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我正式辞职——辞去了天津这个大学的教职，这距离我成为大学老师刚好十年。

   很难说清楚这种辞职的感受，一方面，我深爱着这个岗位，我每个学期都要和几百个青年人打交道，我竭尽我的能力把理想、知识和做人的准则传递给他们，像浇完水的园丁，看着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是2000年7月份作为引进人才正式到这个学校的，那时的学校还是一个简朴但是温馨的学院，社科部只有20多个人，但是气氛还算好。于是我可以满怀激动地准备着每一节课。不久我到另外一个院系做兼职辅导员，分工是负责学生活动，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凭借我对大学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是我宣布了一条新政策，即每个愿意做社团的同学只要是愿意都可以随时成立社团、组织活动，我将给予必要的协助。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二十多个学生社团成立了，其中包括调研社、时事政治研究会、朱镕基研究社，也包括大话西游协会、羽毛球协会，雨后春笋。后来有几个社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疯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复的高声咏颂、大声演讲，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中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另一个至今还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团是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从2000年冬天开始下乡调查支农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国二百家社团中的创始者和楷模。我坚信，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做好青年人自己的事情，他们的朝气和激情将会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美好人生和品格也会在与社会和现实的交互中获得升华。没有激情的人生不属于青年人，对人的管理只能是顺应和因势利导而不能压制。

虽然蓬勃的学生活动使得这个学校焕发了从来没有的生机，至今十年还无人能及，虽然有人据此提出“学生社团是未来学生工作的基点”的理论。但是伴随着同学们的热情迸发，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先是埋怨，后是压制。一年以后，我如期结束了我的辅导员工作，社团的蓬勃也就昙花一现，留下来的是几个坚韧不屈的学生社团和一批激情的青年人。

从此，我成为专职的公共课老师，我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也和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同样用睡觉和逃课来对付我的上课。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我必须要领着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目前此类学科最令人恶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空话套话连篇。我发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让青年们向现实看一天，多从现实中获得一份道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追随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从此我开始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长假，我都会带领一队学生到农村去，调查也好，体验也好，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获得认识，学会善意。

虽然2000年的农村村村抗争，乡乡点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会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农村去关注他们，更不要说去调查。于是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只有一个星期，也只是观感式的做了一点调查，但是从此这些同学没有办法脱离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在以后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学四年级还在下乡，直到今天毕业近十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心中有了农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当那些愚蠢的心理学家们期待用什么心理辅导员来把社会问题内化成心理问题，以此来解决学生跳楼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其实已经被他们的学科和狭隘绑架了。从此，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无法获得视野有限的社会科学老师和狭隘的领导层的支持。于是我投奔当时一个著名的媒体（也是研究机构）做兼职工作人员，在这里，我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北京各个高校，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此后的岁月里，这几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

青年人的热情和渴求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到农村的学生社团一下子扩大到80多个，下乡成了理想青年的一种时尚追求，几乎在各地的团队中吸纳的都是所在学校的理想青年，各校的支农团体也一下子成了进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国。青年的这种理想选择不是偶然的，我更相信他们是对我们窒息的大学和沉沦的物欲的反叛。

没有哪个有想法的青年人不对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打游戏、谈恋爱，逃课、抄袭成风感到迷惑，没有哪个青年人不对讲课内容的空洞无物、讲课老师的死气沉沉感到绝望。激情四射的青年们竟然成了就业、考研和英语四级及新东方的奴隶，如此他们怎么能够不“郁闷”？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校园里，所谓的先进理论和理想竟然是倡导青年人去发财和找个好工作；而那些声名远播的人生导师们竟然是以倡导青年人更加自我和自利，以及打破人的底线和廉耻为基本立意而哗众取宠，如此又有哪个有头脑的青年们不痛苦、不背叛？年轻的心注定要追寻高远博大与正义良知，而他们却被闭锁在拥挤不堪、瘴气飘浮的狭小校园中，每天被教诲着成为自私自利的猪彘。请问，青年人如何不背叛，青年人如何不在痛苦的煎熬中逃避甚至跳楼？

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所在的天津的这个学校的支农社团得到进步青年的积极拥护，影响全国，但是却受到团委某些人的压制，不给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这些同学实在无奈，就干脆自己写了招生海报挂了出去，但是姓杜的团委负责人竟然把他们的海报撕掉，同学们愤怒已极，同该人大吵，并且找校方理论，校长躲避，他们就在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整天等待。又将所有的信息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点找同学们道歉，并且同意同学们的各项要求。校方低估了学生捍卫真理的勇气，同学们也没有想到学校会如此的懦弱和不堪一击，其实当初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决定鱼死网破，作死一拼而已。

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抗争的有几人？多数都在命令和压制中沉默了，这种压制的沉默注定会形成消极的对抗或者逃避。

但是，这件对抗事件对我而言导引出的一个结局是，有关官员猜测这件这个学校从来没有的事情的幕后和我相关（意即由我主使，他们不相信学生会有如此的决心和能力。其实我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也不考虑青年人的成长要求。他们只想找回自己的面子。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本性，也不屑于去辩驳，更无法去证明，我如何和一个强大的体制对抗呢？我决心以后小心做人就是了。

我并非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相反我是一直寻求各种方法能够把我在校外的经验认识和工作成果引入到这个学校的。我先后多次给学校几个领导写信和建议，建议他们能够顺应大学生的成长要求，成立大学生人文素质研究机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后来我又提出成立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我认为农村问题日益严重和亟需解决，我们学校的研究基础薄弱，如果能够从农村开始无论是对老师的研究还是对新领域拓展，都会有帮助。尤其是对那些青年教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有些人开始和我一起下乡调研，有些人开始向农村研究转向，但是却被当时的主管领导和院负责人视为异类。我当时诚挚的要求，我说我做农村问题行动研究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试验点，积累了相当的资料，而我们的老师却苦于没有研究方向，科研教学没有出路。我可以无偿的把这些拿来让我们的老师使用，可以让这些老师向这个方向投入精力，由此带起一个良好的研究和学习氛围，这也符合老师们的意愿，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做指导，这是两好的事情。考虑到学校的经费的困难，甚至我可以帮助联系研究资金。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没有任何理由。

四次如此的建议之后，2008年我写了最后一封信，我说，如果早在四年前就按照我的建议建立相应的机构，今天我们会有多大的成绩，会有多少科研论文发表，会有多少老师受益，会有多少同学受益，我实在不明白如此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几年之后我已身心俱疲，无力再做这件事，所以我是最后一次向你们校领导提建议，建议你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报告。我把写好的信和建议送给了每个领导和我们的院系负责人。我知道他们不会给予答复，他们也确实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极具讽刺的是那个院负责人却从此自己搞起了农村问题，并且发了几篇文章。最后，我注意到他挣扎了多年终于评上了教授，他评教授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篇有点分量的文章就是关于农村的。（请原谅我们学校的教授的水平，这个人的职务科技空间看看是书记。）

我明白，想要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弄出点什么动向来是绝对没有可能了。从此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建议，也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支农的运动中，指导和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到农村去，调查、扶贫、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动文化发展。这个运动不仅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也同时推动了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认同，也得到了某重要中央领导的写信支持。由此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挡住这场优秀的青年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的运动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有如此多的优秀青年为伴，我把它作为人生的荣幸。我们推动了第一家真正的青年公社，让那些青年人结伴而来，终身奋斗。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由此会不务正业，甚至影响了教学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自认为我是这个国家最尽职的老师中的一个。我可以不关心学校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认真上我的课，我必须对得起这些青年人。我设计的课程是以青年成长为核心，实践和读书为两翼。在可能的场景下，我都会把告诉青年们如何做人、如何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如何肩负时代使命作为讲课的主题，他们会很信服我说的要做好人的“说教”，他们也会非常信服我告诉他们的要抓紧时间决定人生走向的建议；我给他们建立了读书小组，推荐他们按照兴趣方向去读书，我给指导；我几乎每堂课都会介绍最新发生的事情和评论，总会有人说是从我的口中得知最新的中央政策和世界动向。

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是，我上实践课的方式的创新。我把他们分成三人小组，让他们去调查食堂里卖饭的小妹妹，门前站岗的保安，后院卖鸡蛋灌饼的阿姨，或者是他们年级的师兄和师妹。他们把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交给我作为他们的作业。我惊异于我的创新会得到绝大部分同学的拥护和感激，并由此推动了实践教学的几乎是唯一的无成本高效能的改进。

我做的这些得不到这个学院主管领导的认同甚至变相排挤是正常的，我从来也就没有想得到这些智力水平不高、政治素质不够的官混子们的认可。但是我坚信我做的这些会有益于青年人。所以当若干年后，还有多年前的学生从马路的对面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并自动介绍自己是我从前哪个班的学生的时候，当很多青年人离校多年还跑来听听我的课的时候，当班级里的青年人跑来跟我商量决心离开大学选择新的人生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我可以不在乎下了火车不吃饭就给他们去上课，也可以不厌其烦的为他们寻找最好的教学材料而奔波，但我在乎他们的收获，在乎他们的成长。

很多青年人的成长是戏剧性的，很多事情的荒诞却是超出戏剧的。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找我要参加下乡和培训，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单纯。我当然很高兴，他此后来了几次，很积极和很主动。但是后来突然消失了，大约一年后，这个女孩突然发了一个邮件来，她说，她非常感激我。他本来是学校有关领导派来调查我动向的“卧底”，可能给予的条件是给她类似研究生保送的“待遇”。但是当她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和下乡后，她发现我们讲的道理、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回校后和校领导说，我不打算做研究生了，我打算和他们一起下乡帮助农民。学校领导自然诧异万分，软劝硬说。最后这个女孩自己考上了北京另外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当没有学校的压力后，她给我们写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呵呵，理想对优秀青年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物利和压力。

事实上，我在校内的一次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讨会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今天“两课”教学和青年工作有两个外部条件是要认真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后，原来青年们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向往已经打碎了，也就是说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迷信已经不再吸引青年人了,我在课堂随机调查时发现确实如此；另一个是国内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过去唯经济唯GDP的有失人性的发展观受到彻底抨击，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原来青年人中谁提公平正义就会被辅导员关注或者谈话，但是在今天确是同和谐社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觉悟高的表现。由于整体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同样的工作其实质却已发生了转化。

由此青年们从自身本性出发注意到并且热烈欢迎这个时代的最新变化，青年们追随自己的本性，天生认同公平和正义。这样无论从外还是青年的内心都应该推动青年们追随于这个变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应该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并相信青年们会追寻着这个理想之光向前走。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让青年追求理想，积极拓展，相信青年们会坚定的和大方向站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个大学还在因循着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传统，对青年学生管卡压，生怕青年们惹出什么麻烦，甚至有意识的管控，或者鼓励和相信庸俗不堪的学生官僚去压制大多数学生，进而导致学生的无望和跳楼。这样做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成为青年灵魂塑造者的老师和做青年工作的人，非但不能引领青年们，相反却走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中央政策的对立面。这个阶层由此就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而与此同时，由于主管部门的保守，使得广大老师也不能放手让青年们率性发挥、认真思考，而是说假话编空话，把“两课”的老师们也推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如此看来，需要的不是青年们的改变，不是对老师们的变相压制，而是管理层的解放思想。

到了2009年底我已经决定辞职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在学校里做学生社团的指导工作了，我怕给学生社团带来不利。几年前，当学生社团来请我当他们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领导就来设阻，甚至以不给资金相威胁。我也并不在意他们几个干部合谋不许我评职称，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早已视他们给的名利如粪土，我只在乎国家命运。之所以最后决定辞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课堂，不许我给学生以调查的方式布置作业（他们要求我和他们一样放个录像片权当上了实践课，同时也要求我随便留个什么题目让学生到网上荡一篇文章作为作业）。我明确告诉他们这是让我由人退回到猴子状态，这违反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不可以如此不负责任。此后，因为我批评教务部门思想僵化，课程改进不利，他们竟然派人以听课的名义骚扰课堂，甚至找个理由来报复我。我“不对”的地方是，让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报复的理由，他们很生气又很丢脸面（呵呵，我本来就是个不愿意给“脑残”的人面子的人）。

此后，我自动竞选了“教工代表”，我希望这个职位能够为青年教师多争取一些说话的机会。我由此公开批评了学校有关部门和主要领导。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带来多少像样的正面变化。可能算个变化的是，当我理直气壮的退回他们借着开会的名义发来的高档皮包之后，第二次开会他们就乖乖地只发来了个塑料袋。

我知道我的辞职没有最终信守要为老师们说话并且改变他们排课和坐车难的承诺。所以，在拖延到了聘期的最后一天，上完了最后一次课，批改完最后一次考试卷子，认真的核对了每一个人的成绩并确认无误后，我最后递交了一份给领导们的信，要求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老师们的要求，改进行政部门的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公开信）。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回头再望望灰蒙蒙的教学楼，我在心底里说，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大学。但愿你的未来会更好，但愿青年们的未来会更好。

在想象中，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似乎应该会非常的愤怒，他们也似乎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但是其实我心静如水。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狭隘和他们怯懦的嘴脸。是的，身处一个多难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哪有理由独享安乐，而不同这个民族同甘共苦呢？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疑惑的是面对着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的倒下？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作者：流石。写于2010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