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编者按】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41周年的日子。在此我们回顾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那年4月初，我国代表团为了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租用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尼。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围剿新中国的势力在此汇集，当然包括台湾特工，更是不放弃任何机会破坏，尤其听说周恩来要去参加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国民党负责此次行动的特务头子叫谷正文（据张瑞芳回忆录《岁月有情》透露，谷曾经参加过她们的抗日剧团，与剧团中的进步青年如荣高棠等都很熟，但某天他突然不辞而别）。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国、波兰和奥地利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至今，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依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总理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纪念碑的背面刻着十一位烈士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记载着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右翼爆炸部分被炸毁的机身

2004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公开了一批外交档案，在这批解密的档案中，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空难惊魂

1955年，由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中国政府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率队从昆明准备前往缅甸首都仰光，而另一路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和记者则按照原计划搭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

4月11日晚上，周恩来接到从北京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突然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

就在这时候，路透社新加坡11日午夜的电讯也刚好传来，这条电讯说: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和印度航空公司通报了情况并立即展开搜救行动。英国政府在接到了港英当局的紧急报告后，也立即派出了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海军的飞机和护卫舰丹皮尔号前往出事海域参加搜寻与营救。

4月12日清晨，搜救人员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护卫舰丹皮尔号相继找到了3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一具是空中乘务员毕门塔，另一具则无法辨认。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和谴责，同时也使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系数，但中国政府在空难之后并没有被恐怖威胁所吓倒。

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1955年4月18日，世界为之瞩目的亚非会议如期开幕。

生还者的记忆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搜救和打捞工作迅速展开，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空难搜救现场，意外地找到了客机上的生还者。

克什米尔公主号生还者，印度航空公司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1958年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客机失事亲历者的真实回忆，也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55年4月10日午后，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孟买机场起飞，经停加尔各答。4月11日清晨飞抵泰国首都曼谷，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又从曼谷飞往香港，抵达香港的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时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的检查引擎，有的量机油，其余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废机油。但是，让卡尼克感到有些蹊跷的是，当他们机组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个人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他急忙冲出餐厅。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飞向雅加达，空中飞行时间预计7小时。这是当天香港启德机场唯一起飞的航班。

北京时间4月1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飞机正在离海面5000多米的上空飞行，从舷窗望出去，飞机正在穿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就在这时，飞机出事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忽然轰隆一响，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卡尼克发现机舱里的冷气管开始冒出白烟。卡尼克马上冲进驾驶舱，向机长杰塔报告说，他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杰塔机长异常冷静地命令顿哈前去灭火。领航员派塞克从机舱跑过来报告说，机舱右翼发动机吊舱后面起火。

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大火已经失控，凶猛的火焰席卷整个飞机。当杰塔机长从客舱回来，重新坐到正驾驶的座位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指令是立刻发出飞机失事信号，第二个指令是采取非常措施，让飞机在水上迫降。因为附近没有可以降落的陆地，距离最近的新加坡有350英里。

机舱里所有乘客都已经穿上救生衣。正在机舱里查看情况的卡尼克大吃一惊: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接近飞机的主油箱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机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黄昏的空中不断翻滚着，驾驶舱里已经充满浓烟。

机长杰塔、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极力控制着飞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在他们最后迫降水面之前，杰塔机长决定再次发出电讯，向雅加达空中管制中心报告他们迫降的确切位置。但是狄克希特发现无线电已经坏了，飞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离雅加达约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在生死关头的最后瞬间，飞机机舱四壁已经被烤得通红，无数长长的火舌喷来喷去。机长杰塔命令把机舱内的所有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门统统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平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附近靠陆地的地方。尽管机长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裂为三段，坠入大海。

卡尼克记录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最后时刻。当时，他要打开紧急出口:“飞机离水面只有几尺了，连走到机舱门口都来不及了。我很清楚，飞机随时都可能和水面相撞。我只有站在那里，听天由命。心里明知很危险，后面是发动机，飞机一撞到水面，螺旋桨还在转，机身还会前冲，假如飞机一歪，那发动机和螺旋桨就会把驾驶舱打得粉碎。我被关在了领航员室里，无法出去。我突然想到，这回必死无疑了。突然，我听到飞机撞在水面的声音，地板好像翘了起来，我一下子滚到水里。顿时，我觉得有很多金属片从头上掉下来。”

当卡尼克从水中钻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情景是:“在飞机接触水面时，一个机翼脱离了机体，这使得飞机深深扎进了海里，我不敢跳海，虽然当时大约离舱口只有五英尺，我怕被划伤。等到飞机扎入水里之后才游出来，当时我感到无数的东西砸在头上，我不敢冒出水面，又潜游了好一会儿才冒出水面。当时我发现海面上有很多行李箱，着火机翼坠落海面，海面上一片火海，我才想起自己穿着救生衣，我记得那时人人都穿着救生衣，可是即使有救生衣，在乘客舱里的人也没有生还的机会，因为他们上浮的时候会被上顶板挡住。

卡尼克能够活下来，那应该是个奇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奇迹般生还的还有两个人: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得以生还。领航员派塞克也从坠海的飞机中死里逃生。

他们3个人彼此鼓励着，在鲨鱼出没的大海中，在落日余晖下，朝着远处的岛屿游去，最后终于游到一个无名小岛，被当地土著居民救助，最终被送到了英国商船“太朴号”上，并从那里被英国一艘参加克什米尔公主号搜救任务的护卫舰丹皮尔号接走。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牺牲的8位中国人中，其中5位是记者，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和平年代以身殉职的新闻记者。

调查凶手

1955年5月25日，众人期待已久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终于有了最终结果:飞机因外部装置导致爆炸。

就在同一天，港英当局新闻处发表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特别公报。公报说: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因为通常这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时被安放在飞机上的。

周恩来希望英国政府指示港英当局同我方紧密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周恩来亲自布置了任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熊向晖。

熊向晖转交给香港警方一份由中国情报部门侦查、周恩来亲自审定后定名为《向港英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

熊向晖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陆续获得下列情报:

1、这一暗害阴谋是由蒋介石集团的特工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主持暗杀事件的人叫赵斌丞，直接指挥的人叫金建夫，具体执行放置炸弹的人是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

2、用来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小型定时燃烧炸弹，这批炸弹是4月5日由台湾“保密局”交给从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往香港的。运抵香港之后，交给了“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他们把这批炸弹存放在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1楼一个名叫张祖顺的住处，以后由“香港情报站”派特工李益民前往领取，最后转交周驹。

3、“香港情报站”曾于事先指令特工许缜训练周驹安置此项炸弹的方法。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将此炸弹置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

这份情报的详细、真实与具体令港英当局感到非常吃惊。由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香港警察署决定立刻开始缉捕嫌疑犯。

但是，就在熊向晖一行到达香港的当天深夜，他们突然得到情报:那个名叫周驹的重要嫌疑犯失踪了!

通缉罪犯

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我们看到了1955年9月2日，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警察调查综合报告》。由此，可以追溯出香港对于这一事件的调查经过和蒋特组织从酝酿策划到最终实施的全过程。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前，蒋特组织得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这架飞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在蒋特组织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

具体密谋策划这个方案的负责人叫赵斌丞，他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这个计划最重要的环节是物色什么人能够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这个人必须是香港启德机场的员工，最好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接近飞机。

几天以后，一个化名吴义清的台湾“保密局”高级特工被秘密派往香港情报站，亲自主持督办炸机行动的实施。吴义清几经周折最终以60万港币雇用在香港启德机场做地勤清洁工的周驹执行破坏飞机的任务。

之后，周驹接受了台湾特工的训练，主要是熟悉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结构，如何隐蔽快速准确地安装定时炸弹。

4月11日上午，周驹和香港情报站的特工按计划把定时炸弹伪装成一包牙膏，放在水桶里，骗过安全检查，顺利带进机场。周驹顺利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开始了例行的飞机清洁工作。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自己后，用最快的速度，把那颗伪装好的定时炸弹固定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个很不容易发现的缝隙里，然后匆忙离开。

于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就如此注定了它悲剧般的命运，呼啸着从香港启德机场升空，开始了最后航程。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36天之后，1955年5月17日，周驹在启德机场大多数员工上班之前，在蒋特组织特工的帮助下，偷偷地躲进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班机一间很小而且很少用到的行李舱中，偷渡到台湾。他满以为这下子可算自由了，但却没想到被松山机场保安司令部认出，扣留。据说，1993年，周驹在台湾悄无声息地死去。

（作者：佚名。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