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学术男：谈经济学领域几位名人的误判

一、张五常

张五常先生有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是因为县级之间的竞争。中国实际上不存在中央政府，有的只是两千多个县一级的政府型公司。资本与政府的关系，主要地是与县级政权的关系来相互定位的。

1、《佃农理论》的误判

张五常很多观点的根源就在他这篇牛X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在佃农理论里面，张五常证明了一个道理：握有生产要素的双方，平等谈判形成的合约，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张五常虽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结论，但其实绕了一圈，又重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更基本的结论：市场价格机制总是最优的，只要充分竞争，结果就是最好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让双方充分谈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是，张五常所分析的佃农合约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出现问题。利益分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分析很规范、数据很充分，但最后得到的结论却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他把经济上的“权利平等”与实际的权利平等划了等号，在经济权利平等而加害能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地主掌握的“加害能力”就要参与分配，从而导致分配失衡。

2、关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误判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全面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专门批评了这个新《劳动合同法》。但是，中国经济在底层劳动者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并没有出现他所说的失业率剧增、经济下滑的情况。

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是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老板和工人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老板可以随时解聘工人，工人也可以随时“解聘”老板。如果你觉得自己值更多的钱，辞职之后换一家愿意给你更高工资的就行了。你要是找不到更高工资的岗位，低工资就是应该的，是市场竞争给你的劳动力开出的最合理的价格。

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完全由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路的基础之上的。工人“解雇”老板和老板解雇工人这种伤害的权力是不对等的。老板解雇工人，成本很小，所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他的成本。解雇工人，必须要赔偿，而且赔偿数额要比较大。工人“解雇”老板，虽然会给老板带来损失，但自己也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工人辞职不用支付任何赔偿金，除此之外，ZF还要提供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等。正是这种法律权利的不平等，抵消了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双方实际权利的平等。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没有考虑双方加害能力的不平等，仍然假定劳资双方实际权利平等，所以得到新劳动法会损害经济效率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二、张维迎

张维迎教授笃信奥地利经济学派，常常是在谈神学，经济的成功是市场的功劳，经济的失败是因为市场化不充分。说他谈的是经济神学是因为他说的每一话都是没办法被证伪的。篇幅问题只介绍张维迎先生的两个理论。

1、吐痰论

张维迎教授有个著名的比喻：“吐痰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仅仅用这个精辟的比喻，就干净彻底地揭示了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让少数人充分地享用原本属于多数人的份额。“吐痰论”这个比喻还精辟指出改革的要点是：如何让多数人自动地放弃自己的份额而不是拒不放弃。

2、冰棍理论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国企改革就是依照张教授这一理论。国有企业就相当于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维迎先生的"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放进肚里，几口就让自己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

三、厉以宁

“一股就灵”是厉以宁先生的一贯风格。

1、股田制的误判

“一股就灵”是厉以宁先生的一贯风格。16年前，厉以宁先生就开始谈“股田制”。他说：“公司+农户”，公司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所以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长，所以“公司+农户”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就不同了，因为入股后每月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以后，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我们知道，“公司＋农户”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2、林权改革的误判

厉以宁先生对这方面根本没做任何研究和试验的。其实林地中的90%以上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差的、甚至是负的，倒是林地的生态功能会越来越强，因此集体或国有林地是不宜确权到户的。到了户，一方面是户主不会管林子的，甚至还会毁林开荒;另一方面，林地也因为没有好收益，林权在银行抵押贷款是很难实现的。正因为这样，日本等国家一直是把私人林地收归国有，而不是国有变私有。

但是政府还真的搞了林权改革。林权改革后，林权既没有实现抵押贷款功能，又没有起到调动农民种林护林的积极性。厉以宁先生所预测的众多好处几乎无一实现。

3、土地私有化的误判

习主席划了守住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厉以宁先生不便直接鼓吹土地私有化，如是改变了策略，说：只有土地确权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只有土地确权到户了、土地就可以抵押贷款了;只有土地私有化了，土地继承、转让、交易等就实现了，农民就更加爱惜土地了;只有土地确权了，土地股份制--股田制就可以建立了，就可以搞现代农业了、就可以搞民主宪政了……总之。一切都OK了。这实际就是在推动变相的私有化!农地确权到户了，真的能够在银行抵押贷款吗?银行连小企业都不愿意贷款，怎么会给小农贷款呢。农民少而分散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如果不还钱，银行拿农民的地有什么用?能够变现吗?能够转包赚钱吗?能够自己经营吗?

四、吴敬琏

人大学术男：谈经济学领域几位名人的误判-激流网吴敬琏先生有两个命题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以至于后来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只能来源于西方。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

五、楼继伟

1、关于“绝对不能够容许工资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

楼继伟最为财政部部长在公开讲话中间毫不隐晦地指出：绝对不能够容许工资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这说明他看到了工资成本推进的问题，但楼部长可能有一个误解，生活成本企业成本上升的原动力是高房价，由房地产、地方政府、开发商三头同盟推动，而不是劳动力成本。楼部长这个态度或许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今日精英阶层看问题的方式，他不愿意指责三头同盟，同时还希望取悦于资本，最终开出的药方是：希望由劳动者在自己的低收入中间“消化”高地租带来的生活成本推进。

撇开楼继伟部长自己的立场和偏好不论，我们可以务实地追问一下：在今日中国的底层劳动力收入中间，到底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份额，能够帮助“消化”高地租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

2、让退休人员缴医保费

对于这件事，正常人大多表达了不以为然和反对的态度。

六、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