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里的，民谣从来没激进过。从1995年开始，我们听的就是《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我们的民谣歌手从一开始，唱的就只能是小情小爱小迷茫，老编辑在知乎上说中国民谣两大窠臼，唱别人想去不能去的地方，唱自己想日不能日的姑娘。我比较喜欢文明用语，我说中国民谣里面只有姑娘和远方。

       赵雷2013年巡演，在全国跑了44场，票价基本是预售40到50，现场再加10块的水平。

在北京上海，或者有VOX这样老牌Livehouse的武汉，演出的规模就稍微大些；在三四线城市比如济南、烟台，基本就是百八十人左右的规模，场地经常是一些民谣咖啡馆，很可能不许抽烟。

假设一场演出150号人，人均50，票房就是七八千。要不拿固定演出费，要不场地抽掉三成票房 ，剩下几千艺人团队分。

然后2014年，赵雷上了趟《中国好歌曲》。第二年再到武汉，VOX就办不下了。场地升级到湖北剧院，1500个座，票价180到680，一票难求。从那时开始，没有千人以上规模剧场的小城市，很难再见到赵雷了。

这次参加《我是歌手》一夜爆红，说不定以后赵雷的演出都得体育场级别起步了。

图为赵雷的搜索指数趋势，图片来自新音乐产业观察

1

上，还是不上电视？

这对独立歌手来说，简直天问。谁都知道上一次选秀节目，可能抵得过你日复一日地跑十年巡演。但独立音乐人，重点还得落在“独立”。一个整天跑选秀的家伙，还怎么吟唱孤独？

前年因工作原因采访过摩登天空的沈黎晖。他说马頔有不止一次机会上《中国好声音》，公司也觉得没问题，但他就是不肯去。有电视台邀请万青领奖，还破例让他们真唱，万青再三推脱，最后跟沈黎晖说“觉得自己在颁奖典礼上特别傻逼”。

2013年，《中国好歌曲》的一位女导演联系赵牧阳来参加节目第一季。赵牧阳斩钉截铁说不行，还把导演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后来他参加了第二季，还道了歉。）

独立歌手总觉得上电视特傻逼，可是赵雷不管这么多。从《快乐男声》到《中国好歌曲》，再到这次的《我是歌手》，他集邮一样地，上遍了国内最红的音乐节目。

但上一圈节目下来，赵雷还是那个赵雷，人品和作品在圈内外的口碑，跟几年前几无二致，都说不错。马頔也还是那个马啪啪，人品作品在圈内外的口碑，跟几年前也几无二致，都说……咳。

电视大概算不上魔鬼。聚光灯，名声，财富，都不是。它们顶多是个放大镜，或者说照妖镜。你是赵雷，照出来就是赵雷，你是宋冬野，照出来就是宋冬野。你要是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接受检验，或者压根不感兴趣，你可以像尧十三那样逃离北京躲回贵州。

但是没有人可以否定，上电视几乎是音乐人唯一的超速上升渠道。宋冬野的董小姐，马頔的南山南都是被人在电视上翻唱火的。

后来翻唱节目实在找不到好歌了，电视台就开始策划原创类的音乐节目，然后赵雷、莫西子诗、杭盖、南征北战、AR才一个接一个被大家熟知。

下定决心不上电视，那你就做好熬的准备。李志是没有上过选秀节目。但李志明年40岁了。

前年还有一次我采访宋柯，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大概是“音乐选秀节目很火，但那是电视产业的事情，本质上跟音乐产业没什么关系”。然后我看他第二年就上了《蒙面歌王》当评委。

2

我一直觉得音乐其实是很难让人真的爱上的。梁欢在微博说过，音乐作为单一艺术形态面对影视和游戏这种综合艺术形态时，会有天然的无力感。

游戏很容易让人上瘾，毛片很容易让人上瘾。音乐很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可能多巴胺这个东西就是对音乐不感冒。

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基础音乐教育的。每个人都说喜欢音乐，但他们对音乐的需求都很单薄。农村的人婚丧嫁娶造气氛需要音乐，小镇的人彩铃和摆摊时需要音乐，城市里年轻人搭地铁的时候需要音乐。所以你们这些互联网公司给我提供一个乐库就行了，顶多加一页，新歌推荐。

但一旦你想让我花一个小时，啥也不干，从Intro到Outro听完一张完整的专辑，琢磨歌手的表达和情感，要下载还得花钱……老子有空炸两把金花不好？

而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收视率就是生命。电视台要给出的一定是最大多数人都会喜欢的东西。“该提供人们想看的东西，还是需要看的东西”这样的难题，还是留给今日头条去想吧，电视台现在保命为主。

所以赵雷这次火了之后，很多人泼冷水，觉得赵雷被过誉了，觉得那首《成都》很平庸。

我倒觉得，不是赵雷的水平只到这，而是只有这种东西在现在的媒介环境里火了。小情小爱，故乡故土，南方姑娘，北方女王，可以了。你还指望从电视上听什么呢？

我就敬李逼是条汉子，敢唱人民不需要自由。

你们的逼哥唱了一首又一首禁歌，上个月跨年演唱会还一边朗诵北岛的《回答》，一边撕开衣服露出胸口的中国地图，还怎么上电视？去年网上还有传言《我是歌手》要邀请胡德夫参加，但这位台湾民歌之父来到长沙能唱什么呢？《美丽岛》吗？

实际上民谣最初是非常激进的表达方式，几乎总是伴随着政治思潮而流行。30年代的民谣复兴，本质上是左翼运动的一环，是人们的抗议的声音。‍Bob Dylan的偶像Woody Guthrie和Pete Seeger在那时候组了一个叫人民之歌的乐队，歌唱战争和政治对人民生活的压迫。

后来Bob Dylan在60年代越战背景下，写出来Blowing in the Wind，引领了新民谣浪潮。歌曲发表几个月之后，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I Have a Dream演讲，拉开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大幕。

Bob Dylan又影响了李双泽和胡德夫，于是便有了《少年中国》、《美丽岛》和台湾70年代的民歌运动。

但在我们这里的，民谣从来没激进过。从1995年开始，我们听的就是《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我们的民谣歌手从一开始，唱的就只能是小情小爱小迷茫，老编辑在知乎上说中国民谣两大窠臼，唱别人想去不能去的地方，唱自己想日不能日的姑娘。

我比较喜欢文明用语，我说中国民谣里面只有姑娘和远方。

所以我们听完《董小姐》唱、听《南山南》唱，听完南山南唱听《成都》唱。

3

也不是说赵雷的歌里面只有姑娘和远方，也有《吉姆餐厅》和《开往北京的火车》。2015年赵雷的《咬春》被列入网络黑名单，因为歌词里面有嘎吱嘎吱的床和谁压谁喘不过气来。

北京说唱歌手大卫之前找了个出版社，想出本书。书里的诗有大量涉及政治隐喻的内容，编辑看完，给他回了七大页的修改意见，让全部改掉。

大卫气急了，发微博泄愤，说这个编辑的无知和疯狂已经彻底失控，说他只是渴望最起码的常态却被当成理想主义者，这让他感到绝望。

但你能怪这个编辑懦弱吗？你一本书不出就算了，少挣些办税。你接着走穴演出，写诗写歌，每个礼拜和崔健一起去东城区的DDC里Jam一晚上。而出版社出版了有问题的东西，亏钱事小，处罚事大。

所以这个时代没有好内容，这个锅是创作者的，也是渠道的，但归根结底，是这盛世的。

这么看，混民谣圈，不错了。有听众，有场地，有演出，签个公司努力跑巡演，等着哪天上上电视睡睡果儿。

哪天遇到创作瓶颈了，找个套路套一套。今天还有人专门分析了42万个字的民谣歌词，发现民谣歌手最喜欢的无非是“再见”，“姑娘”，“夜空”，“孤独”这几个词。

写季节基本是夏冬春，很少人写秋天，大概是秋高气爽没法忧伤。如果要写城市，可以不写北上广，但必须是省会，郑州兰州武汉成都长沙都可以，千万别写个东莞。

你要是搞说唱的，就没有民谣这么幸运了。创作套路也有，钞票马子黑社会，但没人喜欢了。每年都听说“下一个崛起的音乐流派是说唱”，结果从摇滚到民谣到电子，愣是没看到哪个说唱歌手上工体开个唱。

国内西安成都新疆那么多优秀的说唱歌手和制作人，没哪个能被摩登天空签下来，倒是签了一个陈冠希。大概是这个行当里目前只有头部艺人有商业价值。

和《咬春》一齐被文化部禁掉120的首违规歌曲，基本上被说唱霸榜。阴三儿被禁掉几乎20首歌，比如《北京晚报》、《老师你好》，占了整个榜单快六分之一。

我去年回广州过年，拜访一家在广东说唱圈非常有名的厂牌。厂牌的负责人几乎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嘻哈音乐制作人。工作室比我想象中小，当然也没有花里胡哨的钞票毒品大长腿什么的。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和我一起到楼下酒楼的快餐部吃了12元一份的晚餐。

我当时想说的是，你TM比我们写字的还穷啊！

(作者：木村拓周。来源：老道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