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哈耶克一生，说是哲学家有些勉强，说是思想家有些笼统，说是经济学家怕他不乐意，唯有说他是个意识形态斗士最为恰切。千禧年前后，中国大陆的左右辩论日渐升级，终至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这时候，哈耶克的优势也就越发明显了，比洛克之类简单，比休谟之类直接，包学包会，即学即用，哈耶克的市场更形扩大。到了21世纪初的几年，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达致极点。

从学术价值上讲，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来出版的关于哈耶克的传记作品中，新近出版的布鲁斯•考德维尔著、冯克利译的《哈耶克评传》的质量当属上乘。比之此前出版过的几种哈耶克传记，评传显然更关注传主的思想形成过程，对国内的哈耶克研究者来说，多少应该有些参考价值。

不过，遗憾的是，本书的出版却没有引起国内的太多关注。遥想2003年社科出版社出版之《哈耶克传》，真可谓一纸风行，一时间洛阳纸贵，一连几个月，无论什么图书销售排行榜上，该书都能上榜。再回头看看今日的冷清场景，不禁让人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叹。

哈耶克最早被介绍进中国大陆并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是在1980年代。虽然那时的哈耶克已届暮年，垂垂老矣，而他的思想影响却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两个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里不约而同地对历史中形成的大量国有资产进行了迅速的私有化改革。而远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大量想往海洋文明的经济学青年们也苦于无法放开手脚施展，只好“在书斋里革命”，在各种各样能见到的西方思想中寻求安慰。

从外部环境看，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虽如疾风骤雨，但一般青年的兴趣毕竟还是在文化上，即使是经济学青年，逢人也得谈几句海德格尔、人道主义之类，做有文化状，哈耶克还不是学术青年聚会时的话题。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说，那年头的文化领导权属于人文知识分子，经济学这般庸俗的学问自然是不入流的了。当日红遍大江南北的三大丛书中，经济学就没得到多少席位。就经济学内部而言，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开始，商品经济也已经名正言顺，但计划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经济学青年内部流行的也就是制度经济学之类，哈耶克这样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自由主义尚未成为时髦。

时钟转到1992年，哈耶克驾鹤西归。彼时苏东剧变已过，两个世界成了一个世界。美国与英国大刀阔斧的私有化也已完成，经济学界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判斗争正日益走向深入。而在中国，市场大潮滚滚而来，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人文知识分子只咕哝了几句“人文精神失落”，就落荒而逃了，经济学登堂入室，成为时代显学。一时间，“腐败有理论”、“经济学重新解释历史”、“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就不讲道德”之类说法大行其道。就连鸦片战争的责任，也被搞历史研究的经济学家们证明为我大清的封闭愚昧所致，而西方列强则纯情无辜，不过是追求自由贸易而已。

有此背景，哈耶克在中国的行情也一路看涨。最后，大学里的经济学教师不会念几句哈耶克的名言就是落后，公共知识分子不懂自发扩展秩序就是无知，就连一向固执保守的法学家也得时不时地引用几句哈耶克才算是跟得上时代，甚至连中文系的老先生们也得读一点《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以示咸与维新。如今再回想那几年，哈耶克真是个好生意，凡是跟哈耶克搭上边的，一出世就千人追万人捧，立刻走红。吃哈耶克饭的中国人不知凡几，搞哈耶克的人俯拾即是。

综观哈耶克一生，说是哲学家有些勉强，说是思想家有些笼统，说是经济学家怕他不乐意，唯有说他是个意识形态斗士最为恰切。千禧年前后，中国大陆的左右辩论日渐升级，终至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这时候，哈耶克的优势也就越发明显了，比洛克之类简单，比休谟之类直接，包学包会，即学即用，哈耶克的市场更形扩大。到了21世纪初的几年，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达致极点。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就当哈耶克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时候，顺便也开了保守主义的后门。虽然哈耶克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保守主义，但是淮南之橘，逾淮则枳，哈耶克不是保守主义者，不代表他的信徒也不是保守主义者。哈耶克的旗帜在左右大战的战场上飘扬的时候，施特劳斯和施密特也偷渡陈仓，到了华夏神州。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扯起旗帜另立山头，自由主义大张挞伐，最后赢了场面，却输了辩论。加上1990年代的三大改革的结果日渐显露，反思改革的声音也一天比一天响亮，加上经济学家总是喜欢讲刺激公众感情的话，经济学的声誉渐形衰落。

与文化保守主义相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显得粗鄙不文，面对反思改革的要求，哈耶克的理论无能为力，哈耶克在中国的好日子也就算是走到头了，只好从公众视野后退回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青年的心里。

说来也巧，2003年出版的《哈耶克传》用了深红色的封面，而当时哈耶克在中国大陆也正是大红大紫的时候；如今的《哈耶克评传》则用了一个灰白色的封面，与如今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江河日下也算是呼应得上。

（作者：萧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