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各地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包括民众与政府的冲突、军警镇压平民、当地人对外省人的攻击，以及台湾士绅遭军警捕杀，统称为“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人抹不去的伤痕。1988年，侯孝贤拍摄了电影《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台盟的第一任主席，就是“二·二八”台中地区起义领袖、台湾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重要领导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头号通缉犯谢雪红。1949年北京开国大典，谢雪红是站上天安门城楼唯一的一个台湾人。
谢雪红
二二八事件后，不少台湾共产党成员出亡，谢雪红等赴大陆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为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或是被捕入狱（成员约数百人，共党背景引发日后白色恐怖)。国民党谷正文（即他指认邓丽君为台湾特务）赴台后，成为台共的梦魇。
临终前的谷正文已是风烛残年（右），他还怀念着张瑞芳，早年抗日时，他和张瑞芳等人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头剧，是剧团的主力演员。
1950年，台共工委书记蔡孝干被谷正文抓捕，于一周后叛变，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蔡后出任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
蔡孝干
在此之前，1970年，谢雪红在文革中遭受非人的批斗和折磨，在痛苦中去世，终年69岁。她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医院的走道上。
台共党员陈明忠就在谷正文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时第一次被捕。1960年他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曾到制药厂工作，最后升任厂长，但1976年再度被捕，狱中备受酷刑，坚不屈服。经海外保钓学生及其它特赦组织大力营救，终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曾为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及“中国统一联盟”大力奔走。
台共党员被捕后慷慨就义
他两度被捕入狱，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二十一年黑牢，也是台湾最重要的统派,曾促连战访大陆实现大和解。
201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明忠先生的《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一书（陈明忠 口述 / 李娜 整理编辑 / 吕正惠 校订），亲口讲述那段无悔的青春岁月，他说：“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我所亲历的”二·二八“事件
陈明忠
1947年2月28日，我还在农学院读三年级。这天下午去看电影，晚上回学生宿舍，迎面碰到谢桂芳（我在高雄中学的学长）：“你还去看电影啊？台北都打起来了！”
接着台北延平大学和台大医学院的两个学生来宿舍通报消息说，3月2日在台中戏院要召开市民大会，问我参不参加，我说：“当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有很多人散发号召斗争的传单，整个台中都闹起来了。
3月2日，台中戏院里人满满的。大家推杨克煌出来讲话，他正讲着，谢雪红来了，他就介绍谢雪红，一听是日据时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几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举她做大会主席。
很多人跳出来讲，群情激动。有人就喊：“讲没有用啦，去！”去哪里？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长立刻解除全体警察的武装，把武器都交出来。我跟着到警察局，看见台中县长也被捉来，跪在阳台上，好像进行公审一样。
因为贪污，大家都很憎恶台中县长，还有人大喊：“枪毙他！”
谢雪红讲：“他虽然坏，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来！”谢雪红说：“这也太野蛮了吧。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说：“打可以。”就让两边按着的人打他。谢雪红对群众还是很有控制力的，大家都听她的。
很多人从警察局拿枪，我也拿了一杆枪。枪膛里有黄油，这是保存枪的办法，我在中学三年级的军事训练课上就学过，应该拿布伸进枪管里擦，弄干净。但这时忘记了，拿到枪就走了。带着枪和子弹回到农学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区临时处理委员会”，并且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治安队”。农学院也成立了属于处理委员会的学生治安队，队长是林秀栋，他是农学院仅有的台湾人教授，罗东人（事件后被学校解聘，转到延平学院任教，195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队长是一个林姓学长。
3月3日，大家到市政府广场谈天，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忽然国军一辆卡车开过来，架着一挺机关枪，后面堆着沙包，看到人就扫射。我们赶紧趴下来，躲起来开枪。我专打车轮，打中了，但车没停，稍转一下就开走了。等车都没了，我爬起来，发现跟着我来市政府广场的陈保德（现在是爱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长）不见了。回到宿舍见到陈保德，他说他从排水沟里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听说国民党的部队集结在教化会馆，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动去攻，我也参加了。我日据时代受过军事训练，知道卧倒、跳起、进几步。听机关枪的声音，知道什么时候该卧倒、什么时候该前进。
在教化会馆，一个商业高职的学生看着我，我跳起来，他也跳起来，但我卧倒，他没跟着卧倒，结果中了一枪，几个有经验的人把他抬走了。
攻教化会馆的人有从东南亚回来的台籍老兵，有失业的人，多数有战争经验。学生大都没有打仗的经验，死伤很多。
有个人提醒我：“你的枪有点奇怪喔，会发火花。”我也奇怪， 怎么对方的火力都往我这边来。突然意识到，啊，黄油，是我枪里的黄油没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扫射也没死。我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东南亚战场回来的老兵，外号“老虎”。
这天，一直打到晚上，忽然一颗手榴弹落在我身旁三四米远，我赶紧卧倒，它一直滚到我脚边来，却没有爆炸。原来，这是日本留下来的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和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用的不一样，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国军不会用，我捡回一命。
陈明忠，高雄中学二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教化会馆外面有围墙，里面二楼走廊上堆着一捆一捆棉花，用来挡火力，我们的枪打不进去。而且我们在平地，他们在高处，火力又强，所以他们损失很少。
守军最后投降了，投降的大概有一百人，几个年纪大的，就带他们到学校集中管理。
我们攻的人，各方面的都有，搞不清楚有多少人，也没有指挥，就乱打一通。但我看见一队穿黑衣的，很勇敢，动作很迅猛，据说是埔里来的少数民族。我后来去了埔里才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黄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军官，在东北做军官。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机关都被市民占领了——“二二八”时，整个台湾大概只有台中被市民全面占领。
农学院的学生负责守卫火车站。台北来了通知，要枪和武器。我们的武器也没那么多，就用火车送手榴弹给台北。
后来有个人来报信，才知道高雄很惨，希望我们台中派援军去。我是高雄人，也想带人去援助。
那时总共有三四十个人在火车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队，决定3月17日去埔里找他们。我到埔里，看到几个人还穿着那身衣服，拿着枪，我就问：“是攻教化会馆的吗？”他们说：“是。”我说：“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们就说：“可以啊。”我说：“你们多少人？”一算，五六十个人，需要车子。怎么办呢？
第二天，我去找埔里的区长。区长很客气，还拿名片给我，我一看，张文环，不是那个日据时代很有名的小说家吗？我问：“你是不是作家张文环？”他说：“是。”我说：“我看过你的小说啊。”他很高兴。
他当时大约是能高区的区长，区公所在埔里。但他告诉我：“没有车。”
冯守娥，兰阳女中高三毕业照（摄于一九四九年六月）
我决定回台中去调车，结果在埔里的大街上碰到了谢雪红、杨克煌。他们开着一辆巴士，后面装着袜子、毛毯、蚊帐等很多东西。看见我，我还穿着教化会馆里缴获的日本空军的衣服，他们就说：“哎，学生来，帮忙帮忙。”
原来二七部队要撤退到埔里，他们先来，把教化会馆里的东西运过来卖，当经费。
他们问我在埔里干吗？我说要带少数民族去高雄救援。帮过之后，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带谢雪红来的巴士也要回去，我们就一起走。路过草屯，碰到二七部队的人，说：“国军要来了，我们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来还没什么事，怎么一天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还是要回去。
他们又说：“你回去碰到国军，带着枪就麻烦了，不要拿枪。”我就把枪交给他们。
又有个人说，他们撤退时，火药库没有来得及炸，拿钥匙给我，让我回去后把它炸掉。
我和巴士司机回到台中，发现整个台中是静的，街上完全没有人了。可能知道国军要来，二七部队又撤离，一般人都不敢出来，台中好像死城一样，感受很不好。
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渊源留的一张条子，让我到苗栗县后龙镇一个同学家里，说他先去了，让我也去。可是没有车子，怎么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药库，到那里一看，已经被流氓占领了。
我一过去，他们就喊：“干什么？”我说：“我看看。”他们说：“看什么？回去回去。”国军进来台中之前，流氓先来“保护”。流氓是最快倒戈的，他们一般是无业游民，之前攻教化会馆之后，台中开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乱来。我曾见他们打一个孕妇，踩她的肚子。
我说：“打倒贪官污吏，不是打倒外省人。”我有枪，就冲着他们喊：“再打我就开枪了。”他们就不敢打了。
陈明忠全家
之前和那个巴士司机分手时，和他约定了在一个地方等，要去埔里也得坐他的车子。
我去炸火药库时，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担心那个司机会不会也倒戈。本来也不认识，也不敢去约定的地方，决定走路去。
我带着两个同学，各再拿一支枪和子弹后出发，走到雾峰附近，听到后面有车子来。就担心是不是国军来了？
当时整个台中没有人，气氛很肃杀，认为国军随时会来。但台中到埔里，要走一天。我让他们两个在路边蹲下，我去拦车：如果是国军，我会给打死，你们就快跑；如果不是，我们就可以搭车走了。
我拿枪站在路上拦车，没想到就是那个司机。他等我很久没等到我，所以就开走了。他说：“怎么你没有来？”我说：“我怕你也叛变。”他说：“妈的！”
我回到埔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九日，二七部队开会。谢雪红宣布，二七部队改为“台湾民主联军”。有个新闻记者蔡铁城（五十年代被枪毙）说：“埔里是台湾的重庆。”大家听了很振奋，埔里是重庆，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庆是抗战的中心一样）。大家朝天鸣枪庆祝。
谢雪红去苏联学习过，有军事知识，她知道埔里守不住。只有乌牛湳桥这个地方可以守。国民党的部队来，一定会经过这个桥，他们如果冲过来，埔里就守不住了。
谢雪红想要把部队带到雾社去，山里面可以打游击。她去雾社联络，雾社的乡长高聪义说：“我们这里的人，经过‘雾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来的小孩子长大了，参加高砂义勇队，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参加这个，我们就灭族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你们来雾社。如果个别人要参加，我不反对。”
只有十几个人跟着谢雪红下山。
谢雪红因为之前听到我想要带着埔里的少数民族去支援高雄，就把这些雾社的少数民族给我带，我后来跟别人说我们是“突击队”，实际上是敢死队。雾社的少数民族十几个，埔里自愿参加的人（平埔人）一二十个。
我当时只有十八岁，都不了解情况，就是凭着年轻和血气。
1977年内地发行的纪念邮票
我们在埔里占领了能高区署和警察所。国军那时也进驻到二水、集集、水里、日月潭，准备进攻埔里。听说国民党要从日月潭攻来，我们打算先发制人，去攻打日月潭。古瑞云做总指挥，分成三个队行动，一个队大概十几个人。
到了涵碧楼，发现这里已经空了，国民党的部队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个地方了。 我们就往派出所方向走，当时是晚上，刚一上路不久，忽然他们的探照灯照过来，机关枪也扫射过来。我们赶紧卧倒，距离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
总指挥古瑞云说：“要马上攻！”
我说，“情况不清楚，对方火力又那么强，不能贸然进攻。”
他说：“现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们的援军来了，我们就死定了。”我有些犹豫，他就说：“你怕死吗？”我被他一激，就决定攻。
我打出手势，全体敢死队员就一起大喊“冲啊”，冲了出去。
没想到，国军听到我们的冲杀声，竟然落荒而逃。他们也搞不清我们多少人，什么情况。原来他们也很害怕。这一仗我们俘虏了三个国军，后来“警备总部”的档案记载是俘虏了二百人， 这也成了我后来被通缉的罪证。
攻完日月潭，我带着我的敢死队连夜赶回埔里，还来不及休息吃饭，早上七点多，国军又攻过来了。不管国军从哪儿来，要进入埔里，都得通过乌牛湳桥。
当时脑筋很简单，也没有真的打过仗，我们就守在那里。乌牛湳桥前后有两块山丘，当时是我带敢死队十二人守着靠埔里镇的一边，黄金岛带人守另外一边。
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忽然有颗子弹从另一侧打过来，从我左边腋下擦过胸部，我只觉得一阵灼热。我想怎么子弹从侧面来？回头一看，原来对面的黄金岛已经撤退，国民党的军队从三面上来了，我们被他们包围了，于是就赶紧撤退，身边只剩下敢死队的五个人。我们匍匐前进，溜下山去。
我是最后撤退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躺在那里都被打了一枪。我们回到武德殿，发现没有人了，谢雪红他们都不见了。
我才知道他们撤退了去小梅基地，有条去东势的山路可以走，但我不是台中人，不知道怎么走。我的队员、雾社的少数民族说：“我们回雾社吧。”
我腋下被打了一枪，受了伤，先在埔里看医生。那个医生给我敷药，手直抖。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说：“我是医生，不管好人坏人我都救。”我还想逗他，问他：“那你把我当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到雾社，有个张新汉医生继续帮我治疗，他本来是基隆人，得了肺结核，来雾社养病，因为这里空气好，乡长就让他当卫生所所长。白色恐怖时他也被捕了，在监狱里我们正好同一个房间。我问：“你为什么进来？”他还不好意思讲，原来是因为给我治疗，但他没有被判罪。
快到雾社的时候，路边有片林子，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是雾社的赛德克人，拐了进去，我以为他要小便，我也去，结果看见他在林子里，枪抵着下巴，要自杀。我说：“你干什么？” 他说：“打了败仗，没脸见人。”我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打输的。”
到了雾社，我们找到乡长高聪义。高是布农人，有个日本名字叫加藤，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的养子，算是我农学院的学长（他念书的时候，还叫台湾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学校，我念书时，改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光复后才改为省立农学院）。
战争时，高聪义参加高砂义勇队，被派到菲律宾小岛上，在那儿居然语言差不多通，他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少数民族和菲律宾土著都是南岛语族的人）。我带着农学院的两个同学，躲在高聪义家，从他那儿才知道谢雪红曾经来找过他，和他讲想撤退到雾社打游击的事。雾社的副乡长是个平地人，叫刘锦焜，想在山上做生意，高聪义不允许，他一直怀恨，现在正好有机会了。
我们那时每天喝酒，“二二八”怎么打也都讲，他都听到了，就去告密，说高聪义通匪，窝藏我们。国军来抓人，我就换下空军军服，逃离雾社，打算回台中去。
走到雾峰时，肚子饿得不得了，看见小吃店，闻着真香。我身上只有一碗面的钱，想，算了，把它吃掉。
侯孝贤以“二·二八事变”为背景拍摄了《悲情城市》
人一辈子，很可能会不小心无意做了坏事。比如我走的时候，枪弹来不及处理，藏在高聪义家的屋梁上，后来国军搜出来，给他惹了不少麻烦，那是无心做的坏事。
也有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做，就成一辈子心病。在雾峰这个面店，一碗面眼看要吃完了，肚子还很饿，我就把腋下的毛拔几根，放进去，叫老板来看：“怎么这样，这么脏？”老板说：“对不起，对不起，再换一碗。”这是明明知道不对，还是做了。这一碗面想起来内疚，一直记到现在。
我第二次坐牢出来，有个日本朋友来，她要去雾社找高聪义， 我说：“你问他认识陈明忠吧？”晚上高就打电话来了。后来我们见面喝酒，他就说：“妈的！你走的时候枪藏到天花板上也不告诉我！”我说：“对不起，太匆忙，来不及啦。”后来他为此受到情治人员的监视和骚扰。
（作者：陈明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