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叛

1926年北伐军连战连捷，先是汀泗桥、贺胜桥两场血战打垮吴佩孚主力，夺取了武汉。紧接着又击溃了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占领南昌、解放上海。

此时，虽然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既定方针和“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下，国共两党在北伐中取得了卓越的战绩，然而内部裂痕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伴随着革命思想的星火燎原，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农村爆发了广泛的反地主、反士绅的运动，而部分北伐军官就是士绅出身，后方“士号于乡、农怒于野”，导致北伐军军官阶层人心浮动；另一方面，随着北伐推进，中共领导的工会在各中心城市频繁发动罢工，令他们深恶痛绝，而上海是买办资本家的大本营，所以江浙财阀们迫切需求能制约共产党的力量。

自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就一直暗涛汹涌，左右之争愈演愈烈。先是1925年夏廖仲恺遇刺，后是1925年底的“西山会议”的分党运动；而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政治立场右转的信号，但忧虑自身地位及对军队的掌控力不足，始终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1926年11月，南昌北伐军前线指挥部，总司令蒋介石迎来了一位到访的上海故友——虞洽卿。很明显，此次密会是蒋与江浙资本家达成一致、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关键。在党内，蒋介石无论个人形象、资历、声望都比汪精卫远为逊色，他唯一的优势是掌握军队；而虞洽卿、张静江、陈其美、张嘉璈、陈光甫等江浙财阀集团，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深深地恐惧，而北伐战争中提出的“收复租界”的口号更是触及了这些买办阶层的根本利益（《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中明确提出：“消灭军阀、驱逐列强、收复租界、收回一切主权”的口号）。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狼狈为奸，一场政治上的腥风血雨在所难免。

1927年3月20日夜，北伐军占领龙华，进逼上海；3月2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解放上海，但也让上海的资本家们如临大敌，加紧布置反共事宜。3月29日，虞洽卿又与荣宗敬、穆藕初等上海商业联合会其他代表共29人，集体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明确地向资本家们保证：“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赠与蒋介石，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又筹集了300万元大洋的资助；反革命政变的经济基础已经解决，而暴力集团也也已经就绪——黄金荣、杜月笙的青红帮；同时，蒋介石派人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表达“遗憾”之意，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

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染红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已遭严重摧残，湖北被杀害的农会会员4700余人，湖南被杀的农会会员达20000人；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

历史我们先讲到这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毫无疑问是对共产党的严重打击，革命进步势力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为什么题目里面要说，这是国民党的第一声丧钟呢？看似已经把对手十成杀了七成的一次“成功”的政变，为什么会是自己败亡的起点呢？今年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十周年，我们从源头细究国民党的败亡，除了可以明史实、正视听，还有很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毫无疑问是为了满足自己权力欲望的一次“篡党”行为，这里的“背叛”有三重：第一重，很明显，背叛了自己并肩作战反帝反军阀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第二重，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既定方针，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在夺权后放弃反对帝国主义、不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可以看作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不记得的可以去查查三民主义的定义）；第三重，背叛了国民党的组织基础。

第二重背叛，可以算作国民党败亡的根本，因为这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客观规律，毛主席说得好：“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社会要进步，这是历史潮流，谁也挡不住的”，当蒋氏国民党放弃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而对于国民党组织基础的背叛，这是国民党走向败亡的第一步。

看过《走向共和》最后几集的朋友肯定记得，国民党三百万党员，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但袁世凯一旦采用高压政策，国民党瞬间分崩离析、毫无战力。所以孙中山就开始反思，在新国民党里用了向领袖宣誓效忠这样的方式意图增加凝聚力，也直接导致了他与黄兴的决裂。后来陈炯明的背叛让他发现个人崇拜这招也不好用，于是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1923年深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合（效仿）俄国和容纳（依靠）中共举措的政治落地。为解释这一绝大的政策改变，孙氏其后于广州大本营的好几次演讲中都强调：“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效仿。……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以我党师法。”

当年孙中山先生重组国民党，用的苏联顾问，完全参照苏共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方略；蒋介石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常委，是共产国际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25年胡汉民代表国民党要求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担心过早引发帝国主义干涉，两次拒绝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所以说从从“列宁式”政党组织的传承来说，国民党即便不能说比共产党继承了更多的遗产，起码也算是拥有共同的起跑线，那么问什么国民党很快就在赛跑中落后了呢？

（二）质变

答案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更是蒋介石的一次武力“篡党”的行为。对国民党自身而言，不但左派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基层组织几乎损失殆尽。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一个党的战斗力来源于他的基层组织，然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都被划分为了“左派”而与共产党一并遭遇屠杀。可以说蒋氏国民党在清除了共产党这一政敌的同时，也阉割掉了本党最为宝贵基层组织和行动力。

后来的国民党政工人员也不得不承认，当时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有“争事不争权”“你不干我干”“不信任不休”等优点，“劳苦毁誉，在所不计”，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如此的人格品格，不但能够感动上官，更能成风化人，带动普通学员加入中共，至少是同情中共，也使得更多人急剧左转。在《整理党务案》后四个月，黄埔军校中士官生已经有八成是左派。

王奇生先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最根源地问题在于，清党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黑帮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1/3。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都说蒋公是共谍，要真说“论迹不论心”的话这话也没错，毕竟一个朝气蓬勃、拥有最广基层组织和最有战斗力党员的国民党，就这样被他毁掉了。从此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一个革命政党变成了维护大买办、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式政党。

自清党之后，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武力和特务机关。国民党执政模式可以理解为“军——政——党”，而共产党则恰好反过来，无论是闹革命还是执政，永远是“党——政——军”，这也保证了其碾压国民党的战斗力。蒋式政权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与其定义蒋政权为国民党政权，不如定义其为“黄埔军阀”，事实根据其一如既往的表现来看，它只不过就是当时全中国势力最大的一个军阀而已。

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因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然而这又能怪谁呢，当1927年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权力和欲望举起屠刀的时候，蒋家王朝和被篡夺的国民党二十年后败逃台湾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

王奇生先生给国民党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弱势独裁党”——既想一党独裁，却没有相匹配的组织架构，尤其是基层组织的缺失，只能依靠白色恐怖、特务政治来维系政权，这样的弱势独裁在面临革命的狂风暴雨时，也自然是如朽木一般不堪一击。从政治上看蒋氏政权具备了法西斯政权的核心要素：“黄埔军政权”、“特务政治”。

周恩来总理评价的好：“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至于黄埔军政权是不是法西斯政权，我们蒋公从来大大方方的承认，1933年蒋介石在演讲中公开宣称：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三）溃败

组织基础的溃散带来的就是腐败与低效，这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很明显的表现。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的腐败是出了名的。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搞禁毒，大毒枭杜月笙走了孔家的路子，然后禁毒局长、宋美龄、孔祥熙都入了股，鸦片厂改名吗啡厂，上海各大烟管照开；搞缉私，戴笠倒是搞得不错，把大大小小的走私组织一扫而空，然后戴老板摇身一变，接管了这些走私组织的生意，组建了横跨半个国家的走私帝国，在抗日战争中大发国难财：从缅甸和阿萨姆邦（印度东北部的邦）延伸到云南、广东和福建，光是往国统区走私汽油，参与者就达50万人之众。解放战争时期剿总下属的一个汽车队被地下党暗中控制，长年有三分之二的汽车为解放军运输物资，三分之一为国军跑，就这样，车队还经常受嘉奖，无他，没有共产党控制的车队连跑都没法跑，其他汽车队要么在走私，要么就直接把车拆了盗卖零件。

所以你们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民国：禁毒局长参股鸦片厂，管交通检查局（负责缉私）的人是最大的走私头子，更不要说四大家族这一群在GDP只有30多亿美元的年代能敛出60亿家产的经济奇才(光被美国查出并冻结的在美非法资产的现金部分就有20亿美元)。难怪杜聿明在指责郭汝瑰是共谍的时候理由竟然会是“一顿饭就一两道菜，沙发旧了都只打两个补丁”——一点都没有“我党作风”，必是共谍无疑。

在经济方面，民国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基层组织，税收基本靠掠，兵源基本靠抢，从根本上就比共产党棋输一着。根据《剑桥民国史》的数据：共产党解放区早1946——1947财年，公粮征收就达47亿斤（东北26亿斤，山东11亿斤，华北解放区8.6亿斤，西北解放区2.2亿斤）。公粮占整体税收的比例一般在1/2~2/3浮动，即便按照2/3计算，解放区1946——1947的财政收入也能达到80亿斤的水平上下，而同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2亿美元（折合粮本位货币60亿斤）。

看起来很震惊是不是，只占国土不到1/6的解放区，其财政收入竟然比整个国统区高。无他，就是因为有效的土地改革，有效的基层组织，而这两点国民党一样都没有。随着解放区逐渐扩大，土改持续深入，这个差距还将继续拉大。等到1949年解放军占领全国的时候，拥有4亿人口的新中国当年财政收入高达304亿斤，相当于11亿美元，是1946年拥有3亿人口的全盛时期国民政府的整整4倍，折合当时银价差不多2亿两，甚至超过了清代同光中兴创下的中国历史1.5亿两的岁入记录。

就拿近年来一直被吹嘘的“黄金十年”来说，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只看当时工业统计数据会说谎，因为把东北日占区也算进去了，就比如说十年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的7成是"外资"，而外资的将近9成是日本四大财阀在东北的投资建的电厂。

满清末年大清国还能自行生产军舰，重型火炮，马克沁机枪，到了凯申公30年代兵工厂退化只能生产步枪和一点迫击炮。成渝铁路，是清末保路运动爆发的诱因，也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这个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民国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二十多年都没完成的铁路，共产党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1949年四野准备解放武汉的时候，中央数次电令林彪，要以“当年保护故宫的重视程度保护汉阳铁厂”，结果地下党递来消息，抗战胜利后汉阳铁厂压根就没复产，敌人也没有任何破坏的计划。老佛爷地下有知，估计都要瞧不起蒋介石啊。

在军事上，一个强有力的新军队与一盘散沙的旧军阀的差距就更为明显。有道是“撤退转进其疾如风，迂回包抄其徐如林。烧杀劫夺侵略如火，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反观共产党，长征出发时将近十万人，过了湘江还剩三万，到达陕北中央红军仅剩一万余人。在军事史上，战损率平均超过20%就是溃败，30%整个部队就被打散了，50%就是全歼。战损率超过90%还能保留基本完整的建制浴火重生，历史上独此一家。

马前卒先生在《47年中央敢于在西北和胡宗南兜圈子的真实原因》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共产党部队对国民党的碾压，这个根源同样是出在组织基础：

毛泽东敢于在陕北和国民党捉迷藏的信心何在？我认为关键因素是国民党军是一支旧式军队，战术分队的作战能力极差，几乎没有能力控制战场空间，所以战术情报搜索能力近乎没有。所以，一旦离开国民党军主力编队几百米，就算是中立区，也是共产党的天下，更别说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了。毛泽东就是倚仗这个优势，才敢于带几个连的部队在陕北吸引国民党重兵集团，在距离胡宗南主力几十公里的地方安心办公。

对于国民党士兵来说，打仗的唯一动机就是为了对得起军饷。但军饷涨的不如通胀快，等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老兵月薪已经买不起一斤菜，一年的饷钱买不起一双鞋，打起仗还有人上阵，纯粹只因为督战队和战后的抢掠。这样的军队，一个师一个团集合在一起，还能勉强靠从众心理维持一个秩序，让一个连一个排单独出去侦察，离开主力几十里掩护行军，谁愿意去送死？谁愿意在没有高层军官和督战队盯着的情况下真的和共军作战？就算高级军官的嫡系单位有前出侦察的能力，折损了太多的嫡系，军阀又怎么控制部队呢？所以，野战状态的国军总是拥挤在一起，一个团控制一个点，一个师只能控制一个较大的“点”。就算因为住宿和后勤条件被迫分散到几个村镇，也不过是控制一连串的“点”。能把阵地连成“线”的都算强军，更不要说随时控制周围的整个“面”了。毛泽东带着几个连的精锐警卫，在原地方情报网支持下，游走于十几个“点”之间，看似惊险，实际上是面对“弱者”的有恃无恐。

但是，国军没法“散”开，共军却能。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即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方案里看到了社会的希望，农民在阶级斗争里看到了社会正义的重建。所以，愿意俯身改变社会的洋学生和比较有想法的农民集合起来，构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中层。政委-主官双长制本来源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监军制，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高效结合方式。

八路军-解放军的分队因此拥有可靠的战斗力和主动作战的积极性，能够“散布”在战场上。能聚能散，这在大范围野战中意味着绝对的优势。因为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情报来自战场侦察，而侦察不仅仅意味着偷窥对方的部署，还意味着驱逐对方的侦察-巡逻分队。强力的侦察分队可以压缩对方的外围分队，尽可能接近对方主力，同时用频繁的巡逻在自己的主力周围“包裹”一层厚厚的“信息屏障”。作为拥有强力分队的一方，解放军只要用少数兵力乃至地方部队就能控制战场，把国军的侦察分队逼回主力附近。国军因此成了聋子、瞎子，只能根据不太准确的空中侦察来判断对方的动向，到了夜间完全丧失机动性和信息来源。解放军则可以从容地使用兵力，把国军装入一个又一个“口袋”，或是把少量正规军隐藏在侦察分队组成的“信息屏障”后面冒充主力，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到少数地段去打歼灭战。

在另一条战线——隐蔽战线上，国民党同样一败涂地，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组织基础上去找。1921年之后中国情报史。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叛变共产党、潜在共产党同情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南京军统总站，十几个人，除了泡病号的一把手，剩下的基本都是共谍。来了两个新人，半年不到就宣誓入党去了。因为老是没有一把手，从外面调来两个领导：一个是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潜入地下的老资格地下党，另一个觉得这地方不太对劲，呆了一段时间也去泡病号去了。那个段子“站长召集大家开会：‘我们中出了一个国民党’不是笑话”。某特务向他的上级坦白，曰自己是共党卧底，当天就被锄奸，因为他的上司也是共党卧底——这也是真事。剿总司令傅作义的闺女、总统秘书陈布雷的闺女，伪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等等统统都是共党。郭汝瑰和刘斐两人互相指认对方是共谍，才有了杜聿明上面那段逗比的话，问题是两人都是共谍。莱芜战役总结会，三个共谍韩练成、郭汝瑰和刘斐互相推卸责任，最后是联合白崇禧把黑锅尽量往别人头上推，最后这黑锅落到陈诚那里了。

别说这个，蒋介石精挑细选、非浙江人不用的侍从室，都被渗透的千疮百孔。侍从室少将段伯宇，在常凯申身边；弟弟段仲宇在上海管港口，老蒋撤退台湾他一手布置。侍从室还有一个共谍，蒋介石宠儿中的宠儿，宋美龄的舞伴——张默坚，层协助程潜、陈明仁起义。宋美龄的亲信阎宝航也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到解放战争后期，一批国民党起义的飞行员打算轰炸蒋介石的行辕做投名状，结果轰炸装置被一群地下党破坏了，可见共谍已经冗员过度，严重影响到了正常工作。

（四）苟活

从政治上来讲国民党是军政权的附庸，是靠特务政治、白色恐怖维系统治；从经济上讲，没有任何改变现有农业、工业经济基础的能力和动机，甚至其基层组织连征税效率都无法保障，同时也是新兴产业的抑制者。所以国民党的黄埔军政权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法西斯政权。而我国的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延续，1949年新中国成立、法西斯政府败退台湾，意味着世界主要大国中，已经彻底地把法西斯从地图上清洗干净，共产主义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决战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法西斯军政权，国民党总是处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从未让人失望：国民党为彻底“消灭”红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敌人起初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残杀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民数万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

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敌人屠杀3000余人。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上图这本书作者名为有廷麟，是台军特战军官，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还为此书作序，今天这本书在台湾地区的一些高校内还有出借。书中有廷麟公开宣称，台军应使用包括强奸、屠杀、大范围投毒、破坏民生设施等卑鄙手段对祖国大陆进行破坏，其手段之下作、无耻比起二战时的日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之时，对拯救民族危亡不感兴趣、对提高民众识字率不感兴趣、对提高粮食产量拯救民众于饥饿不感兴趣、对发展理工科技不感兴趣、对改善黄河水利不感兴趣、对土地改革发展工业化不感兴趣、对解决遍地土匪恶霸乡绅不感兴趣，唯二有兴趣卖力去做的，第一是捞钱——是坐拥东南控制海关当外国买办打压民族工商业的兴趣；第二是剿共，因为共产党妨碍它实现第一个兴趣。

国民党之败，败得毫无意外，当他们选择成为旧势力的代理人之时，也就是他宿命消亡之日。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都输了，在战场上的一败涂地也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根基都断了，再怎么打也是打不赢的，这一切，都要从九十年前的那一场大屠杀算起。这就是为什么，1937年我们被人屠了首都，短短十四年过去，国家面貌焕然一新，雄赳赳气昂昂打进别人的首都；为什么同样是这一波人，解放战争的时候让林彪感慨“敌军溃退神速，我军追击不及”，到了朝鲜战场上就打出一个“万岁军”。

而就算同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逆中华民族大义的民进党，在这几年也把腐朽落寞的国民党秒到渣都不剩。就现在，这都生死存亡之际了，国民党各派还在内斗，真是古今中外也没几家了。这哪里是个现代政党啊，就跟个封建帮会一个样。当然绿营也好不到哪去，执政半年不到自己的“青年近卫军”时代阵线带头造反，现在台湾的政局就是菜鸡互啄，好不热闹。当然国民党还是更菜的那一方，蔡主席已经开始清算国民党党产了，国民党最后一丝气就要被掐尽了。我们要坚定这样的观点：好的国民党，就是死的国民党。是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为祸中华九十余年，生于不义，也必将死于耻辱。

毛诗有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