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死了！”
“伊藤搽上红的、绿的、黄的困脂香粉，摇身一变，天天晚上玩弄各种迷人的手腕呢。”须山笑着说：“你看，那儿有那么多三越、松坂屋的包装纸，全都是进贡的，真是幸福的人儿呀！”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为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板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动地去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像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须山。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运气不佳！”
“小芳还没有……？”我两手托着腮，没有转过脸，只用眼睛看着伊藤，这么问道。
“什么？”伊藤反问了一句。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的表情（在一刹那间）稍为动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回答我说：“早着呢！”
“说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谈呢！据说是因为咱们这些男同志，一旦结了婚，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千多年的旧意识仍然会发作，也会把咱们的阿芳当作奴隶来看待啊！”须山笑着说。
“须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几乎是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说话。
“是没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这么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个身子说。
“太不相配了！”我说。
“谁不相配？我吗？”须山嬉皮笑脸地说。
“这小子，真不要脸！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我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我把我们周围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确实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这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为党工作，那该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这样在一起工作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把伊藤当作这个问题的对象考虑过。当然，这也说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来。
“我负责给你找一个好样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这么说，但也包含着我的真心。这时，伊藤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好像是要抄近道，转了好多条黑暗的街道，突然开进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我赶忙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盖在额头上。
“到哪儿了？”
一问，说是银座。我想这一下可槽了。这种繁华的场所是很不好对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说，只好装做没事的样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点。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银座座了吗？！掰着指头一算，有四个月没见了。我不时地抬眼看看大街的两旁，这一带跟我从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大大地不一样了。我不知不觉地贪婪地看的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经产生过和这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监狱的时候，因为要出庭预审，我被戴上了手铐，装上监狱的囚车，在开往法院的途中，我从镶着铁格子的车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新宿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真想把每一个建筑物、每一块招牌、每一辆汽车，乃至拥挤的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看个仔细，我非常留意，想从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同志。记得后来回到监狱的单身牢房时，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两天。
车子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电铃滴铃铃地响起来，对面电杆上的红灯亮了。我坐的车子只好在停车线前停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从车窗外拥过去。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行人中还有的朝车子里瞅着呢！为了万一出事好逃跑，我把手握着另一边车门的把手，把脑袋搭拉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电铃又滴铃铃地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松了把着车门的手。
我看到无数个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过去，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漫步这回事。对我来说，既不允许随便到外面去溜达，就连在屋子里也不能轻易地打开窗子，让外人看到我的脸。在这一点上，我跟关在拘留所或单身牢房里的同志们没有什么两样。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同志更加难受，因为我虽然能够随便外出走走，但是必须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觉，感到非这么做不可，所以还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块儿生活的笠原，看来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有时还是想跟我一块儿到外面走走，可是这根本办不到，她就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了。再说她白天上完班回家来，我总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为我是白天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连一块儿坐在屋子里的机会都很少。这样的状况继续了一两个月，眼看着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兴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日子一长，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发泄起来。一个完全不能过私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一件苦恼的事。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决心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愿望。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
我半路上下了汽车，走了两站地，然后踅进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没精打采，横着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被人家裁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其实笠原并没有干过什么事，而公司里却在议论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来的房东（也是她的保人），发现她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的住处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处仍说是以前的地方。这么一来，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赶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来，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来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费用，勉勉强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没有使工作受到妨碍。所以她的解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原来公司决定要解雇一个人，起码得要向它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职金，可是，因为我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就没法去硬要，实际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钉子，说没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经算是便宜她了，所以还是希望她老老实实地自动退职。
我们立即面临极大的困难。糟糕的是楼下房东大婶很快就会知道。如果得不到房东的很好信任，单凭这一点，就会被人们怀疑。这么一来，就不仅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了，而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很快就会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得出去四次，以前坐车去的地方，现在我决定改为步行了。所以每进行一次街头联络，前后要多费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一道要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眼看着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们发起了“募捐”,见到一个同志就苦笑着说：“当不成须山的‘神田伯山’了！”要他们给我五分、一毛。须山和伊藤很为我担心，他们说自己是过着合法的生活，没有钱关系不大，而且还可以向别人借，因此从每天的工资里拿出五毛一块的给我花。我感到不能随便地花这些钱，只用于联系工作的交通费，吃饭方面就尽量节约。茄子很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把它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顿饭，就靠边种酱茄子凑合过去。接连吃了三天，身体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后来就用开水泡上饭，使劲地闭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饭吃还算不错呢，有时候只在早上吃一顿饭，晚上要进行三次街头联络，而且没有钱坐车，必须要步行着来回，自己感到确实够惨的。有一次，心里想，见到那个同志，总会吃上一顿面包吧，于是抱着指望去了，结果却大大地失望了。那个同志感到很过意不去，说他现在就去见M,也许他会拿出面包钱，要我一块儿去试试。我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加上M又是熟人，因此就决定跟着一块儿去了。在M那儿，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着说：“为了吃一块面包，你达样一个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是给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说：“抓住了，我第一句话就说：给我面包！”说完我也笑了。--不过，我也感到这样继续下去，确实很不妙。为了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把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不遭逮捕，这么蛮干和冒冒失失是不行的。
我下了决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气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馆去当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处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绪很不好。她一听我的话，突然扭转过身子，露出一副厌烦的、阴沉沉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看她了，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顽强地一声不吭，我没有办法，也只好不说话了。
“你又说是为了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静地低声地这么说。接着，也不等我回答，却突然尖声地喊着：“当妓女也行呀！”
正因为笠原平时总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为我的牺牲。如果要说牺牲，那我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都生活都牺牲了。每当跟须山、伊藤他们碰头之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点不能疏忽、丝毫不能随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产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活，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所必不可少的牺牲。
可是，笠原还不能真正领会这个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为我牺牲”.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像我这样一个糊涂虫，就应该为你牺牲！”--可是我是一个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为这样的一个“我”而牺牲，那是意味着什么。我是组织的一员，保卫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所以我必须要十分保重我自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笠原只知道个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别人。
我跟笠原仔细地说了这个道理。她默默地听着。这天晚上，她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睡了。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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