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名《围剿与反围剿的政治经济学——由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所想到的》，提出并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内容极为丰富，发人深思，所以将由“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分两次发布。
一般认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被迫长征的起因，是博古李德等中央实际领导人脱离客观情况，先后犯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红军的军事失败的产物。这些错误主要包括：
1、左倾冒进主义：在反革命势力有所强化并准备积极围剿红军之时坚持夺取核心城市；
2、消极防御：在外线进攻遭受挫折之后采取分兵抵抗分散防御的战术；
3、机械据守个别城镇，使红军丧失内线机动作战优势；
4、消极防御再遭失败后，被反革命的军事力量吓倒，仓促开始转移等。
不可否认，年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来展开革命工作的问题上尚显稚嫩。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具体条件，我们在分析这一历史问题时就不会做出简单化情绪化的结论。
中央苏区的基本状况及其问题
黄道炫的《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当时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
首先，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坐落于闽赣边界，虽周边地区在数次围剿中反复易手，但是其平均而言能够掌握二十余县，二百至三百万人口；第二，地理上讲，中央苏区除瑞金等少数地块是小平原以外，其余各地皆为亚热带山地丘陵。其东面，北面分别是福州和南昌，皆为蒋系军阀统治较为稳定的地带，西面自1930年井冈山斗争失败起也落入蒋系军阀之手，后来新建的湘赣根据地也被湖南军阀隔断。唯有南面与广东地方军阀接触，两者在多数时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当围剿出现有利于蒋系军阀的时候，广东军阀也有可能乘机而入；第三，中央苏区工商业落后，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粮食生产基本能够自给，但绝大多数工业品，尤其是盐，药品和武器等皆需进口。中央苏区盛产钨矿砂，并大量出口到广东地方军阀手里，随后经广东或南京方面出口德国；第四，从阶级结构上讲，中央苏区并非理想意义上的“革命温床”，多数地区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地主和富农掌握土地比例较低，中农人口和土地占有量比例多超过一半，在靠近福建的地区，地方宗族势力庞大且在一般农民中间影响甚巨，同时，中央苏区客家人口比例较高，土客冲突较为严重。
以上条件决定了中央苏区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势必面临下述几个问题：
首先，小块红色区域被大块白色区域半包围，尽管在北方有鄂豫皖苏区，西方有湘赣苏区，但是苏区之间几乎不可能跨过国民党军的屏障相互支援，尤其是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和湘赣苏区失败之后，中央苏区几乎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所以，中央苏区将不得不长期面临一省进剿，两省会剿乃至全国围剿的窘境。
第二，人口数量决定兵役人口上限，尤其是长期战争迫使大量正规红军被迫处在全脱产状态，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如果频繁参与作战任务，势必会影响到生产。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约有十万之众，已经超过了人口承担能力的极限。至长征前，中央红军拥有一、三、五、七、八、九总共六个军团。其中，一、三、五军团战斗力较强，将上述三个军团中的两个或全部三个集中使用，是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中对国民党军孤立部分实施歼灭战的本钱。但是，上述三个军团有战斗力的部分最多不过三四万人，因此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一次战斗中歼灭成建制敌人的规模一般不超过一个师。红军的胃口就这么大，如果敌人的数量超出红军许多的话，红军势必面临消化不良，乃至啃不动敌人的问题。
第三，地理纵深较小，机动作战余地有限，这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并不明显，而当蒋系军阀积极扩军导致战场兵力密度激增之时，红军的内线机动优势就被大大压缩，不得不频繁的采用“短促突击”。“短促突击”要求红军进入敌军碉堡群地带，用围城打援等方式吸引敌军增援部队，并在运动中迅速歼灭敌增援部队并撤出战场。这是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典型作战方式的加速版，对红军的技战术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且加大了作战的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不能达到缴获物资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就无法达成战役目标。同时，短时间内歼灭敌人也意味着集中使用火力，加大了红军作战的成本。
第四，基本工业品难以自给压缩着红军持续作战的能力，当敌人采用类似“总体战”手段封锁红军时，这一弱点则更加明显。其具体表现为：武器弹药难以自给，红军不得不通过对机动中的孤立之敌打速决的歼灭战已获得弹药和药品等，而少数国民党将领孤军冒进这种“软实力”的差距是很容易弥补的，一旦转入阵地攻坚，红军的劣势会很快显露出来。面对经济封锁时腾挪乏力，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基本切断了苏区的工业品供应，尤其是食盐和药品。亚热带地区作战，缺乏食盐会大大降低部队的战斗力，而且民众缺乏食盐的状况也会造成劳动效率降低，同时容易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药品缺乏的状况与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军事失败一起迅速使医疗设施人满为患，既影响后方士气，也减缓指战员伤愈归队的速度。
第五，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了苏区政府对民众的动员能力和对战争资源的获取能力。首先，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农民的地方，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动的革命首先只能是农民革命。在农民人口中，有三四成的贫雇农，超过一半以上的中农，以及不到一成的地主和富农。不同于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后夺取工厂自行或者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指挥生产，在缺乏集体化必要的物质和组织背景的地方，农民革命对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基本上采取的是“劫富济贫”的形式，即没收部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并分给贫雇农耕种。合作社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影响力有限，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本没有被打破。分到土地的农民大多不是作为组织起来的农业无产阶级，而是作为小私有者参与经济活动。所以，“打土豪”成为了早期苏区政府树立威信、获得民众支持并筹集资源的方式。但是，在经济落后的中央苏区，“土豪”的数量是有限的，“打土豪”的方式不可持续。在日益严峻的局势前，苏区政府只能通过更加秩序化的税收手段来获取资源，当税收本身也不足时，过量发行公债，货币，强征农民服劳役，甚至加入红军，就成了竭泽而渔却又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
蒋系军阀的基本状况
与之相似，国民党，尤其是蒋系军阀，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几年里，也是内忧外患不断。自二次北伐成功后，蒋系军阀名义上统一了全国。蒋系军阀的阶级基础是江浙财团及其幕后老板英美资产阶级。其统治相对稳定的地区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部分地区。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新军阀只有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而且其地位时常遭到各路军阀的挑战，例如1927年宁汉分裂，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1933年福建事变等。其中两广军阀对蒋系军阀的挑战最为频繁，造成的威胁也最大。而晋，冯，桂等军阀在1930年之后基本放弃了直接挑战蒋系军阀的意图，但是直到长征和抗战之前，蒋系军阀一直未能实现这些地区的“中央化”。
自一战之后吞并了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就将在太平洋地区全面扩张定位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其与英美资产阶级在南洋地区的冲突则日益迫近。而蒋系军阀既是英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又掌控着中国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自然而然地成了日本资产阶级眼中必须要加以打击或者招降的势力。因此自济南惨案起，日本就一直对蒋系军阀采取又拉又打的政策。同时，在面对日本侵略时蒋系军阀依然采取的内战政策普遍激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其中宁都起义和福建事变等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
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蒋系军阀，自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起就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至于其对立面。自从放弃农运和地主阶级达成妥协后，其在广大农村地区统治的直接基础是地主、乡绅和与之相关的地方团练与宗族势力。一方面，统治基础的狭小导致其在乡村中动员能力的贫弱，正如国民党后来乡村建设失败说明的那样。第二，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也不能深入到基层，实际上形成了蒋介石——握有兵权的地盘的蒋系将领——地方乡绅势力层层包办的状况。委托代理问题严重，行政命令多数难以实施，以至于经常出现依靠军队完成一般政府职能的情况。同时，乡村地区剩余产品有限，难以养活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得动的正规武装，因此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武装。因此，其在乡村地区的统治总体上讲是脆弱的。
尽管如此，在南昌起义直到长征的七年间，蒋系军阀的统治整体上出现了巩固的态势。蒋介石基本挫败了各路新军阀对其中央权威的挑战。对红军来讲，最严重的是两广事变和福建事变的失败使得蒋系军阀完整地控制了中央苏区的东、北、西三面。尽管在此期间中央苏区的面积有所扩大，但是其战略回旋余地已大大减少。尤其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失败以及与鄂豫皖根据地的联系被切断，使得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处在孤立作战的地位。（未完待续）
作者：装甲巡洋舰曙光号。来源:红旗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