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上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菲德尔·卡斯特罗走完了他人生波澜壮阔的九十年旅程。十三岁的他，作为一位大种植园主的儿子、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他却带领奴隶和工人烧毁种植园、反抗自己的父亲；十九岁的他，已经成为了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领袖人物，在一次被政府军逼入绝境时，他奋力跳入大海，游过遍布鲨鱼的海域，躲过海军的搜索，回到古巴，而这一次死里逃生，只是拉开了他一生枪林弹雨、躲过六百余次暗杀的序幕；三十岁的他，带领十二名幸存的反抗军战士（这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和切格瓦拉），撤入深山密林，展开了反对巴蒂斯塔军政权的游击战；三十三岁的他，以革命胜利者的身份受邀访美，美国人为他安排了一场又一场好莱坞女星、选美小姐参加的舞会，然而发现他们无法收买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者，“既然不愿意做我的附庸，那就消灭你吧”，从此他成了抗美的先锋人物和精神领袖……八十二岁的他，从政治的核心舞台退出，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医疗教育高度发达、平均寿命高于美国、人均GDP与中国持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度肯定的古巴，是一个傲然昂首于西方世界步步为营封锁下、一个从苏联解体到拉美左翼政权纷纷倒台后依然坚持自己道路、一个虽败犹荣的社会主义古巴；九十岁的他，在古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了一段颇有最后告别意味的演讲：“这或许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发言……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明证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卡斯特罗被人称作“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彼时游击队员在深山中作战，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剃须刀，大家都长了胡子，披头散发。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依然不刮胡子，保留在游击队时代的革命传统。作为一位本可以躺在家族财产上纸醉金迷过日子的公子哥，他却一生清贫不贪图物质享受，他的一生，只有革命、解放与理想。卡斯特罗生前曾说：“我会像勇士熙德那样，人们把死去的他抬上战马，使他继续赢得战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当年那位亲密的战友、牺牲近半个世纪依然在激励后人的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生命中的最后一夜。切是一位根正苗红的西方贵族，父亲是巴拉那总督后代，母亲是秘鲁总督后代。他也跟同为上层阶级出身的卡斯特罗选择了同一条路，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的这条路：“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能担得起这句话的人，切·格瓦拉算一个。

他骑着摩托车环游整个南美洲，见到了人间的苦难，见到了大庄园和象牙塔外真实的世界，见识到了拉美百年来血与火的苦难与人民无法摆脱的泥沼。从此他立志走一条不同的路，一条历尽艰难困苦但绝不回头的路，一条地狱火焚身但求普度众生的路。切·格瓦拉作为毛泽东狂热的粉丝，不但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当做斗争的最高指导，还在古巴时主张亲中政策，与亲苏派针锋相对。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词：不到长城非好汉。他最后留给世界的遗言：“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杀死的，是一个男子汉。”对于切的批评，他确实幼稚、确实固执、确实失策，但他当之无愧一个“红色好汉”的称号。

在有些人眼里，堂吉诃德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疯子；在有些人眼里，堂吉诃德是值得尊敬的理想殉道者。对于切·格瓦拉来说，高尚的情操不能掩盖他斗争策略的失误，斗争策略的失误也不妨碍他的精神光耀身后、激励世人——自己的精神长存、意志不朽，对一位革命者来说可能是最大的荣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切生前进退失据、理想破灭；身后成为虚妄的文化偶像，被印在廉价T恤上、被异化成反社会或朋克的标签、被摇头晃脑的青年当做耍酷和自我标榜的工具——这，恐怕是一个革命者最大的悲哀吧。

革命者，永远是荣耀与悲哀并存的矛盾体。

1967，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密林牺牲之时，他最为崇拜的毛泽东正站在历史的关口，作为一位为六位直系亲人、十五位亲属为革命牺牲的领袖，切格瓦拉的牺牲在毛心中恐怕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也更无法想到自己身后竟也会成为这种“虚妄的偶像”。周恩来总理倒是这样评价过切·格瓦拉：“（格瓦拉）对抗刚果的雇佣军，打阵地战。雇佣军有美帝、比利时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本来刚果的游击打了两年多，很有成绩。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军队集中起来，脱离群众，打阵地战……（失败后）格瓦拉又转到玻利维亚山地，完全是搞盲动主义，不找群众，甚至把群众抓起来做俘虏，怕人家走漏消息。武器没地方存，存在山洞里。这样怎么能发动游击战争? 虽然格瓦拉会西班牙文，到处可以用，但毕竟在本地没有群众基础。他每天都有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他们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其结果是游击队员一个个牺牲了……”

是啊，“群众”、“人民”。毛泽东一辈子战天斗地什么都不信，只迷信一样就是“人民”。“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人民不觉醒怎么办，靠先锋队去发动；先锋队出问题了怎么办，内部整风，坚定思想、统一行动；但是，当先锋队的问题固化到内部整风也解决不了了怎么办，就只能靠外部的力量、靠发动人民群众了吗？

大事业总要经历大风大浪，大人物总要承受大喜大悲。毛泽东的晚年是痛苦的，因为他努力尝试的解决方法失败了，而已至暮年的他不会再有精力寻找新的方法论了。建国之初，毛曾说几年内要从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带几匹马、背一箱书，把黄河、长江从源头到入海口从头至尾走一遍。然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浪漫的文青终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这个国家他放不下。在晚年一次大病之后，毛泽东说：我刚才去见马克思了，但是马克思说你们国家的钢产量还没超过英国，你还不能死，于是我又回来了。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而他在一年前也说过“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于是乎这两句话变成了著名的“赶英超美”，一直以来被当做自不量力而被嘲笑的典范。然而没有人会去留意，15年后的1973年，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产量2522万吨，“赶英”目标基本完成；等到了“超美”口号提出五十年后的2007年，中国钢产量已经接近5亿吨，是美国的5倍有余。只是我们已经不会去在意这个数字了，就像我们不会再去在意农田水利建设、血吸虫病、文盲问题、肺结核和鼠疫、大国的核威胁等等————你们的时代能够忘却我时代所最心心念的，这恐怕是能给革命者为数不多的慰藉吧。

但是他还不满足，他有更远大的期望、有更宏伟的愿景、有更浪漫的计划，然而老天不给他这个机会了。他对自己的护士长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认真地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这一个愿望终究还是无法实现，因为毛泽东已经不是毛泽东了，他代表了太多的意义，更多其他人赋予他的意义。吾身虽在，吾道不彰，这是主席的悲哀。毛泽东一生亲笔写过上百幅对联，有是他自己亲自创作的，有是借古人的作品用作挽联、贺联、赠联的。据统计，所有毛泽东对联中反复用及、数量最多的是这一副：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9年10月1日，如有可能，毛泽东或许愿意永远把时间定格在这一天：“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的领袖要在新政权刚刚成立两个月之后就来苏联拜码头。很多时候民族主义在斯大林的心里占的位置更重些，就在半年前，他还电至中共中央要求不要进行渡江作战，并考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的议和。所以斯大林能隐隐感觉到，来者绝非等闲所图。果然，东方的小弟看似恭敬的认了大哥，紧接着就提出了种种让大哥为难的条件。

堪称外交宗师的斯大林，曾经在英法绥靖祸水东引的意图下与纳粹德国秘密媾和、通过覆雨翻云手为苏联争取了上百公里的战略缓冲；曾经硬锤头加软刀子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解决了东方战线的后顾之忧，也间接迫使日本只能南下，最终拉美国下水；曾经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一敌二，面对罗斯福、丘吉尔两个同样的人中豪杰，硬生生地敲定了中分世界的权力体系……结果在毛泽东这里，斯大林见识到了来自东方神秘的讨价还价的力量，这次角力恐怕是斯大林出让利益最多的一次，也是斯大林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妥协：雅尔塔体系中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被完全收回；民国政府跟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废除，毛泽东非常强硬的在新条约中加入“互助”二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体现新中国与苏联平等的地位；苏联提供大量无息贷款和工业建设支持……当然，面对绝世高手斯大林，老毛也是比较内伤的，比如外蒙独立成了既成事实，苏联专家进入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雷达站，签订了东北、新疆只能接受苏联援助的新条约，苏联提供海军援助解放台湾的愿望落空了……

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斯大林应该意识到了：这个小弟不是小弟，也不会是“副帮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斯大林或许在想，共产主义的接力棒应该教下去了，真的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吧，我可能真的老了。当年我像他一样接手一个新生的国家时，也是一个如履薄冰的学生。当时一份考卷摆在我面前，题目是“红色政权如何生存下去”，给我的条件是这样的：（1）我是一位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学历中学毕业，而中央内部几乎全部是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非常熟悉西方那一套，甚至还跟恩格斯谈笑风生过；（2）上一任领袖在去世前，曾以性格原因建议免除我的总书记职务，红军几乎完全掌握在我最大的对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手中；（3）新成立的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因为战争，工业产值只有7年前的14%，而农业更糟，三年前刚刚发生了引发广泛农民起义的大饥荒；（4）曾经的帝国分崩离析，原有的国土出现了苏联、芬兰、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六个国家，一些如罗马尼亚的蕞尔小国都欺负到了我们头上，侵占大量领土；（5）苏联刚刚在与波兰的战争中惨败而归，签订了耻辱的条约，而我被领导层认定要为这次失败负责；（6）周围邻国全部与苏联为敌、全世界发达国家全部与苏联敌对。

最后我交出的答卷是这样的：（1）两年内夺取了党内最高权力，并在一国内建成了社会主义；（2）执政17年后，在西线抵御超过600万军队的入侵，这些军队有着最先进的装备和战术，仅仅用了六周时间就灭掉了当时西欧第一大国——法国，而这次入侵要比入侵法国的来势更加猛烈，我坚守自己的首都不曾撤退一步；（3）在以上事件发生之前，很好地处理了东线事件，避免了超过100万日军精锐入侵的危机；（4）在红色政权与法西斯政权的最终决战中获胜，击溃德国并占领德国首都；（4）吞并了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收复波兰、罗马尼亚、芬兰侵占的领土，侵占德国、日本部分领土；（5）在东欧全面建立起红色政权，红色力量与西方势力中分天下，同时苏联的周边不存在一个敌对国家；（6）我最为自豪的是，用了十五年时间，工业水平达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如今即将离去之际，经济水平已达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并且拥有核武器。

他来自高加索山区，从来跟“西方正统”的党内领导人穿不到一条裤子里；他来自湖南农村，这次出访苏联是他第一次出国，在党内同样受到留洋派的排挤。他不是领袖“钦定”的那个接班人，靠着铁血手腕获得了最高权力；他险些被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人置于死地，还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面对德军的钢铁洪流，面对距自己只有八公里的先锋部队，在红场阅兵，岿然不动；他率领两个警卫连，穿梭于敌军十数万大军的围剿中，闲庭信步。当年，他接手了羸弱的红色政权，面对西方世界的重重包围，冲出了一条属于苏联的道路；如今，他要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傲立于世界舞台。

斯大林看着毛泽东，满满是自己当年的影子。

有一件斯大林绝对不会想到的事，即便他让毛泽东吃尽了苦头，但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全世界都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此时为斯大林辩护最激烈的，竟然是当初最桀骜不驯、不服苏联的毛泽东。在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斯的画像才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

1922年，革命导师列宁不得不重新审视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了。从新经济政策开始，斯大林就不断反这一决策，不但在中央会议上公开与列宁争辩到面红耳赤，并公开指责列宁歪曲了党的原则，甚至还表达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公开与列宁背道而驰的思想。列宁看斯大林，就像老师看成绩好又调皮捣蛋的学生：他建议中央免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又不去动用领袖的权威对斯大林进行公开批判；他在遗嘱中提出了斯大林脾气过于暴躁的缺点不宜担任总书记，但是又不建议把斯大林踢出中央核心领导层……从列宁的遗嘱、书信、会议记录中不难看出他的态度：红色政权不能没有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性格有巨大的缺陷。或许苏联的命运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决定了吧。

列宁也在犹豫：红色政权何去何从，晚年的他也并不很有底气。他曾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胜利，遂在党内力排众议发动起义，一战成功；他又坚信俄国的胜利仅仅是一个开始，西欧革命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最终与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基于此他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然而西欧的革命迟迟没有到来：德国共产党遭遇灭顶之灾、法国兵变被镇压、东欧诸国曾被点亮的苏维埃政权一个又一个暗了下去，意在帮助波兰革命的进攻惨败而归……列宁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在他自己身体每况愈下之际，或许他也会同样感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了吧。

历史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列宁和斯大林发生了如此尖锐的矛盾，列宁依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在苏共中央实权派中，支持斯的人不多，反对他的人不少。但斯大林偏偏就是一个搞不定的刺头、强硬的少数派。或许这让列宁想起了什么吧。

列宁想起了，当他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里，与普发生全方面尖锐的理念冲突时，他是少数派；当一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左翼阵线中争论“无产阶级是否要保卫祖国”是，他是少数派；当他力主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的纲领，他是少数派；当他提出一国无产阶级革命论时，他是少数派；当他提出《四月提纲》，要求立即发动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时，他依然是少数派。后来结果又怎样呢，还不是凭借自己一次又一次远见卓识的证明、坚定的意志和毫不退让的铁腕手段、不懈的团结盟友和争取同志，少数派最终还是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

列宁不喜欢斯大林，就像斯大林不喜欢毛泽东，他们不想承认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其实是一类人。

在生命的最后，列宁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欧革命局势，他在第三国际中投入的精力甚至超过了国内的工作，他对于没有西欧发达国家支持的红色政权是否能生存下去持悲观态度。当西欧形势万马齐喑、看不到一丝希望之时，他一定在怀念曾经亲密的战友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1918年12月31日，1918年的最后一天，德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德意志的革命到了最危险的关头。1918年12月，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由于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以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政权重新落入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集团手里。曾经的革命党、后来的修正主义政党、现在的反动集团——社会民主党一跃升成为领导德国的政党。新政府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留任大批原来帝国的官员和将军，没有任何改变这个吃人社会的意图，并竭力设法把兵变和群众运动平息下去。

一战中，曾经的左翼工人党纷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而支持帝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并以“爱国主义”这一招牌怂恿工人参军参战，无产阶级成为了炮灰，他们也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当然还有少数清醒的人，在一战爆发前夕，卡尔·李卜克内西指出“主要敌人在国内”，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的人民，而是德国容克、德国资本家和经管他们事务的委员会——德国政府。”罗莎卢森堡则更是大声疾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到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就连工人们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像在一所摇摇欲坠的大厦里拼命提醒大家危险的人，然而正在进行狂热聚会的人们对于这种“疯话”置若罔闻。

战争仿佛一列失控的列车，带领着整个人类向悬崖边冲去。一战的残酷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当无产阶级发现他们在前线卖命，后方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当他们发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当他们意识到战争荒谬性的时候——无产阶级觉醒了。从法国前线到俄国后方，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大兵变拉开了序幕。德国的无产阶级士兵觉醒了，他们意识到了统治阶级的虚伪，意识到了这次战争的荒谬，他们把枪口指向了皇帝和容克贵族。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的8万水兵起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吹响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号角。随后一个又一个部队哗变，一个又一个苏维埃成立，到11月8日止，以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慕尼黑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德国大城市都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11月9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工人和士兵爆发武装起义，占领了政府机关、邮电局和火车站，迫使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11月11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此刻，德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面对社民党的背叛，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站了出来。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立即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自己的组织——德国共产党。30日，德共成立大会在柏林举行，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以她起草的《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什么》一文作为党的纲领。共产党人开始积极筹备起义事宜。

而已经彻底背弃理想的社民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聘用自由军团镇压起义。1月15日，因叛徒告密，两位领袖在避居住地被捕，他们受到反革命军队的残酷折磨。就在当晚，他们被丧心病狂的敌人关进绑满铁丝木箱中，沉入水底。

与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相似，罗莎·卢森堡也出身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中。在大学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她迅速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作为左翼战线中并不多的女性，她也同时具有了两重身份：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妇女解放领袖。列宁在缅怀她的时候曾评价道：“她永远是一只鹰”。在大学中，罗莎找到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利奥·约基希斯。作为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罗莎和利奥用实际行动贯彻了他们的理念——不结婚，不需要资产阶级虚伪的婚姻证明来为爱情束缚上枷锁。然而为了更好的在德国开展革命运动，罗莎需要德国的国籍，为此她跟一位德国工人假结婚，不过这一行利奥给予了完全的理解，并没有影响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只能说，革命者们的大情怀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罗莎把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她跟约基希斯散多聚少，大多时间里只能凭借书信，去寄托一往情深的思念：

我最亲爱的爱人： 

上次给你写了—封完全关于我俩私事的信，万望宽恕，行吗？我感到筋疲力尽，神经绷得紧到了极点。每天都是起早贪黑，马不停蹄，现在才有空来写这封信。顺便说一句，你在信中说你爱我，并且问这对我够还不够？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我百分之—百是你的，而且每时每刻，无不在思念着你。思念中，我对你微微含笑。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抱你呢？不过我希望不要来得太匆忙。我要用我的工作成绩，来赢得这个机会……
我在忙什么？星期三，我把这期《工人之声》剪贴好了。请立即函告要印多少册，以便我在星期一收到你的回音。为什么要我寄500册给你，而不是直接寄到慕尼黑呢？对我来说，寄到哪里都是—样。你会发现，在呼吁书和这一期中，我对我们的政治立场，采取了断然的措施，简明扼要地提出支持宪法。如果斗争转移到群众方面(而且比我们计划得要早)，那么就需要明确界定各种概念……为此，我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这样写：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宪法。这个决定，在我写呼吁书的几个小时单，就必须作出，因此没有机会征询你的意见。但是，我敢肯定，你是同意我的提法的。这一点我绝对敢肯定…… 
你的 卢

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之后，利奥·约基希斯继承了爱人的遗志，和欧根·列威莱等人承担起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职责。在柏林的无产阶级先后发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柏林苏维埃彻底沦陷，约基希斯等逃出柏林的德共领导人在慕尼黑领导工人发动起义，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两个月后德国政府在英法的支持下集结军队近十万军队攻入慕尼黑，自此，德国十一月革命结束，德国的左翼力量写下了最为壮美、也是最后的篇章。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革命领袖和先锋队几乎被屠杀殆尽，也正是左翼力量的真空，在未来二十年内让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趁虚而入，利用了底层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在战后经济危机中的痛苦，从此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慕尼黑城破之日，利奥·约基希斯壮烈牺牲。

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的关怀指导下，第二国际成立。在一战中相互持刀相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曾经都是第二国际中重要的领导人。这时的他们，还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下，恩格斯都把他们像亲孩子一样疼爱。恩格斯晚年住在英国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一幢单元式三层楼里。这里已经成了各国革命者之家，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圣地。恩格斯在家中热情地接待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爱尔兰贫困工人、法国逃荒农民以及流亡大学生，让他们在这里休养、避难。

1888年，年近古稀的他还不顾舟车劳顿前往美国，会见了美国工人运动领袖，高度称赞了美国工人在去年一年中卓越的运动成果，指出未来欧美无产阶级应当有更多的联合运动，并承诺要为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斗争设立纪念日，这就有了第二国际成立会议上，把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的五月一日定位国际劳动节。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中有数十位工人牺牲，四位工人被政府推上了绞刑架，正是这些不怕死的人、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人们的生命、正是这一波又一波风起云涌的斗争，才为无产阶级换来了一点又一点的权力：法定最低工资、选举权、八小时工作制、“财产隔离政策”、取消童工、加班费、社会保险……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家们意识到如果再不让工人享受一点发展成果，自己注定会被愤怒的革命烈火所淹没，所以无产阶级的状况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这也让第二国际中出现了“修正主义”：认为放弃革命、与资本家温和的讨价还价可以达到斗争目的——这种思想像瘟疫一样蔓延，为祸深远。然而他们看不到，要是没有这些舍得拼出性命的人，统治阶级怎么会吐出嘴里的肉。

过了74岁生日后，恩格斯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颈部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医生诊断为食道癌晚期。恩格斯没有子嗣，他立下遗嘱，把自己和马克思的全部藏书赠给德国社民党，一部分财产留给马克思的女儿、外孙女和自己的秘书，剩下所有都交给了德国社民党作活动经费，他不会想到，这个社民党最终在十一月革命中对同志举起了屠刀。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恩格斯想，这恐怕是他能给革命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尤其是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恩格斯凭借着巨大的毅力和超负荷的工作在几年内完成了书籍的出版，但几乎拖垮了他的身体。更何况此时的恩格斯，已经送别了两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幸运，不是有一个智慧绝伦的头脑，而是他遇到了恩格斯。看马克思给恩格斯的通信，几乎没有什么豪情壮语的革命口号、深邃玄奥的思想碰撞，信中最频繁出现的是这类话：“亲爱的恩格斯，感谢这个月寄来的五英镑，真是帮了我的大忙。”“老朋友，小燕妮得了肺炎，我已经把大衣当掉了…”“亲爱的恩格斯，上个月股票赚了一笔钱，你不用担心”“我向你保证，我宁愿把手指切掉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要钱）……”作为早已超越友谊的革命同志，作为在能在同一时代交融碰撞的伟大思想，作为能够一起奋斗一生志同道合的战友，伯牙能够遇到子期，此生足矣。

1878年，恩格斯的伴侣莉希·白恩士也走到了生命最后的关口。作为共产主义战士，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更不屑于“结婚”，这种“私有制下通奸和卖淫的凭证”。而他的伴侣莉希是一个纯朴的爱尔兰纺织女工，和他的姐姐玛丽一样，半生都用来照顾、爱慕这个伟大的灵魂，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提出任何多余的要求。随着莉希病情越来越重，她请求丈夫履行一个正式结婚的手续，给他一个女性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恩格斯没有犹豫，答应了临终妻子最后的要求，1878年9月11日晚上，恩格斯和她举行了结婚仪式。几个小时以后，莉希就在爱人的怀抱里去世了。

除了亲人离去，马克思、恩格斯经历最多的，就是一个个前仆后继的革命同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义无反顾的战士，为了理想、为了美好的未来、为了人类的解放，谱写出了生命中最华丽的篇章。

1871年5月29日，在巴黎郊区一所废弃楼房里的欧仁·鲍狄埃，躲过了反动政府对全程革命者的大屠杀。这一夜，他悲愤交集、心潮起伏，难以入睡。他想起了，他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自小贫困的他13岁就开始做工，受尽了超负荷的劳动与虐打，是马克思的思想让他看到了光芒，让他找到了未来的方向，而不是像一具行尸走肉烂在巴黎贫民窟中；他想起了，普法战争中政府软弱无能，巴黎无产阶级发动起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他想起了，他们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接管工厂组织生产，组建国民自卫军并建立工人自己的治安、司法和立法机构，给广大妇女以选举权，禁止了所有工人的夜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经历的；他想起了，梯也尔政府匆匆向普鲁士投降，签订屈辱条款，只为快速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十数万大军围困了巴黎，公社战士展开了英勇的巷战，但街区还是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他想起了，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贫民区，公社成员们在每一个房屋、每一条街道不退一步，这最后的一周被称为“流血周”，在“流血周”的最后一天，他右手被打残废，依然和公社战士一起在街垒浴血战斗，最后被一位同志救出城区；他想起了，公社最后的147名战士退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他们高唱着《马赛曲》、高呼“公社万岁”，像敌人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这一夜鲍狄埃注定无法入睡，他怀着满腔热血和悲痛，不顾残废的右手、用颤抖着左手写下了响彻寰宇的诗句，后来被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谱曲，就是传唱百年的《国际歌》，成为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灵魂最强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848年2月，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一本小册子如婴儿一般呱呱坠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意味着无产阶级斗争从此有了科学的指导，人类历史从起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个不再属于上层贵族或少数人的历史，而是一个崭新的、属于最广大人民的历史篇章：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给一位94的老红军整理过回忆录，他跟着贺龙走过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战争和抗美援朝，他本人就是一部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历史。因为这是组织上的任务，最后所有回忆录内容是上交封存的，很遗憾我自己手里没能留下这部活历史，但是老红军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我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啊，最早我那些战友还有吗，没有啊，我知道的是一个都没有啦，子弹打到人身上跟纸一样，能活下来是命大，就我撑到这一天过上好日子了啊……你说打仗怕不怕死，能不怕么。怕，我给你讲啊，为什么还要上？我们的命贱，娘生了十个孩子，能有三个长大就不错；灾荒一来，人跟那风吹稻子一样一片一片往下倒……我们的命贱，我们不希望你们，不希望你们这一代命也贱，我们打仗是给你们打啊……”

最朴素的语言，最高尚的情怀，却代表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共同的愿望：“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谁能想到，这样的语句出自一个17岁少年的中学毕业论文。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少年成为了历史上开天辟地式的人物，有无数的有识之士毕生追随于他、追随于那个崇高的理想，纵使献出了青春、生命，也在所不惜。他17岁时的那句话，成为了自己一生的写照，更为此后近三百年的革命者们写下了共同的墓志铭，这句话穿过渺茫的历史、越过飞逝的时间、刺透黑暗的尘埃，至今仍回响在寰宇之间：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的，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作者：赵皓阳  转载自：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