就任委员会的委员长。因此北平市学联决定于十二月十六日举行比十二月九日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十二月九日的游行，出发前学生会还说这是游行请愿。十二月十六日的游行，一开始就说是游行示威，要准备与军警搏斗。我们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得到明天要游行的通知，通知的方式完全靠互相串联。并没有贴布告，也没有开大会动员大家参加。同学们也想到，这次游行示威，一定要同军警顽强地搏斗，还可能引起更大的枪杀事件。但是国难当头，不付出代价，怎能救国！我做为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左联分子，只能向前，决不后退。我校这次游行示威的组织领导是很周密的，参加的人数比上次的多，除很少亲国民党的同学而外，可以说就大多数都参加了。不参加的同学只能躲起来，不敢处于旁观地位，以免被人看不起。事后听燕京大学的同学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燕大有的同学互相拥抱，好像要赴战场，不一定能再见了似的，游行前夕洒泪话别，不胜悲壮。

十二月十六日天不亮，我们就开始吃早点。在大礼堂前集合起队伍，黑压压一片，十分庄严肃穆。队伍仍经过教授宿舍的新南院行进，过了清华园火车站后，立刻组成四人一列的队伍，大踏步地走在铁路轨道上，队伍前边和中间，打着几个白布横幅，上写着“清华大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字样。这次游行，我没有骑自行车，和同乡赵寿贞、赵正楹、牛荫冠、郑继侨等人走在队伍里边。队伍在行进中，三年级的两位同学章安春（后改名谷荣章）和王玉发拿着小旗子，在队伍旁边，边走边领着大家喊口号等，他们高呼一声口号，就往上跳跃一下，显得特别气愤。由于他们二人身体剽悍，同学们很像佛寺内守门的哼哈二将。快接近西直门市区的时候，指挥的同学一再高喊“四个人一行，手挽着手，紧紧跟上！”意思是快要冲锋陷阵了，既不要掉队，又要防止被冲散，这时全体同学的战斗气氛达到了高峰。接近市区的时候，学生会带领的同学接受了上次的经验，没有把队伍引到西直门，而是首先带到了德胜门。到了德胜门城根，看到城门已关闭，于是带领队伍沿城墙根奔向西直门。西直门的城门也关了，就再沿城墙根奔向阜成门。阜成门也早关闭，队伍又继续南下至西便门，西便门也关了，再继续南下，到了平汉铁路穿过的外城城门豁口。这虽然是个豁口，却也安装两扇大门，队伍到时，两扇大门已经关上，并且在里边栓是中国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经过喊话，这些士兵不再扔砖头了。领队的同学就号召同学们冲推城门。 一下子二十几名同学冲到城门下开始推城门，我和赵寿贞（征夫）等几个山西同学，都是挤在最前边用死劲推挤城门的，大家喊着“一、二”，“一、二的口号紧上锁。后来人们也习惯了把它称作西便门，实际上它只是平汉铁路穿过的一个后开的城门。队伍在城墙根站定，只看见城门上站着几个穿灰布棉军装的二十九军士兵。同学们准备推城门进城，这几个士兵就向下扔砖头。这时有的同学就向这几个士兵讲话，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经过喊话，这些士兵不再扔砖头了。领队的同学就号召同学们冲推城门。一下子二十几名同学冲到城门下开始推城门，我和赵寿贞（征夫）等几个山西同学，都是挤在最前边用死劲推挤城门的，大家喊着“一、二”，“一、二”的口号，一拥一拥的推撼城门，但下部仍未裂缝。经过再次狠推，才把里边的铁锁崩断。一扇城门推开了一条三角缝，于是十几个同学就像湖水一样涌进了外城之内。

队伍整齐而快步地沿着平汉铁路线向东进。那时，宣武门以西的外城城根，完全是一片荒地，铁路轨道就沿着城根铺着。队伍横穿过宣武门外大街，逐渐进入西琉璃厂，然后向北进到和平门外大街。路过路东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该校大铁门紧紧关着，校内学生被关在里边，不得上街游行。清华大学的队伍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有一部分同学冲向师大附中校门，仿效推西便门铁路通过的城门的办法，使劲推冲几下，就把高大的铁皮门推开，该校要求参加游行的大批学生，一下子就从校门涌了出来。这个黑铁皮大门，现在依然存在，铁门内文革中树立起一座语录砖墙。我每次路过和平门外时，景物依然，不禁想起当年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场面。向北行进的大队将要接近和平门的时候，就折向东去，钻进了一个胡同，进入廊房头条或二条。这时有几个黑衣警察老是尾随着我们的队伍，加以监视，同学们骂他们是走狗，让他们滚开，他们只好乖乖地走开了。

队伍进入正阳门大街后就转而向北前进。这时队伍又重新整理，四人一列，高举标语旗帜。同时其他外城学校的学生，或从城外进入外城的学校的学生队伍，也一齐向北涌进，一时之间，前门大街队伍成了十几路以致二十几路的纵队。口号声此起彼伏，十分严肃悲壮，足以凌天霄，壮国威，唤全民。全体队伍齐奔向前门西侧的原平汉铁路火车站的大广场上，队伍本想从正阳门西边的电车通过的城墙豁口进入城内，但是军队、警察和骑摩托车的大刀队、宪兵队已经把守住那个城墙豁口，队伍不得不入内。各路队伍正想向这个把守严密的豁口冲过去时，突然站立在豁口西侧警察阁子前的一个警察向天空开了一枪。枪声一响，各校队伍一下子就惊散，大家以为流血事件开始了。可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很勇敢地上前同那个放枪的警察进行了交涉。那个警察也很老实坦率，他说他是奉命开枪，但并未准备向学生们射击。于是学生会的指挥人员就大声向同学们喊道：同学们不要怕，警察是朝天放枪，不射学生。同时指挥人员也决定不再向内城冲了，就在平汉铁路车站广场前召开了城外学生大会。会场中心放了一张桌子，主持会议的人站在桌子上讲了话，并提出几项决议案，由大会通过。决议案的内容大致是：全市学生罢课，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放弃妥协投降政策。是否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记不清了。但运动的后期就提出了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

大会开过之后，清华队伍就穿过廊房头条，经过和平门外大街，奔向宣武门。当时是企图从宣武门进入内城进行游行。但宣武门早已关闭，有的同学就从城门缝中向城门内的警察呼喊，要他们开了城门，我们要经过城内回校，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这时勇敢的陆璀女同学就毅然从城门下边马路上磨成的渠道中钻进城内去进行交涉，要求开城门。这天陆璀不像一二·九那天穿一个旗袍，外加一件毛衣，而是穿着一身带背带的工人连衣裤，脚穿一双运动鞋。她爬进城以后，即刻被警察带到附近的警察阁子中扣留起来。因为陆璀被带走，我校同学群情激愤，有的同学要求再钻进去交涉，被大家阻止。于是我们从城门缝中向城内警察提出要求，不放出陆璀，游行队伍不离开宣武门。双方坚持了几个小时，一直到八、九点钟的时候，陆璀才被释放出来，仍然由城门下的渠道中爬出来。这一天的午饭晚饭是怎么吃的，现在想不起来了，很可能还是学生会从学校运来了冷馒头和咸菜以充饥。

陆璀放出来之后，清华的大队就开始经原路出了外城，沿城根到了西直门后，不再走平汉铁路线，而是沿着往颐和园去的沥青路返校。队伍走在这条古老的官道上时，已经有十一点多或十二点了，同学们的情绪既壮烈又活跃。经这一天的游行和这一路的行军，原来不太熟悉的同学，也就比较熟悉起来。队伍基本上仍保持四人一列，但也不免互有穿插，一边走，一边有人领着喊口号，以发泄这一天层层被阻的不满。那些口号也是想喊什么，就喊什么，并不是统一的规定，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宋哲元！打倒秦德纯！打倒萧振瀛！”也有喊枪毙这三个人的口号，大家也跟着喊。当时宋哲元要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大概是北平市长，萧振瀛是天津市长。那时学生群众只以表面看问题，实际上宋哲元本心还是愿意抗日的，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形成国家危亡局面，应由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负责。但大家没有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是由于一般同学对国家形势还认识不清，同时，由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如什么新生活运动，不少人还把蒋介石看成是国家的领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转变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几个月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就把反对宋哲元的政策改为争取和拥护宋哲元抗日的政策了。

在返校的路上，同学们不但放声高喊口号，而且还高声唱歌。同学郭惠成教大家唱一个军歌，歌词内容是上前线时与家庭告别的情景。歌词中有这样的话：“告诉你母亲，莫悲伤，莫悲伤；告诉你爱人，莫悲伤，莫悲伤。我们今天到前线……，冲上去！冲上去！”一路上大家唱起这个歌子，好像我们都在冲向抗敌的前线。而郭惠成唱“冲上去”时，他的广东话只能唱成“亲上去”。大家又觉得好笑，说你亲谁呀！辽阔的西郊，没有军警监视，自由的同学们喊出激烈的口号，唱出动人的歌声，口号声和歌声荡漾在西郊深夜的上空中。

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成立，但过几天还是成立了。会址设在外交部街原来的外交部大楼内。十二月十六日城内各校学生的示威游行，与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军警用水龙头冲学生，用皮鞭抽打学生，用大刀砍学生。学生们的夺过水龙头，反冲警察，这一次城内受伤同学数十人。北京大学山西同学李俊明挨了大刀队的一刀，同学们称之为伟大的一刀，意思是为爱国而受伤是光荣的。

十二月十六日的游行示威，使斗争达到最高潮，这一天简称为“一二·一六”。因为十二月九日的游行是这次学生运动的开端，所以整个运动统称之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波及全国，一直延长到抗日战争的开始。

十二月十六日夜间，游行队伍回到学校已快要凌晨了，第二天当然无法上课。十七日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决议，实行罢课，以表示对当局的抗议。按正常情况，寒假应于一月十六日开始，所以这一年少上了一个月的课。

“一二·一六”以后，学生会不断召开全体会，讨论对时局的对策。开始由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宋士英和秘书谢锡爵主持，他们二位都是山西同学。但他们当时的思想还比较中立，所以慢慢就感到无法主持大会。后来每次开大会，就推选临时的大会主席主持会议，被推选出来的当然是进步分子，如黄诚、吴承明、刘毓珩等人。大会讨论的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妥协政策，建立国防政府或成立联合政府，对日执行强硬外交政策。在这个议题上，意见很难一致。进步学生，也是多数学生，主张对国民政府提出强烈的要求。亲国民党的同学则主张把“要求”二字改为“请求”，其他措施也力求缓和。为了通过一个提案，常常要求多次修改提案。每次开会往往是先把各方提的议案集中起来，为了争取先讨论一个议案，常常把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拿出来做为讨论程序的根据，那本书上规定的是：后提议的先表决。为了通过一个议案，双方尽量动员自己一方的同学多出席大会，以便多得票，因此每次开会都要先统计出席人数，后来又发明了一种请假制度，有的同学可以代替请假者投票，每次举手，都指定专人点数赞成人数，只要过半数就可以通过。这个时期每开大会，就像资产阶级的国会一样，斗争非常尖锐。因为同情进步主张的同学比同情国民党的同学多，所以每次表决，进步主张总能够半数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亲国民党的同学感到这样下来，他们要想在大会上较量，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他们经过计议，决定采取分裂学识会的办法。在一次大礼堂召开全校同学大会时，亲国民党的首要分子站起来说，这个会场被共产党把持了，于是号召他们的人退出会场。他们成群结队地退出会场后，我们就关起铜门来开会，自然每个决议案都可以顺利通过了。可是退出会场的那一帮同学们又不甘心让我们安安静静地继续开会，顺利地通过决议，于是他们又成群结队地冲入会场，乱喊乱叫，要破坏会场秩序。后来他们又变更策略，决定在同方部小礼堂另外成立一个救国会，与学生会唱对台戏，但北平市学联只承认我们的学生会，不会承认少数派的那个救国会，当时进步同学把那些思想保守的同学称之为“救国会派”。在整个学生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学生同亲国民党的同学之间，斗争非常尖锐，但是有正义所在，进步同学自然多数同学的支持，所以学生会的领导权，一直牢牢掌握在进步左派分子手中。

一二·一六游行后，城内许多同学受了伤，有的住了医院。为了鼓舞士气，支援学校的爱国斗争，我和同级同学赵儒洵（赵石）倡议，组织清华慰问团。由我起草倡议募捐书，很快有二十几名同学附议，参加了慰问团。其中有不少是思想居中间，甚至对学生运动抱消极态度的，出于义愤，也签名参加。因此，我和赵儒洵在没有组织的指示下，自动发起的这个活动，实际上在校内起了进一步团结广大同学投入学生运动的作用，我们分头在部分同学中进行募捐，无非你一元，我五角，很快募得数十元。我们又以清华慰问团的名义，印了由我起草的致各校受伤同学的慰问信。赵儒洵同学进城在东安市场的桂月斋购买了数十盒西式点心，由商店送到学校。我们慰问团向学校借了一辆大卡车，慰问团的十余名男女同学带点心盒慰问信进城走遍有受伤同学的学校和医院，当面进行了慰问鼓励，受伤同学中有翁文颢的女儿。

（激流网摘选自《赵继昌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