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科学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推动社会发展的伟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伟人，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毛泽东自从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逐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国革命，首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又运用马列主义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也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大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且把马列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主义的阶段。可以说毛泽东是推进我国历史发展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并列的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人物之一。正因为他熟练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深知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洞悉我国历史事实，所以才能够写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豪气冲天的诗句。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推动新中国社会发展并发展马列主义的。
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理论，推动新中国生产力高速发展，取得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跃进时期；以后，又运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理论，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巩固了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一，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社会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手工劳动的经济。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少区别，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页）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页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当时机器工业的产品都被称为“洋货”，如洋布、洋油，连钉子也叫“洋钉”，火柴叫“洋火”等。当时我国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的产品。因此，我国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实现机械化。毛泽东深知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而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新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置疑的。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就反复强调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就新在这个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发展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毛泽东既定的方针。在建国前夕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这样的方针；建国初期制定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参看《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第81页）就是毛泽东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制定的总路线。
在制定总路线之后，如何具体贯彻，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治国的艺术。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紧紧抓住我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大踏步前进！
毛泽东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领导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变私有制经济为公有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大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国由一个中世纪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地六大工业国，而且能够独立生产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国家，这样的飞跃，不仅我国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也罕见。由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我国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基本上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没有“黄赌毒”的社会。具体事实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结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和《抓纲治国，纲举目张》（载《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等文章中已经详细记述，这里就不重复。
机器大工业与公有制经济关系比较适应，因此，实行工业公有化这一点人们比较好理解，而且当时还有苏联的实际实例，因此，党内的分歧不大。这里重点说一说党内分歧很大、而且事关我国社会发展关键的农业集体化的三个问题，也是有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问题：我国农业集体化的生产力基础问题、大跃进中农业产量的浮夸问题和围绕包产到户的斗争。
1，农业集体化的生产力基础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必须有相应的生产力基础。当时，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的是手工工具，没有农业机械，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能不能实行农业集体化？刘少奇认为在这种条件下不能实行集体化，只有具备农业机械的条件才可能，而毛泽东则认为可以实行集体化，他的理由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新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第191页）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讲马列主义的，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讲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只讲主观政策，也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
毛泽东所谓的“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参看《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一章 协作）。对于我国历史上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来说，集体劳动、分工协作是一种新生产力。
正是“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几千年来，我国的个体农民，在大自然面前软弱无力，实际上是大自然的“奴隶”，靠天吃饭。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即协作这种新生产力，可以对大自然进行改造，加上土地实行了集体所有制--土地公有，我国大地上立即出现了一个改土治水的高潮。毛泽东发现了这个趋势，因势利导，提出了“大跃进”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到来，开辟了我国农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一时间，全国各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整个农村形成了一个大工地，一座座水库拔地而起，一条条水渠沿着水头流向农田，农田灌溉面积迅速扩大，耕地质量不断提高，农产品产量逐步增长，以后又发展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等；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实行“三级所有”的经济制度，不仅农业生产不断提高，而且容纳了一些简单的机械工业的存在，“社队企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具体事实，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结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等文章中已经有过论述，这里就不重复。总之，毛泽东预见的“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即马克思所说的协作力，不仅成为农业集体化的生产力基础，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有关协作新生产力与我国农业集体化之间的发展变化，我们在《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载《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主要说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
2，有关大跃进期间农业产量的浮夸问题
大跃进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的产量出现过浮夸的问题，而且一度浮夸现象相当严重，是一些人攻击毛泽东的重要依据。如有人说：“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等（《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许全新著 第131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实验田、丰产田”
集体劳动的能量，在小面积高产实验田或丰产田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实行小面积高产实验，除了需要集体劳动的物质条件外，还要集中一定的生产资料，在当时条件下，首先是肥料；还要集中一些技术力量，实行集体化以后，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加上集体经济的经济实力比个体经济强，能够承担起试验的风险，这就为小面积高产实验提供了全部物质条件。实验田、丰产田就是这种物质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麻城县……早在1953年以前的农业互助组里，就出现了‘状元田’，‘丰产田’等试验。1953年全县建立了26个初级农业社，就有18个社由‘状元田’等试验形式发展到有专人负责的小面积试验，有的是三、五人共同试验，称为试验组’，以后才发展成为试验田，党中央曾以正式文件加以肯定。集体经济单位搞试验田，可以抽出专人负责，能集中较多劳力进行深翻、密植，可以集中使用肥料，在小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量肥料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验田的农作物长势异常，出现了小农经济条件下所没有见过的现象，如有的棉花长到一人多高，烟也长得有一人多高，番薯地里更是搭架挂蔓，‘象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不少试验田的产量，比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量高得多。
（1，《有关青年试验组的几个问题》共青团湖北黄岗地委，《中国青年报》1958年1月11日。2， 参看：《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人民日报》8月12日。3，《广东番禺县访问记》陈毅《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由于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我国的古老农业开始出现现代化的苗头。由几千年的古代农业，突然出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苗头，人们的认识一度严重脱离实际，是一种客观必然。
1957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95斤（《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71页），在小面积的实验田中，亩产由100多斤增长到200、300多斤，或者更多一点，这在当时就非常惊人了。一些老农，祖祖辈辈种庄稼，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高的产量，完全超出人们的经验，加上1958年风调雨顺，农田水利建设发挥作用等，全国农作物的长势良好，因而造成一些人对于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的预计严重脱离实际，这是认识脱离实际的现象，是主客观不符的问题；而一些具有私心杂念的干部，为了获得虚名，互相攀比虚报产量，从而形成了盛行一时严重的浮夸风，则不仅是认识问题，而是官僚主义作风或者是立场问题。
最初毛泽东对于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估计也过于乐观，脱离实际，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产量的浮夸问题。1959年四月，他发了一封给党内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提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并指出：“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第235、237、236页）为了了解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咨询了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特别是还派田家英、戚本禹等五人，到四川新繁县农村实地调查；为此，戚本禹还自己实际种田，对此《戚本禹回忆录》中都有详细记载。可见，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是首先察着浮夸现象、而且努力纠正浮夸风的领导人，把大跃进中一度出现浮夸风的责任归咎毛泽东，完全是颠倒是非，是错误的。有关大炼钢铁也是类似的问题。我们在《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载《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367页）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重复。
3，面临经济困难，是坚持农业集体化，还是实行私有化。
由于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的干扰，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的逼债，中断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形成“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挫折。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坚持农业集体化，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是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还是倒退回资本主义老路，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个关键时期。毛泽东力排众议，继续引导我国经济沿着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有如下一段记述：“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诉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了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是有人搞包产到户’--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9、1230、1231、1232、1234页）我们之所以大量引用《毛泽东传》的叙述，是因为它的记述是有会议记录等为根据的，是可靠的；其次，传记的基本倾向是反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因为这本书的基本倾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因此，更证明这些叙述是可靠的。毛泽东后来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强调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第151页）事实上改革开放就是从包产到户打开缺口，毛泽东的这些科学预见，也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毛泽东运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大发展，在出现挫折以后，他仍然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我国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康庄大道前进。
毛泽东一方面运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的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又坚持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理论，强调农业经济实行集体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当时我国不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以后也必然会出现。但是，作为个人，毛泽东在运用新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在引领我国历史发展的阔步前进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有力地巩固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不仅运用新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也运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反作用的理论，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他的伟大更在于总结了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所以说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毛泽东更伟大。如果不是毛泽东1962年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阻止了分田到户的实行，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语），我国早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有1962至1978的十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不会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等，也不会有攀子花钢铁基地等一大批公有制的工业企业；更不可能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更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与一切私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不同，这种公有经济关系不可能从原有的私有制社会自发产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运用社会化大生产与公有制相适应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自觉地建立，这是以公有制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私有制社会的根本不同点。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共产党的政权，对于经济关系的反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又存在这两种经济结构--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断衰亡和共产主义逐步胜利的斗争时期，与此相应的也是共产党及其政权“自行消亡”的过程。这两种经济结构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的伟大作用，就在于他不受“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社会主义就不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敏锐地察觉到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并即时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为继续革命理论，并运用它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1956年，正当我国的社会主义与建设一帆风顺，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震惊了全世界，充分暴露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斯大林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就宣布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现实，阻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国在现实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社会上还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而那时我国刚现实农业合作化，还不可能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得出科学的结论。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提出了“和平过渡”的问题，显示出修正主义的苗头。以后又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把“和平共处”说成为对外关系的“总路线”，赫鲁晓夫甚至在回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的问题时说：“要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转引自《十年论战》第261页吴冷西著）即实现所谓的“三无世界”的狂言；对内则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等，形成了完整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泽东首先察觉修正主义的出现。随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理论的发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也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修正主义”和以“赫鲁晓夫”命名的修正主义。他指出：“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十年论战》第290页）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一斗争的实质。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及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一系列文章，由有关国际问题的斗争，逐步引申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问题。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分析了当时苏联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以此为标志，表明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逐步形成。在这篇文章结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的部分中说：“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共十五条。其中最突出的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等，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以中苏两个大党领头，而且是两个大国的执政党之间开展的斗争，其规模之大，震动之强烈，影响之深远，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后来邓小平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说成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91页）用讲了许多“空话”来概括这场斗争，既抹杀了这场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大的意义，也抹杀了毛泽东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2，我国国内斗争的现实
毛泽东在共产党夺权政权以后，就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十分关注。
建国初，他就反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以后发展到反对“做官当老爷”；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提出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科学概念；直到晚年的《重要指示》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最初读到这一段话时并不理解。现在看我国到处都有“老板”，亿万劳动者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时，才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民主主义者只是推翻一个官僚制度，建立另一种官僚制度，而共产主义者则是要根本消灭一切官僚主义制度，彻底消除官僚。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反复强调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就显示了共产主义者与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区别。
1951年末，建国才两年多，毛泽东就提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毛选》五卷 第53页）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污分子被判死刑，震动了全国。
1953年初，他又强调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73页）可见，毛泽东早就注视着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大问题”对待了。
1956年苏、匈事件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五卷 第325、326页）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而且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讲到“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时，他强调：“--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395-396页）总之，在我国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不要形成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的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1964年，毛泽东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00页）“毛泽东在几年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似乎也感到在国内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十年论战》第562页）毛泽东在总结了国际、国内的防修反修斗争，创建了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列主义。这一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除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指出的之外，有以下几点重要发展：
A， 运动的重点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就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继续重申这一论断。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这问题的说法更明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毛泽东把矛头直指党中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后来他在会议上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等等。（《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90、1395页）一个取得政权的政党搞群众运动，把重点放在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而且公开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从政治方面看，实际上是一场反对把“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反对“公仆”变成“官员”的斗争。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对当权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他们接近群众，不脱离群众，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如要干部参加劳动；下基层蹲点；军官下连队当兵；办“五。七干校”等等。这些实际上就是在逐步泯灭官员与群众区别的过程，是使共产党、政权逐步自我消亡的过程，是使“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脱离社会的力量”（恩格斯语）即国家，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这里包含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自我革命，使他们自觉地融入劳动群众之中，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真正自觉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在《重要指示》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这是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走资派原因的总结之一，说明干部的经济待遇不能高于工人群众，说明巴黎公社的原则值得很好地思考。
在阶级统治的人类历史中，有哪一个统治阶级的领袖敢于发动群众，反对自己“官员”脱离群众，反对“当官做老爷”？只有毛泽东！这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B， 斗争的形式
毛泽东提出了全新的斗争形式，即自下而上的动员全体人民进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在确定运动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性质和重点之后，“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达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13-1414页）所以，他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中指出：“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第385页）
C，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是由于“人还在、心不死”，是旧社会遗留的政治、思想造成的。毛泽东在晚年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页）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必然性，也说明社会发展最终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不能按人们的主观意志任意改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由于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反对修正主义的实际斗争结合进行的，并在斗争中发展，因此，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不够完整的缺点。如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开始等等。
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几年间，我国不仅政治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而且极大地巩固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自觉促进社会发展的光辉实践总之，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又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地推进社会发展，不仅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巨大胜利，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展。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有关上层建筑与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等，是一些人所熟知的道理，但是能够自觉用来指导实际社会生活而且运用得如此娴熟，唯毛主席一人！
（作者：迎春。激流网原创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