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于西方左派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的2月，英国左派刊物，也是在全球最有影响的刊物《历史唯物主义》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历史唯物主义》2010年年会，会议以“这次危机”(The Crisis This Time)为主题，集合西方各国的左派力量，借助讨论2007年秋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共同商讨左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事业。会议的组织者利奥•潘尼奇(Leo Panitch)、格雷格•奥尔博(Greg Albo)和维维克•齐贝尔(Vivek Chibber)在谈到这次年会的目的和意义时，特别强调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左派来说，是理论和实践复兴的一次重大机遇。他们在这次年会的第一本论文集《这次危机》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危机在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时，也会带来一些政治机遇”。[1](P.viiii)然而，“自这次危机以来，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弱点，同时，要深入地分析这次危机，揭示它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前景。这是复兴左派的一项重要工作。”[1](P.X)由于以讨论2007年秋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这场危机的讨论中。本文重点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在时间上，主要采用2009年至2010年的成果。这主要是为了证明两个事实：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不是受到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的启发，而是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在时间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具有同步性；在理论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依然沿着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路分析金融危机，而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非批判的立场、从修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视角来研究这场金融危机，因而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将2010年年会的主题确定为“这次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2008年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金融危机的理论背景。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一理论背景，才能发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理论进展。

       一、资本的金融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

2007年秋在美国爆发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不仅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而且已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由此决定，资本的金融化已经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满足于对这一事实的描述，而是力图揭示这一事实形成的深层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诉求，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努力地探究资本金融化的起源及其今天的表现和影响。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要阐明资本的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必须阐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或者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两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紧密地联系实体经济，或产业经济，来探讨资本金融化的源起。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实体经济衰退的结果。他指出：“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于是资本通过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投机，不断将额外的剩余/储蓄注入到金融领域。从金融机构方面来看，它们为大量货币资本的涌入提供了新的、‘创新性’的方式，并通过‘杠杆化’不断把金融的上层建筑推向新的高度——各式金融工具，如衍生品、期权、证券化等等”。[2]基于这种认识，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转移”。[3]这就是说，资本的金融化是作为解决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本投资渠道不足的对策而出现。

罗宾•布莱克本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资本的金融化是从金融经济自身的逻辑中发展起来的，具体地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兴起的消费信贷、金融体制和基金管理中发展起来的。[4]彼得•高恩持同样的观点，强调“我们对信贷紧缩的理解，应该超越传统的观念，即实体经济的变化造就了一个所谓的金融上层建筑”。[5]他强调，金融化是金融业自主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因素是金融产品的“革新”对金融业增长起着重大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金融精英把金融化作为一项战略来处心积虑地推行。金融化就是在这种经济运行和管理体系中，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形成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强调，金融化通过各种政治措施或社会措施日益广泛地“嵌入”(或“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如布莱克本所述，金融化正不断从企业战略扩展到私人金融领域，通过产品的日益商品化，渗透到日常生活中。[4]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在资本金融化的起源上观点不同，但在看待资本金融化的表现上，观点则是相当一致的。他们认为，当前资本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以美国为例，金融利润从1960年占总利润的17％飙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虽然2007年下降至27％，但在联邦政府的救助下，出现了反弹并维持在稳定的比例(31％)。[6](2)债务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不断攀升。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偿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5倍，到2005年跃升至3.5倍。(3)金融、保险、房地产形成一种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约定。即所谓的FIRE部门，它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上升，从1957年的13％上升至2008年的20％。[7](4)由于对金融部门管制的解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形式(各种期货、期权、衍生品、掉期交易等)，尤其是在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金融管制全面放松，金融体制变得更加复杂、不透明和难以管理。(5)金融泡沫的高度膨胀。有数据显示，全球资产泡沫的规模达到了290万亿美元，是世界经济总产出的五倍以上。[8]以上五个方面的特征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利润以利息的形式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经济领域大规模地转移。也就是说，资本日益流入金融投机市场，进入生产领域的逐渐减少，这就意味着，金融化恶化了资本积累的条件。[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金融化经济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突出表现形式。

借助于斯威齐—马格多夫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福斯特对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展开了四个方面的分析：其一，传统的观点认为，金融扩张应与实体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而当前的现实却不然，实体经济陷入了滞胀状态，金融扩张是建立在不良的基础之上。其二，现代信用制度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本质，由于通过举债而实现的杠杆化经营不断增加，真实资本的所有权开始从属于股票资本所有权。其三，这不仅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投机漩涡中的泡沫，而且意味着实体经济受制于金融市场，出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颠倒关系，这种颠倒的关系，是理解当前经济形势的关键。其四，要了解这一结构的变化，必须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双层价格结构：“一个是与产品的定价有关，并与GDP和‘实体经济’相联系；另一个则与资产的定价有关，在现代主要由‘金融资产’或账面的财富构成”。[2]福斯特认为，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滞胀—金融化陷阱”①，在这种情形下，金融扩张是体系的主要“修复手段”，但却不能克服经济停滞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变中存在着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在现阶段的关系，或者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包括虚拟资本)在现阶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如彼得•高恩、帕利、让玛•瓦苏德万等强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分离。他们认为，当代金融业已经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剥削，凸显了金融经济的独立性。与之相反，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依赖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福斯特、兰迪•马丁、希勒尔•蒂克廷、迈克尔•赫德森、杰克•拉斯姆斯等。他们认为投机资本的猖獗是资本主义陷入非理性的表现，因为货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只有通过吸收抽象劳动，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通过资产价格泡沫所制造虚假的利润和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这些学者认为，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的最终基础和利润来源，当金融经济过度膨胀，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范围之外，它必将走向覆灭。兰迪•马丁指出：“构成真实经济的是商品和服务的创造，金融不是这种创造所固有的一个部分，偏离了这种意义，就会引发生产的混乱。”[10]此外，他们还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关系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述：一方面，他们认为金融化的过度扩张使得实体经济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金融爆炸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增长，金融资产的泡沫不仅掩盖了实体经济的危机，而且还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约瑟夫•库拉夫将金融增长视为推迟危机的两个机制之一②，其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1)债务的增长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中潜在的剩余价值的实现；(2)资产泡沫制造了虚假的利润率和活力；(3)作为浪费性消费的金融部门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润率下滑的压力。基于以上原因，约瑟夫•库拉夫认为，“金融扩张最好被看作是一个暂时延迟危机的‘抵消倾向’，这个临时解决办法的代价是经济领域中的巨大不平衡，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增长、不断飙升的金融和贸易不平衡以及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泡沫的形成。”[4]大卫•科茨依据社会结构理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导致大量泡沫产生，使得利润危机的解决被拖长。……资产泡沫起到了延长经济发展期的作用。具体说来，由于正在经济泡沫化的资产市场价值攀升，资产持有者的货币收入增加，消费力提高，从而暂时缓解了由不平等引起的利润实现危机。”[11]通过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考察，福斯特揭示了症结之所在，他指出，“虽然金融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停滞问题”。“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日渐消沉，经济的金融化却急速发展，以激活资本积累过程的所压制的过剩产能，其代价是日益沉重的金融危机”。[12]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分析的逻辑前提却是一致的，这种逻辑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二分的基础之上。大卫•哈维不赞同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作为经济不同方面的‘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有着一个更加辩证的关系”。[13]

此外，在分析资本金融化的后果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很重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福斯特、帕利、杰克•拉斯姆斯等人肯定了明斯基的理论对于解释金融结构和金融化趋势的贡献。其中对明斯基的理论较为推崇的帕利认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关键作用在于，它为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能够在长时间内避免经济停滞提供了解释”。[14]明斯基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段历史。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明斯基理论的缺陷与不足：其一，明斯基理论存在着某些含糊不清之处，如他未充分解释金融的脆弱性与追求利润率的动力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明确指出何种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15]其二，明斯基的分析囿于“排他性的金融市场”，没有注意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三，明斯基虽然对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质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对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考察不足，这使得他的理论所涉及的只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其四，明斯基将美国经济从较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剥离出来，这导致他无法认识到金融问题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影响。[12]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扬弃了明斯基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了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问题。

在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问题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不过是资本扩张本性的一种表现。然而，从今天的情形看，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绝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这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资本集团为着自身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果。

从美国方面看，1971年，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关闭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提升美国经济的影响力，美国建立了以“石油—美元”相挂钩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玛•瓦苏德万认为，这种浮动的美元本位制的安排“源于美国对自由金融市场激进的诉求，该一体化为中心国家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工具的扩张提供了广阔的弹性空间，金融流动(金融化)对维护和扩大美元世界货币的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16]彼得•高恩也称以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体系、汇率风险的私有化和外汇管制的解除，是全球金融体系成长和繁荣的土壤。[5]此外，20世纪70年代，面对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持续下滑，美国开始将制造业转移到外围国家。这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生产的不景气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而且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最后消费国和最大的债务国，其贸易赤字占了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些都使美国的经济体系高度的金融化，而这种金融化又对美国经济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债务拉动美国国内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可以实现剩余价值在国际范围的转移，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美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流入。特别是在1999年实行《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引入了“赌场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范围巨额资本的集中和流动、投资资金向国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转移，也促进了一系列的新的、快捷的投机性投资工具的开发”。[17]美国正是借助于金融化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利用并占有了世界范围内廉价的劳动资源、能源、原料资源和资本资源，从中攫取了高额的利润。

从欧洲方面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也面临着与美国同样的遭遇，即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并通过外包来加以解决。由此决定，欧洲也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西欧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仅与美国存在着经济上的合作，也存在着经济上的竞争。“欧洲金融体系的变化是美国金融市场竞争性压力的结果”。[18]但是，美国金融市场比欧洲更具吸引力，是因为欧洲金融市场流动性较差。除此之外，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受着欧洲民主意识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成为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其接受了有效市场的假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并对全球金融持乐观的态度，从而对全球金融做出了战略性的适应。正是这样，尽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诉求，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无论是在面临的境遇上，还是在具体的措施上，都与美国的金融化进程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从而使得金融危机在两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从其他经济体来看，其被纳入到全球金融体系中，与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上的“现代性话语霸权”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一，受发达资本主义国际制造业外迁的影响，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建立起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福斯特指出，“虽然工业化已经在边缘国家得到扩展，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公司主导了工业化的范围，这种工业化往往是以核心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因此，边缘国家的两个生产部门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影响。”[2]其二，这些国家被纳入金融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游说与进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阶段性的表现有：在拉美地区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演变东欧、推动非洲“经济结构调整”和在亚洲直接策动的金融危机。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防范资本逃逸造成的经济动荡，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建立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同时，为了维持美国的消费和稳定出口，不少国家也增持美国的国债，这就使得这些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市场繁荣的虚假外观，对外围国家极具吸引力，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市场体系并投身于全球金融浪潮中，希望能参与到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富矿中来。于是，这些国家作为低工资的外围区，作为出口拉动的工业化的新兴的、开放的经济体，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区的停滞和金融化，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关系。

除上述的分析之外，在全球性的金融扩张进程中，还有四个因素需要提请注意：跨国企业和跨国资本的全球运作；全球性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通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金融体系和产品的不透明性。以上诸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形成了所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经济体系，这一体系的中枢是“美元—华尔街”的霸权。在这种体系中，一方面，通过债务和衍生品交易，各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紧密联系，形成了全球性的“风险连锁”机制；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导致了资产阶级统治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和政治权力日益为金融资本所控制，并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权力精英，从全球范围来看，垄断金融寡头(特别是美国)对全球经济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彼得•高恩阐述了新的体系的六个主要特征：“(1)借贷贸易模式的兴起；(2)投机套利和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3)为最大化杠杆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驱动；(4)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伴随着它的伦敦分部和相关的‘金融革新’；(5)货币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转变为资产泡沫中的投资贸易基金；(6)信用衍生品的新的集中。”[5]这些要素之间彼此相互加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合体。

这一体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均衡和不对称，比尔•邓恩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些不均衡涉及世界之间财富的分配、生产模式的变化、国外直接投资的分配、产业之间的布局等等。[19]然而这一体系最深刻的特点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全球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加深；其次，发达国家利用边缘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强制要求它们实行苛刻性的改组；再次，欠发达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对发达国家来说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中心国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向外围输出脆弱性，摆脱其债务型通缩的趋势；[16]最后，美国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寄生体，因为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是美国消费，其他国家生产，美国经济依赖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借给美国的巨额债务。由此可见，这种世界性的、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全球资本积累机制，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在帕尼奇看来，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可以借用“帝国”一词来形容。在全球性国家阙如的背景下，美国就以这一方式肩负起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协调、监管和危机管理的作用。[20]从二战后至今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对霸权的维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美国统治阶级致力于构建并推广有利于美国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这是主要方面；另一个方面，不放弃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来重塑和强行实施美国的霸权。以上两个方面的平衡，是建立在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基础上。这种新的帝国秩序，与传统的帝国秩序的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借助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金融体系来进行非正式的统治。这种秩序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美国旧有的帝国主义模式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榨取的核心进程发生在美国本土，帝国主义的特权则通过各种公开地或秘密地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或其他手段，获得廉价的资源；而在新的帝国主义模式里，这种剩余价值榨取的核心进程则发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通过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使得世界范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流向美国。[21]萨米尔•阿明指出，“在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核心地区的统治不再是以工业生产的垄断为基础，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诸如控制技术、金融市场、战略性的自然资源、信息和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这种体系是“全球规模的种族隔离”。[22]热拉尔•杜梅尼尔则直白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23]正是在这种紧密联系的不对称的经济体系中，某些特定国家和地区发生金融问题就会产生传染性的影响，并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与恐慌。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枢的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崩溃和衰退正是这种体系结构特征的鲜明体现。

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的现状的分析，勾勒了当今世界资本金融化的全景。

二、金融危机根源的探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就是要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找到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研究金融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从外因方面来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或将原因归咎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懈怠，或将原因归结为外部的冲击或暂时性的失衡。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则从资本主义制度上去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从而揭示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说明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危机理论。其中，最典型的有五种：(1)新自由主义制度失败论；(2)利润率下降论；(3)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4)过度积累论；(5)比例失调论。下面，我们将逐一地介绍这些危机理论。

1.新自由主义制度失败论

所谓新自由制度失败论，就是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强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新自由制度失败的证明。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让玛•瓦苏德万、托马斯•I•帕利、彼得•高恩等。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如何引发金融危机的。

热拉尔•杜梅尼尔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视角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如何引发金融危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有两种：一种是“利润率危机”，另一种是“霸权危机”。“霸权危机发生的机理与利润率危机有所不同，霸权危机是那些做法的不可持续性的表现”。[23]这里所说的“那些做法的不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导致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两组决定性因素：“‘毫无节制地追求高收入’和‘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路线’”。第一组决定性因素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它指的是“除了对工人的压制之外，监管，特别是对金融的监管都被解除了”；第二组决定性特征是美国经济所特有的，它涉及“非金融企业资本积累下降的趋势，家庭消费的增长(特别是高收入阶层)，家庭和政府债务的上升趋势，日益增多的外贸逆差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经济的融资”。[24]杜梅尼尔和莱维认为，结合上述两种因素及其影响就可以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

帕利借助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劳工影响的视角，阐明自由主义制度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帕利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通过“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小政府和充分就业的摒弃”，[14]削弱了工人的地位，开创了一个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的时代。很明显，帕利的分析模式带有一种“消费不足论”的色彩。

彼得•高恩则是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总体上去寻求危机的根源，强调管理者的罪责。他认为，“在金融上层建筑与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表层区别之间存在着一个合理的、辩证的内核”。“危机应该理解为一个相对融贯的结构，即我们称之为的‘新华尔街体系’产生了危机。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过去二十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华尔街的经营者与华盛顿的管理者之间异乎寻常的和谐。”[5]

比伦特•格卡伊和雷达尔•惠特曼则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层面分析金融危机根源。他们指出：“对当前危机的理解包含着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其一，新自由主义是危机的意识形态源头，它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危机管理工具；其二，全球体系内，政府之外的驱动力的快速演化，极大地削弱了各国政府遏制危机的能力。”[17]

上述观点尽管不同，却都反对主流经济学家有关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或“外在性”，强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新自由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必然性和内在性。古格列尔莫•卡尔切蒂明确指出：“金融和投资危机的根源应该从实体经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去探寻，而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那样，颠倒因果关系。”[25]

2.利润率下降论

利润率下降论的基本观点是：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状态的指示器，这是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点就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竞争性，强调在资本积累的冲动和价值规律的驱策下，所有资本家都倾向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牟取更多利润，这种行为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持这一论点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戴维•麦克纳利、罗伯特•布伦纳等。

克里斯•哈曼在他的著作《僵尸资本主义》③中，对过去90年间资本主义的轨迹和变迁作了论述。他所论述的，并非是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和财产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哈曼反对将制度简化为特定的体制和法律形式，因为它们是变化着的，理论的分析应该着眼于在变化的体制和法律形式之中相对稳定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进程，如资本积累的冲动、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等等，以及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6]哈曼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称之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并指出：“马克思声称，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力的增长滞后于积累的进程，剩余价值相对于投资的比例，即利润率就趋于下降。当利润率降低，投资的刺激不足，就会导致积累进程放缓。其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愈是老化，衰退就会愈加深刻。”[27]对于当前的危机，哈曼明确指出：“危机的根源实际上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盈利能力降低的压力”。“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及其抵消趋势’的产物，并且它所提供的抵消趋势的影响极为有限，从20世纪80年代起，低水平的利润率得以提升，但是它完全没有达到足以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产生的一切从而推动积累所需要的规模。”[28]

安德鲁•克里曼也是从利润下降这一路向去寻求当前危机的根源，不过，在对美国利润变动趋势的描述上，他与克里斯•哈曼的观点不同。具体来说，哈曼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利润率有一定的恢复，而克里曼则通过对经济分析局数据的分析，指出：“‘二战后’的整个时期里，利润率是持续下降的，至少美国的公司部门是如此的(但是名义上的利润率没有下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暂时处于稳定状态，由于这个时期通货膨胀加速)”。[26]克里曼还强调：“资本通过危机起破坏作用”，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这种“破坏”不单单指有形资产的破坏，而且还特别指资产价值的破坏。“资本的破坏一方面是经济衰退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破坏是通向未来繁荣的关键机制”。基于这一认识，克里曼断言：“当前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没有破坏到足够的程度。除非资本破坏达到足够的程度，否则不会产生新的、持续的繁荣。这是因为资本的破坏能够修复盈利能力；如果缺乏足够的资本的破坏，盈利能力将会持续走低”。[29]与此同时，克里曼也指出资本的破坏作用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能够为新一轮的繁荣奠定基础，但是大量资本的破坏也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

在当前金融危机根源的探究中，利润率下降论是有优势的。因为它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出发来寻找问题，并通过对利润率下降的关切，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金融迅速扩展和工人工资停滞(利润挤压)，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信贷的膨胀(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利润率下降论提出了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有：(1)米歇尔•于松提出应对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加以区分；(2)《每月评论》学派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表现出来的是“剩余价值上升趋势规律”，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能直接应用；(3)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不能解释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等等。

3.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

与利润率下降论对危机的分析侧重于生产领域不同，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则更倾向于从交换和流通领域分析危机。严格地讲，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鉴于“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将其放在一起分别予以论述。

消费不足论的理论源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思想，后者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即潜在于商品中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得以实现。这一论点的核心是对单个资本循环的分析，即商品只有在被消费者购买之后，才完成了其循环，实现了资本的增殖，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是分离的。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持消费不足论观点的学者，与其说是着眼于流通领域，不如说更关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资本家占有和分割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结构。

安东尼奥•卡拉里将当前的危机称之为“消费不足的危机”。他认为，寻求危机的根源不能停留在2008年的金融泡沫的破灭上，对危机的理解，应该主要以对“真实”力量(“阶级”进程)的分析为依据，而不能以对金融“炼金术”的调查分析为依据。他指出，这些力量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美国工人阶级盘剥的加重、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实际工资停滞、生产率提高、美国家庭的劳动参与率更为广泛和深入、不断增长的剥削，这些都为消费不足的危机创造了条件。[21]

理查德•沃尔夫认为，今天的危机深深扎根于之前125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1.3％)滞后于劳动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2％)。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其主要原因是：(1)计算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2)美国企业为了应对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产品生产从美国本土逐渐迁移到国外低工资的区域；(3)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谋求有偿的工作岗位；(4)移民数量不断增长。面对这种境况，工人阶级采取了两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消费：其一，更多的家庭成员投入到有酬劳动之中；其二，依靠家庭债务。前者增加了劳动后备军的数量，导致了普遍工资的进一步削弱；后者的则加重了对工人的盘剥(利息)。也就是说，两种解决办法使得工人阶级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沃尔夫义正言辞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提供了以下论断：(1)自20世纪70以来，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结束这一严酷现实引发了债务依赖的繁荣；(2)资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失去的。”[30]

生产过剩论者反对把消费不足作为危机的原因。古格列尔莫•卡尔切蒂提出了这一反对的理由。他认为，“消费不足与危机之间关系的争论可以概括为：首先，较低的工资确实会导致消费不足，但是它增加了平均利润率，即便是在最大值没有实现(最大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情形下；其次，它看起来确实导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危机)，因为它总是与较低的利润率同时出现，这是危机的表现。因此，消费不足应当是危机的结果而非危机的原因。危机不是由于使用价值的消费减少所致，而是由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降低。”[31]

但是，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消费的相对不足确实会导致生产过剩，但这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更多的不是消费的相对不足，而是生产的绝对过剩。基于这一事实，生产过剩论对消费不足论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消费不足并不是导致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生产过剩的制度性根源是生产能力的过剩，即社会总资本相对于剩余劳动价值的过剩。其二，消费不足论假定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其三，消费不足着眼于产品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它是资本主义的经常性现象，不能用以解释危机。如果认为消费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国际理论家)，那么就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并将它们作为同一现实的不同表现。其四，路易斯•吉尔和克里斯•哈曼主张区分两种过剩，即消费品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危机阶段所导致的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由此可见，消费不足论与生产过剩论并不能被简单地统一理解为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之间的失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放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总体中去予以把握。

4.过度积累论

大卫•哈维、福斯特、麦克切尼斯、戴维•麦克纳利等人，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视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由此而提出了过度积累论。

大卫•哈维指出，目前的经济危机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过度积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过度积累”引发了对资产价值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市场具有庞氏特征。哈维认为，资本家们总是生产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必须保持年增长率达到3％。而问题在于如何实现3％的增长，现实中存在着实现这种增长的诸多障碍，其结果是过度积累。在此意义上，哈维将“过度积累”定义为“资本家无法为可支配的剩余资本找到出路的状态，无论是由于劳动力的限制，还是市场的限制，抑或是资源、技术和其他限制”。[13]

福斯特声称自己持“过度积累”论的观点。[12]他遵循《每月评论》学派的传统，围绕“垄断”(而非“竞争”)“停滞”“经济剩余”④“积累金融化”等概念展开了对当前危机的分析。首先，福斯特赞同巴兰和斯威齐称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是停滞的论断。“对于垄断企业而言，积累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为巨大的并不断增长着的可支配的剩余资本找到充足的投资渠道。由于缺乏新的历史因素来增加投资渠道，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资本积累的进程趋向于停滞”。[32]其次，他指出“当今发达经济体资本积累的根本问题源于高度的垄断和工业的成熟所导致的深度停滞趋势。实际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被更多地产生出来，超出了投资和消费有效地吸收的范围，从而把经济推向了缓慢增长的状态，其结果是，积累越来越依赖于特殊的刺激因素”。[12]这种特殊的刺激因素即金融投机。再次，通过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产与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福斯特分析了积累金融化的趋势，指出，金融被看作是剩余资本的投资场所，金融投机和债务虽然能够刺激经济，但是无力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产生深远的、灾难性的副作用，结果就是停滞一金融化的困境。接着，他指出，停滞和金融化的共生关系使得“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在每一次金融出现问题都被迫介入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免金融上层建筑的整体崩溃和容易滞胀的经济遭到削弱。这就导致了金融体系长期地、逐渐地失去管制”，[2]金融泡沫不断膨胀。最后，当金融泡沫高速膨胀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如前所述，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的利润来源和基础)的时候，泡沫的破裂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即是说，资本主义长期停滞状态下的金融扩张更像是资本主义崩溃前的盛宴。

约瑟夫•库拉纳在对《每月评论》学派的分析中，提出了三点批判性的意见：第一，对《每月评论》学派而言，危机被视为消费不足的结果，相反，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最好被视为危机的症状而非原因；第二，《每月评论》学派的传统过分强调停滞的趋势；第三，《每月评论》学派假定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垄断而非竞争，价值规律因此被置于次要地位。

大卫•科茨认为当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是积累结构型危机。首先，他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对危机的分析所运用的是一种“修补性”的方法，非常接近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外因论”。因此，他寻求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作为替代性的方法。其次，他指出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都是一套旨在促进资本积累的长期而又连贯的体制，当制度下的矛盾加剧，无法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就会引发长期的结构性危机。最后，通过对当前危机的考察，科茨指出，“三个因素的发展——日益增长不平等、一系列巨大的资产泡沫和投机的、高风险的金融部门——共同作用导致了2007～2008年的严重的积累结构型危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泡沫引发了投资过剩，金融危机恶化了这一状况”。[33]

5.比例失调论

比例失调论是由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的，其初衷是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持的消费不足论的批判。他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无需向其他地区渗透，也可以维持资本积累的正常运转，只要投资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分配保持适当的比例。因而，危机的爆发只能是源于不同部门之间发展的比例失调，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资本家的分散决策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使得整个社会生产比例失调，社会再生产不能继续进行，最终爆发经济危机。

沃勒斯坦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无止境地追求资本积累是最高原则，积累资本的唯一方式是在市场上谋取利润，因而，对于所有的资本家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相对于商品的销售价格，他们如何生产出低于，甚至是远远低于这一价格的产品，这样一来，产品的生产成本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近三十年产品生产成本进行分析，沃勒斯坦指出，人员成本(相对非熟练的劳动力、中层干部和高层管理者)、投入成本(处理有毒废物、更新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税收成本(各种政府的税收、非法的税收)这三种基本成本作为产品销售价格的一部分，它们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而使得产品中获得的剩余价值量受到了极大的挤压，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体系极大地偏离了平衡，波动性加大。[34]

保罗•考克夏特和戴夫•扎卡里亚通过对盈利能力和稳态率、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等要素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则是由非生产性开支(特别是金融化)不断增长的趋势所造成的⑤。

对于当前的危机，比例失调论从多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从金融体系内部来看，债务水平的快速飙升、虚拟资产的高度膨胀和金融机制的混乱不堪，体现着金融内部结构比例失当；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朝着一种积极的更具生产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化过度膨胀之后，其愈发具有掠夺性和投机性，最终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失衡，引发了当前的危机；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产业之间的布局，全球收支和财富的分配等等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然而，对于比例失调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所要求的资本的流动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只是资本主义的应然而非实然的状态，现实的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的缺陷，是一个非平衡的动态系统。除此之外，比例失调并不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只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可承受的范围内，暂时性的或局部的比例失调能为整个社会生产进程所容纳。因此，比例失调只可作为危机的一个可能性因素，结合其他要素共同阐述危机爆发的原因。

总的来说，以上各种理论尽管对当前危机的分析的理论立足点和侧重点存在着不同，但都是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视为危机趋势的根源，并由此来说明危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从而证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主义成为了自身发展的限制和敌人。因此，要彻底杜绝危机的发生，就必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 何萍 骆中锋。来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