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的春节到来了。网媒似乎缺少点“雄鸡一鸣天下白”的喜气，倒是颇有点鸡犬不宁的味道：鸡年春晚照例被吐槽得不成样子；春晚开播的前一刻，哈尔滨警察曲玉权在执勤中牺牲；紧接着，大年初二，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发生一起老虎咬人事件，一人一虎死亡。网媒就此撕逼开来，好不热闹。

五百二同志对牺牲的警察充满敬意，绝无说三道四之意；对老虎也充满敬畏，绝不敢翻越三米高的墙去拜访。然而正能量们借此宣称“当一个社会，警察权威荡然无存时，社会秩序也必将荡然无存。”（后沙月光论古今：哈尔滨警察牺牲在除夕夜的警示和教训），“到底是人们向社会秩序靠拢，还是社会秩序向违规者让步？”（后沙月光论古今：老虎有话说），借警察牺牲之事强调佩枪权，借老虎咬人事件强调秩序高于一切。后沙月光先生一向以正能量自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敬爱的旷新年老师也不能免俗：“有了这些罔顾法律和规矩、将自己的私欲和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这些敢于以身试虎被老虎咬伤反而控告动物园的人，……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自求多福吧，我们这个奇葩的民族。”（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8012）旷老师将“改革开放”中的种种奇葩归结于“我们这个奇葩的民族”的“罔顾法律和规矩、将自己的私欲和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也颇让人感到疑惑。

五百二同志一向对正能量们心存警惕，尤其厌恶正人君子，因此，难免要写一点让他们生厌的文字了。

一

警察、老虎，皆为秩序的象征。警察，国家机器的代表，统治秩序的维护者，老虎，弱肉强食秩序的象征。雅戈尔动物园的老虎至死不明白的是，动物世界的王者，在人类面前，甚至在人类的弱者面前，也是个弱者，终究不免一死。老虎如果维护的是弱肉强食的秩序，可谓死得其所，理应无怨无悔。

人类自产生国家以来，军队、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器就成了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此说尽管简单粗暴，但直指问题的核心。

可是，在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统治者一般不愿公然承认这样的事实，更愿意强调国家的另外一些职能，比如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调解纠纷，等等。可是，这些职能并不是国家所独有的。比如在革命高涨时期，群众会自行维护新的秩序，甚至连小偷也会罢偷。而在国家消亡之后，这些社会职能照样存在。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需要维护一定的公序良俗。因此，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定义太狭隘，而是这些职能根本就不是国家的本质特征，与国家的存在与否并无必然联系。

执行这些职能的军人与警察，履行的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国家机器的职能，而是一个中性的社会管理职能，正如生产需要工人来调度、交通需要交警来指挥一样。此时的军人和警察，与执行阶级镇压职能的军人和警察，身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尽管军警的大部出身于底层），后者可视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我国的警民关系如此微妙复杂，引来如此多的口水仗，也是由警察这种合二为一的身份引起的：对于警察维护有产者利益，贪脏枉法、欺压百姓，参与强拆、截访、镇压罢工等行为，群众是深恶痛绝的态度；对于警察抓小偷、打黑除恶、帮百姓翻墙开锁等行为，群众是热烈拥护的态度。哈尔滨警察曲玉权在大年三十的执勤中牺牲，广大群众一边倒的是哀悼与惋惜，盖因曲玉权牺牲时执行的是第二种职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点不假。

二

简而言之，警察维护的是两种秩序：一个是政治上的统治秩序，一个是社会的公秩良俗。

这两种秩序貌似合二为一，但两者经常会产生巨大的张力：当上层顺应民心、政治开明，阶级矛盾尚未激化时，社会便海晏河清，甚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上层腐化堕落、昏庸无能，阶级矛盾尖锐时，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在有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是一种常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圣杜甫同时是一个幼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尧舜只存在于远古的传说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所谓盛世的真实写照，有产者的秩序只能靠暴力的来维持。

现代中国，两种秩序的矛盾以一种非常直观的形式发生着变迁：

当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得到良好的维护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只是传说，刑事案件少得可怜，黄赌毒绝迹，拐卖妇女儿童绝迹，一个县十来名民警是常态，武警是多余的，保安、协警、辅警更是闻所未闻。毛老人家豪迈地宣称：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当我们要维护的是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时，尘嚣烦躁、物欲横流就成为社会主流，鸡汤大师教导我们出於泥而不染以保持内心的宁静，却阻止不了犯罪率的一路攀升，阻止不了黄赌毒的泛滥，阻止不了警察暴力机器急剧膨胀。

在据说是有史以来最黑暗、最专制、最独裁的文革岁月中，毛老人家却在大肆“砍监放犯”，黑龙江“（文化大革命期间），……开监放犯十余万”，“从1967年至1970年，全省59个单位先后砍掉57个……”，吉林所砍“占全省劳改单位总数的77.87%”，“被放掉57％”，新疆“1970年3月1日至1973年3月10日，除第一监狱外，19个在押犯单位整建制地移交”，湖南“劳改单位只剩下13个”，江西“到1969年4月，省劳改局和全省各劳改、就业单位，全部或分别被撤消或交出”，安徽“保留下来的还有9个单位”，“5236名罪犯未能收押改造”，“38200名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袁瘐华：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而官方与主流学界并不否认市场化进程中犯罪率的激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低发案阶段，从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刑事立案每年保持在16万至50多万起；第二个阶段是刑事犯罪快速增长阶段，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全国刑事立案每年从50多万起快速增长到300多万起；第三个阶段是高发案阶段，从2000年以来，全国刑事立案每年保持在400多万起以上。（吴鹏森：中国刑事犯罪60年：犯罪与社会的互动）

从1983年开始的数次“严打”，并没有遏制住犯罪率增长的势头。改革初期，主流将这种秩序的失调归结于“文革余毒”，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个笑柄。吴鹏森认为，刑事犯罪历来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它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相关，特别是与经济体制的演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无疑，吴鹏森先生是诚实的：只要不改变市场化的大方向，犯罪率难以下降。数次“严打”，打的是小偷小摸，打的是街头混混，打不了的是化公为私，贪腐橫行。

旷新年老师将“改革开放”中的种种奇葩归结于“我们这个奇葩的民族”的“罔顾法律和规矩、将自己的私欲和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旷老师完全搞错了因果关系。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先有君子们的违宪违法的私有化的“德风”，才有小人们图省钱的“德草”。且小人的“德草”，与其理解为对“德风”的顺从，还不如理解为对“德风”的消极抵抗：难道只允许你私企坐地涨价，却不允许我百姓省点钱翻墙入园？而国企改制早期的所谓“大锅饭养懒汉”也属于这种消极抵抗：凭什么你厂长经理闷声发财了，我们工人还要老老实实给你干活？旷老师将两者相提并论，统称为“罔顾法律和规矩”，实属不该。

三

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尔滨警察曲玉权，与其说是秩序的维护者，不如说是某种秩序的受害者：当我们要维护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时，同时也是在维护一个充满戾气和暴力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讲，杀害城管的崔英杰、夏俊峰是这个法则的受害者，被他们杀害的城管李志强、申凯和张旭东，同样是这个法则的受害者。

我们敬爱的后沙月光先生，一脸正气、大义凛然地宣称“当一个社会，警察权威荡然无存时，社会秩序也必将荡然无存”时，到底想维护的是个什么秩序？后沙先生没有明说，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后沙先生念念不忘的是“以英国教训为例，看警察是如何被‘剥夺权威’的”。后沙先生说，“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良好运转和多元化社会加深，英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增多，矛盾最终都会集中到警察身上。也是从这时开始，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攻击警方，苏格兰场（伦敦警察总部所在地）的威慑性日渐弱化。”

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后沙先生说的这段时间，正是撒切尔主义大行其道的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大力推行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解除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这段时间，同样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起步的阶段，非毛反毛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刑事犯罪快速增长阶段：从80年代初全国刑事立案每年从50多万起增长至90年代末的300多万起。

后沙先生大谈爱国情怀，大反“西方势力”，维护的却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的鸟秩序，精神错乱到令人惊愕的程度。

后沙先生避而不谈当年英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增多的根源，却胡扯什么“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攻击警方”。这套转移矛盾、运动群众的手法，我们屡见不鲜。任何稍有常识的读者都会明白，枪杆子与笔杆子，红脸和白脸，胡萝卜与大棒，暴力与慌言，无非是统治者手中的不同工具，它们之间的异或同，能说明什么问题？总之后沙先生嫌撒切尔当局过于斯文，对屁民们理应更霸气一些。

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后沙月光先生是不小心举错了英国的例子。但我们也不惮以一定的恶意来揣测，后沙先生暴露的正是自己的臀部：盖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也。

（作者:五百二。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