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我们的经验历来如此，即当你为工作的开展最发愁的时候，只要下去调查研究，问题就解决了。

调查研究中的言传身教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解放11年来，我自己做过两次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一次是对农业和农村的调查，产生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另一次是对工业的调查，找了33个部，谈了两个多月，产生了《论十大关系》。毛主席对农业、工业的调查研究所产生的结论和文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探远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本文着重叙述的是我亲身参与的毛主席对农业和农村的调查研究。至于毛主席对工业的调查，由于我没有亲身参与，所以就不谈了。

一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月，在毛主席亲自动手组织上上下下的力量进行广泛、系统、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个书选用的典型材料共有176篇，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材料所反映的内容，有村的、乡的，也有区的、县的。山西省委选送了20多篇，被选用16篇，其中专区的二篇，县的四篇，村和合作社的十篇。从内容上看，有谈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的，有谈勤俭办社、经营管理经验的，有谈发展农业生产、改良农具、采用新技术的，有谈水土保持、绿化荒山的，有谈水利建设的，有谈发展畜牧业的，有谈扫盲和开办农业技术夜校的，有谈开展农业劳动竞赛的，有谈实行机械耕作组织剩余劳动力发展工副业的，有谈加强政治工作反对贪污盗窃的。其他各省被选用的典型材料所包括的内容也很广泛。例如，有谈农业机械化的，有谈供销社、信用社的，也有谈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的。

书中选用的176篇典型材料，是在一个数量更大的典型材料的基础上筛选出来的。在毛主席具体指导下，廖鲁言、田家英等负责编书的几个同志从党内文件、党内外报刊和他们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汇聚了大批典型材料，进行研究、比较、分析、筛选，经毛主席精选，开始选用了121篇。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典型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修改和补充。七届六中全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把修改、补充的材料送到中央。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具体指导参加该书编辑工作的同志重新编选。结果，原来的121篇中保留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85篇，合计176篇。

对书中选用的所有典型材料，毛主席都逐篇地阅读、研究、推敲过。他对其中的110多篇还进行了亲笔修改。本书“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序言和许多重要按语是毛主席亲笔撰写的。山西被选用的16篇，其中六篇的按语就是毛主席亲笔写的。特别是山西大泉山那一篇，毛主席不但写了按语，而且改了题目，还作了多处文字修改。此外，为使全国各条战线更多的人了解农村情况，毛主席又具体指导从176篇中选出44篇印成了一个节本。从成书的过程中看，毛主席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啊！

毛主席为什么以那么大的心血和精力用在这本书上呢？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认为，他在1955年7月31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干部中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有所克服，但有相当多的干部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怀疑和忧虑，甚至少数人仍然坚持反对的态度。至于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更是不甚了了。毛主席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主持编撰了这本书，得出了合作化发展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经解决的结论，得出了合作化发展速度是在健康状态下进行的结论，得出了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不适应合作化的新情况的结论。“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用广大农民创造的大量的、生动的典型事例，做出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主席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具有鲜明的特色的。这次调查研究在规模上、方法上以及广度和深度上，据我的了解，在毛主席一生的调查研究中都是少见的。毛主席亲自动手，动员和组织全党农村工作的同志，从发现和搜集一个个典型材料入手，层层上报，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挑选、加工、汇总，报送中央。所有典型材料经过中央编辑小组筛选、加工后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对每篇典型材料不但认真阅读，而且往往提出许多问题，要求作者说明、核实、补充。然后修改文稿，撰写按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反复多次地一篇一篇地核实、订正、修改、补充，一个一个解剖麻雀的方法，贯穿了调查研究的全过程。毛主席在调查研究中采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毛主席对我们说，在其它问题上为了统一干部认识，也可以采取调查、搜集典型材料、出书的方法。

二

毛主席在主持编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过程中，高兴地看到了由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预见到农业生产力将会由于获得解放而有一个巨大的发展。因此，他在编书的同时，热情奔放地抓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长期的全面的规划。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毛主席紧抓这两件大事，工作的繁忙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他通过调查研究而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初步蓝图。1962年，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么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要么搞资本主义大农业，搞单干的小农业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这次会上也说，我们必须搞社会主义大农业才有出路，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大农业即集体化农业，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是毛主席为推动全国农业发展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而主持制定的。我参与了文件的形成过程，深感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做出的如何调查研究的又一次具体生动的言传身教。

1955年秋，我参加了毛主席在杭州主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汇报会议。会议开始，他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15条意见。他说，这15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上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逐步形成的。当时，这些意见还没有形成文字。在杭州会议上，他一面听取一个省、一个省的汇报；一面指定几个同志组成文件起草小组，我被指定参加了这个小组。毛主席对文件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对起草小组草拟的每条内容及文字，都同起草小组一起商量推敲，字斟句酌。经过杭州会议，在15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条，形成了《农业40条》的前身——17条。会议结束时，他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大家回去亲自做些调查研究，同地委、市委、县委书记一起商量，准备明年再开一次会。1955年12月2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征询农业17条的意见》中，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除了17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等等。由此可见，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何等的认真、细致！

1956年1月间，毛主席召集福建、安徽、江苏、山东、山西、湖北等17个省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中南海开了五天会议。这次会议前。他已找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议过一次，17条已经发展成为22条。这次会议同杭州会议一样，也是一面讨论，一面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后，由22条发展成为40条。这次会议我又被指定参加起草小组。毛主席对起草小组说，这个纲要是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是要向全世界公布的。所以纲要上的每句话，都要非常通俗，非常简练，凡是不必要的字都可以去掉，如“农田水利”四个字，“水利”二字己说明了，“农田”二字可以删掉。

在这次会议上，我汇报了山西为加强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发展工农业生产，从1951年开始，每年春节组织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活动。特别是1953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春节期间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后，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规模更大，效果更为显著，出现了许多工农相互支援的生动事例。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这很好嘛！为什么不早提出来？要写进40条，由你起草。这就是《农业40条》的最后一条。

这条的原文如下：

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必须相互支援，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还应当通过联欢、访问和通信等项方法，建立经常的联系，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经验，以便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的巩固。

毛主席在1958年农历大年初一的一次讲话中说：“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一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后来，在1960年，他听到有人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有不同意见时，认为有道理，就把消灭麻雀改为消灭臭虫。毛主席从来就是这样言传身教，从善如流，为我们党树立起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的。

   如上所述，《农业40条》是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产生的。而它的实现，仍然要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这一方面，毛主席也给我们作了言传身教。在1956年公布了《农业40条》之后，他对《农业40条》的贯彻实施，连续好几年，每年不止抓一次，而且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农村、田间，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有经验的老农和科技人员请教，并且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特别注意发现群众创造的粮食高产稳产的先进典型，因为实现粮食单位亩产量“四、五、八”的指标（即黄河以北亩产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亩产500斤，长江以南亩产800斤）是《农业40条》的核心。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他综合各地的增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农作物增产技术措施的八个方面：水（利）、肥（料）、土（壤）、种（子）、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具）。这八个字也是和《农业40条》一样，不是一下子提出来的，而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对每个字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他运用自然辩证法，多次作了阐述。他还说，今后应当经过调查研究，继续总结群众的耕作实践。并且要把现代科学技术和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结合起来，使农业八字宪法不断充实完善。

三

1961年1月，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同年3月，他在广州会议上对调查研究又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他说，过去三年我们在工作中吃了亏，就是缺乏调查研究。有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而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具体的政策；有了具体的政策，在执行中，没有调查研究也不行。不调查研究，就是盲目执行中央的政策，这是一种怠工的作风。必须通过自己的脑子，并且通过调查研究才是正确执行政策的方法。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对中央政策执行得好；一方面还可以发现新问题，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我们的经验历来如此，即当你为工作的开展最发愁的时候，只要下去调查研究，问题就解决了。下去调查研究时，要做人民的勤务员，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放下架子，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群众交上知心朋友，要把一切官位和功劳统统抛到九霄云外，群众才会接近你，和你交知心朋友。在调查研究中，对于问题的性质必须调查清楚，否则即便99条已经调查清楚而且很对，但是最后这一条未调查清楚也会犯错误。调查研究要采取小型座谈的、有各种人参加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把共产党党旗挂在脸上，不善于从各种人那里调查研究、学习知识。

我记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在反复阐述调查研究时，特别表达了他曾有这样一个心愿：骑马从花园口到通天河，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用三年时间，走遍全中国调查一番。这寥寥数语，活现了毛主席调查国情、振兴中华的雄图大略。

1991年2月 

（作者：陶鲁笳。本文摘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