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正是出于这种“盲视”，易先生在回答记者关于当代中国真正具有“书生傻气”的文人（他推崇的知识分子理想人格），才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韩寒”的名字。在他看来，韩寒那些充满青春期狂躁症和表现欲的言论，仅仅因为说出了许多人都能看到、而且并不需要多少勇气就能说出来的“社会真相”，便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却对于韩寒“只反官府，不反资本”背后隐藏的投机主义立场完全视而不见。易先生当然不是没有看到，乃是因为他实质上跟韩寒站在同一立场的缘故。这一点也不奇怪。撇开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差异，他们俩都是强大市场培植出来的文化产物。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这一内在逻辑在两个人的成功经历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验证，所以他们才死死盯住资本和市场的积极效用大唱赞歌，才对资本和权力合谋形成的新的特权控制闭目塞听。说到底，同样作为文化资本市场的“既得利益者”（韩寒语），易先生对韩寒的“称许”，实乃一种惺惺相惜的行为。
20多前在武大读书时选修易中天先生的《中西比较美学》，每次去上课总是要提前赶到教室占座位的；若稍晚一步，不仅找不到座儿，连走道也挤得满满当当，想“见缝插针”都难了。
易先生的课的确讲得好。一门在别的老师那儿也许枯燥乏味的课程，到了他这儿却妙语连珠、趣味横生，容纳好几百人的大教室里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易先生当然不是一味地逗乐耍嘴皮子，而是话里藏锋、旁征博引，将极为敏感的现实话题十分巧妙地插入枯涩抽象的学术思辨当中，让人心领神会、会心一笑；易先生不仅口才好，还有表演才能，讲到出彩处，他甚至会像说书那样连比带划地哼唱起来，那种幽默风趣、不拘一格的讲课风格，在当时的武大算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吧？
那时候，中文系的不少学生都是易先生的铁杆粉丝。记得毕业离校前夕，我和一位同学特地去易先生的府上拜访他。所谓“府上”，其实只是一套小的不能再小的二居室（也许是一居室？），师生仨在不足五平米的客厅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尽管这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我们这些学生对易先生的敬重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了。
从武大毕业没多久，我就听说易先生从武大调到厦大了。关于他调离武大的原因，我偶尔从相聚的同学议论中得知，不外乎是受压制、怀才不遇之类。我对此笃信不疑。易先生离开武大时才是个讲师，以他的个性和才情，这样的冷遇也在预料之中。想当初，国学大师程千帆也是受不了冷遇和排挤“愤而出走”的。但易先生到厦大后并没有马上“红”起来，而是继续落寞了一段时间。据早我两年毕业的校友、诗人野夫披露，他做书商期间，还帮易先生出过一本书，印数只有五千册。其实作为学者，这样的“落寞”本是常态，许多公认的学术泰斗如钱钟书、陈寅恪莫不是在一种甘于寂寞的状态中终成大家的。在我心目中，易先生似乎也可以在学术领域成为引人瞩目的“大家”的。
但后来的情形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易先生自从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台”后，很快变成了文化界的热点人物，他那些侃三国谈水浒的通俗文化读物几乎在一夜之间风靡图书市场，印数动辄上百万，连当初野夫帮他出版后无人问津的那本书也被出版社重新包装后成了畅销书。易先生现在的影响，早已溢出了文化界，跟余秋雨、赵本山等人一道，成为了深受大众追捧的文化偶像和网络红人，他的每一步行踪每一句言论都能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热议。近来，易先生更是把兴趣从“百家讲坛”式的神侃和戏说历史，转向现实关怀和公众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以至有人惊呼，易中天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由“知道分子”变为“公共知识分子”了。
我一反常态地对易先生这种“转向”产生了的兴趣。之所以说“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他红遍大江南北的这些年里，我很少去凑热闹，不仅没拜读过易先生的一本著作，甚至从未收看过他在百家讲坛的节目，即使偶尔点到那档节目，也只是停留几分钟便换到了别处。当然，易先生的“说功”和“做功”依然很出色，比当年在武大时可谓更上层楼、炉火纯青了，但就个人趣味来说，我一向对国人经久不衰、乐此不疲的“历史癖”以及百家讲坛推崇的那种戏说神侃历史的轻薄风气不以为然，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可这一次不同，易先生从“戏说历史”的神坛上下来，从遥远的古代返回到了尘土飞扬的现实世界，开始针砭时事、臧否人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了。
我多么愿意像当年在武大时那样，继续聆听他对我们共同置身的这个时代发表各种真知灼见啊。但在看了易先生的一些言论之后，我很失望。坦率地说，易先生对现实问题发言时，不仅没有相应的独立立场，而且与大众趣味靠得太近，不少观点跟文化界流行的说辞如出一辙，缺少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高度和视野。也就是说，他仍然在用百家讲坛那套把通行的历史常识变换成讨巧机趣的方式，来观照和讨论现实问题。他的许多话过于浅显，即使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也能说得出来。比如在一篇关于“坚守真实”的答记者问中，他抽象地强调“说真话”，却不知“说真话”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或个人表达意见的基本前提，就拿他反复提及的“公民”为例，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身份和处境不同，其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也可能迥然相异。尤其在社会剧烈分化，价值已趋多元的时代，立场有时比“说真话”更加重要。无视这一语境，片面强调所谓“坚守真实”，显然是对于另一种“常识”的盲视。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盲视”，易先生在回答记者关于当代中国真正具有“书生傻气”的文人（他推崇的知识分子理想人格），才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韩寒”的名字。在他看来，韩寒那些充满青春期狂躁症和表现欲的言论，仅仅因为说出了许多人都能看到、而且并不需要多少勇气就能说出来的“社会真相”，便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却对于韩寒“只反官府，不反资本”背后隐藏的投机主义立场完全视而不见。易先生当然不是没有看到，乃是因为他实质上跟韩寒站在同一立场的缘故。这一点也不奇怪。撇开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差异，他们俩都是强大市场培植出来的文化产物。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这一内在逻辑在两个人的成功经历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验证，所以他们才死死盯住资本和市场的积极效用大唱赞歌，才对资本和权力合谋形成的新的特权控制闭目塞听。说到底，同样作为文化资本市场的“既得利益者”（韩寒语），易先生对韩寒的“称许”，实乃一种惺惺相惜的行为。
前两天看到一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消息，《水煮三国》作者成君忆在央视做节目时，当面对易先生提出批评，称易之所以能火是因为观众好糊弄，并且举例说：“易中天老师曾经讲曹操小时候持刀挟持过一个新娘子，并说曹操的这个行为是调皮。”成君忆因此称易先生没有道德感，他讲了一个故事，认为学者比杀人犯更坏，应该被打进 十九层地狱，因为他伤害的是别人的灵魂。易先生当即变色，厉声斥责成忆君“不能这么说”。随后不少“易粉”在媒体和网站发帖指责成君忆，反指其是没有道德的“小人”，连成本人也写了一封致易先生的道歉信，而易先生在博客上一面说不需要成道歉，一面又称，“我坚持的是人权和法治的原则”，指成君忆“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还建议他“向历代为了思想自由献身的先贤道歉”，俨然真理在握，不容冒犯。后来我看了成君忆记述的事发经过，觉得他的表述虽然有些唐突，不无助长“因言获罪”的嫌疑，但以我的理解，成的本意也许并非如此，更不是指易先生一人，他只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言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种观点我以为是站得住脚的，尤其是在价值混乱的当下文化界，不失为一种剀切之论。但易先生无视这一点，揪住成的言语莽撞兴师问罪，则明显小题大做了，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中那个幽默睿智的易老师。其实，如果当时易先生大度地一笑了之，或者就此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发表自己的高见，恐怕不仅不能让人怀疑他的“道德感”，反而会让人们对他从善如流的风度肃然起敬吧？
易先生对成君忆的过度反应，使我想起前些时赵本山在一个研讨会上因某学者对其提出批评时勃然大怒的事件。这两件事情接踵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至少表明，资本市场打造出来的某些文化红人的心态已经严重膨胀扭曲，越来越习惯高踞于大众之上，听不进任何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了。
写到这儿，我不禁怀念起二十年前武大时的易先生了。如果说那时的易先生可亲可敬，充满了幽默感，真的称得上他推崇的“书生意气”，现在的易先生则有些盛气凌人了。
当然，作为当今为大众文化市场上的风云人物，易先生不必恪守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言行和风范。时代造就了易先生，易先生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时代。用三国里的一句话来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况，易先生不仅没挨这个时代“板子”，而且正宠红得发紫呢。
（作者：刘继明。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刘继明自留地”，作者授权激流网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