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 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 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前 言
《三字经》是南宋末年礼部尚书（相当于文化教育部长）王应麟编纂的儿童识字课本，后经明清封建学者增补。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来字，但从头到尾，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通篇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和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它是一本集中国历史上反动阶级世界观之大成的“小百科全书”。
《三字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南宋时期，封建社会已经走向下坡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反抗斗争连绵不绝，先后爆发的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大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用血淋淋的屠刀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加紧用孔孟之道的说教来磨灭劳动人民的革命思想，精心炮制了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
这本书在用顺口溜的形式，绘图详解，大量印行，目的就是要人们从小接受孔孟之道，用封建教条捆住劳动人民的手脚，扑灭革命的火焰。难怪《三字经》一出笼，便受到反动阶级和孔孟之徒的重视和欣赏。明清的孔孟之使大肆鼓吹“此书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 “诚古今一奇书也”。有的甚至把它说成“三字经，通人心”，“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清朝统治者还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先读《三字经》，成了儿童必读的“启蒙”书。孔孟的信徒们还给《三字经》作了增补、注解、详解、绘图，并译成满文和蒙文，甚至译成英文和拉丁文，流传极广，流毒很深。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孔孟的忠实信徒刘少奇、林彪之流也疯狂宣扬孔孟之道，竟然说“《三字经》是本好书，可惜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要“继承” “这份遗产”。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我们必须对这本五毒俱全的骗人经、害人经进行彻底的批判。
《三字经》一开始，就大肆贩卖孔孟之道的破烂货，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它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孔家店二老板孟轲的“性善论”。《三字经》把这种反动的“人性论”作为全书的总纲。为了论证这个黑观点，它的炮制者还搜罗了“香九龄，能温席”、“ 融四岁，能让梨”之类例子，真是煞费苦心。
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天生的善性。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子和王充等早就对孔孟的“人性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批判，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眼性，他们都不可能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性，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才彻底扫清了人性问题上的种种迷雾。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人性是在人们的阶级地位中形成的，是阶级斗争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什么天赋的。人们爱什么，恨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标准。《三字经》离开阶级性侈谈“性善”，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剥削阶级凶残的吃人本性罢了。那个“能让梨”的孔融，后来残酷镇压黄巾起义，是一点“善”都不行的，他疯狂地反对曹操的法家路线，是寸步也不“让”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拾起孔孟的余唾，叫嚷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鼓吹什么“人的社会性就是团结协作”，但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磨刀霍霍，妄图谋害伟大领袖，叫嚣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这就是林彪的“性善”。由此可见， 《三字经》宣扬的“人性” ，只不过是反动阶级藏在“善”字下的一把杀人刀，是麻醉广大劳动人民的鸦片。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三字经》拚命鼓吹“性善”，正是履行着“牧师的职能”。
《三字经》大肆贩卖“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一类的封建道德说教。它把这种反动礼教和“三光” （日、月、星）、“五行” （水、木、金、火、土）扯到一起，说成是“本乎数”、“运不穷”的万世不变的信条，是由天安排的“不容紊”的绝对真理，谁也不能违反，压迫至死也不能反抗。谁要反抗，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恩格斯说：“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毛主席又指出：“这四种权力一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三字经》贩卖的这套黑货，就是封建阶级的虚伪的道德观和四种封建权力的思想基础。它把这套货色抬高到象人们需要五谷六畜一样的重要地位，企图把人们禁锢在反动的“三纲五常”的枷锁中，固定在他们鼓吹的“长幼尊卑”等一整套封建等级制中，使人们服服贴贴地接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当剥削阶级的奴隶、顺民。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叫嚷对“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胡说什么“忠、恕、仁、义”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并给它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甚至要大家向创立“三纲五常”的祖师爷董仲舒“学习”。他这样做的用心就是妄图用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来腐蚀革命群众，同时以孔老二“事父母而不违”的反动说教来教育他的死党，要他们对他就象对父母一样顺从，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全家，死心塌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卖命。这也充分表明“三纲五常”之类封建道德完全是为复辟倒退服务的。
《三字经》竭力鼓吹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教”和“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教育都是从属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因此，为哪个阶级读书，读哪个阶级的书，怎样读书，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三字经》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没落阶级的卫道士，成为它们的接班人，大叫什么“苟不教，性乃迁”、“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人不学，不知义”、“苟不学，曷为人”等等。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不“教”孔孟之道，不“学”四书六经，就猪狗不如。怎么“教”呢？ 《三字经》树了两个黑“样板”：做母亲的要象孟母那样“择邻处”，远远地脱离劳动人民，让孟轲接近上层统治阶级学习“周礼”，把他教养成孔老二那样的反动“圣人”，做父亲的要象窦禹钧那样“教五子，名俱扬”，只要能把儿子教育得能当官做老爷，就算父母教子“有义方”。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孔孟之道的信徒，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三字经》炮制者处心积虑，列举了十几个千奇百怪的所谓刻苦读经、奋斗做宫的“圣贤”，诱骗青少年向他们学习。这些所谓的“典型”尽管有的身劳而“勤奋好学”，有的家贫而“不废苦读”，有的“彼既老，犹悔迟”，有的“彼既仕，学且勤”，但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三字经》向人们宣扬“勤学”是手段， “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就是说做官发财，维护反动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才是目的。这正是孔老二教育思想的核心，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基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头悬梁，锥刺股”，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去闭门死读书，读死书。读哪些书呢？ 《三字经》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儒家经书应有尽有，唯独法家著作无影无踪，一个荀子也被认为是儒家才列入的，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典型。
从《三字经》所宣扬的“教”和“学”，不难看出它培养的目标完全是那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孟轲、孔融那样顽固维护旧制度、旧道德的忠实奴才。林彪不是也教子尊孔读经吗？叫嚷要人们学习“韦编三绝”的精神吗？他不是还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变相劳改”吗？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青年引向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实践的邪路上去，成为他颠霞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林彪与历史上的反动派真是一丘之貉。
《三字经》还大肆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观，列举了“唐刘晏”、“谢道韫”、“蔡文姬”、“祖莹”、“李泌”等“人称奇”的“神童”“才女”，宣扬他们是“天生之才”，他们的才能知识都是“爹妈给的”，是头脑中固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和才能既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靠后天实践和学习得来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如果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与世隔绝，是绝不会有什么知识和才干的。《三字经》把这些七、八岁的小娃娃吹得神乎其神，煞有介事。它用这些编造出来的故事宣扬“生而知之”的唯心论的天才论，无非是要人们相信知识才能是“天赋神授”的，是头脑里固有的，这样就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使劳动人民服从这些“天才”人物的统治，规规矩矩地接受他们的摆布。《三字经》宣扬的天才论，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救命符”，是反动的“上智下愚”论的翻版。自命为“天马”“至贵”的林彪，把天才论作为“复礼”的理论纲领，无耻地吹嘘自已是“脑袋长的特别灵”的“天才”，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实现《三字经》中所说的“父传子，家天下”而制造反革命舆论，这充分表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耻叛徒。
《三字经》还竭力宣扬反动的唯心史观。它差不多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讲历史，露骨地宣扬“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它对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不住地发出哀鸣，而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则大唱赞歌，其中以赞赏的口气谈到周礼、《周易》、文、武、周公等的地方就有六次之多。他们把奴隶主随意压迫、杀害奴隶的人吃人社会吹得天花乱坠，对历代帝王将相赞不绝口，可见这些孔孟之徒都是一伙复古狂。奴隶制在奴隶们造反声中崩溃，新兴封建势力兴起，对历史上“礼崩乐坏”的这种大好局面，《三字经》则惊呼“王纲坠”、“逞干戈”，充分暴露了编写者对奴隶制覆灭的无限悲哀。秦始皇积极推行法家路线，统一中国，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三字经》却又恶毒咒骂：“赢秦氏，始兼并”。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更是刻骨仇恨，它把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诬蔑为“寇如林”。可见，《三字经》炮制者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颠倒历史，歪曲历史，把中国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归结为历代帝王将相的家谱，好象没有这些“膺景命”的救世主，历史就不能前进，社会就要黑暗，人民就要处于迷雾和灾难之中。
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历史上不断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黄巾、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正是他们所代表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一切社会财富和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史。林彪明目张胆地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甚至把整个社会发展史污蔑为少数阴谋家、野心家搞阴谋诡计的政变史。林彪反动的唯心史观和《三字经》一脉相承，充分暴露了他仇视劳动人民，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立场。
《三字经》适应了南宋以后没落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充斥着孔孟之道的秕糠。它是一部鼓吹倒退的复辟经，是一部极为反动的骗人经、害人经、迷魂经、吃人经。这就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拼命宣扬它，并强迫人民当作“圣经”来信奉的根本原因。但是，几百年来， 《三字经》虽然满天飞，到处泛滥，却挽救不了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彻底灭亡。林彪叫嚷“克已复礼”，鼓吹孔孟之道，更加暴露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三字经》也是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三字经》，可以使我们看清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深挖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由于反动阶级的提倡，《三字经》闹哄哄地传了几百年，它在人们头脑中的流毒尚未彻底肃清。我们在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必须狠批孔孟之道，狠批反动的《三字经》，在批判中努力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队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作者：广州铁路局广州工务段工人理论组。来源：《＜三字经＞批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激流网整理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