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是试图描述社会弊病的第一人。在他写作的年代，工厂里的新发明正在生产出以往世代梦想不到的财富。看起来人类似乎第一次拥有了手段，能够抵御为患于以往时代的自然灾祸。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任何改善。恰恰相反。受控于新工厂的男女和儿童，过着比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祖父母恶劣得多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几乎只够糊口；周期性的大量失业则把他们推到生存线以下。他们挤在悲惨、肮脏的贫民窟，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极易患上可怕的流行病。

文明的发展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和更好的生活，而是导致了更大的苦难。

不只是马克思，当时的其他一些大思想家也记述了这些——像英国诗人布莱克和雪莱，法国的傅立叶和普鲁东，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人类发现自己所置身的不幸状态称为“异化”——你经常还会听到这个术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这个术语表示男女不断发现他们受控且受迫于他们以往的创造物。因此，费尔巴哈指出，人类发展了“上帝”的思想——并屈身在它之前，由于他们无法驾驭自己的创造物而更觉悲惨。社会越进步，人类就变得越悲惨，也就是“异化”。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采取了“异化”概念，来描述那些创造财富的人的生活：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社会弊病的最流行的解释仍然宗教的。它宣称，社会的苦难缘于人类没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只要我们都“抛弃罪恶”，一切将会好转。

今天我们仍能听到类似观点，虽然通常并不诉诸宗教。比如这个主张：“要改变社会，你必须先改变你自己”。只要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克服了“自私”或“拜金主义”（materialism）（或有时“心理障碍（hangups）”），社会将自动变好。

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意见，声称不是要改变所有的个体，而是少数关键人物——社会上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也就是设法让富人和权势者“明白事理”。

罗伯特·欧文是最早持此思想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他从尝试劝说工厂主善待他们的工人开始。在今天的工党领导层包括其左翼当中，同样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你可以留意一下，他们是怎样老把雇主们的罪恶叫作“过失”，好像讲点道理就能说服大企业放松对社会的钳制似的。

   马克思把所有这些观点叫作“唯心主义”。这不是因为他反对人们拥有“意识”，而是因为：这些观点认为意识孤立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条件之外。

人们的意识跟他们得以生存的那种生活密切相关。举“自私”为例来说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着自私自利——甚至在那些不断努力地把他人摆在第一位的人中间。一个工人如果尽力为他的子女着想，或者想给领退休金的父母亲多奉献一点什么，他会发现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跟其他人斗争——获取一个更好的工作，加更多的班，力争上游以免遭到淘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你无法通过改变个人的头脑来根除“自私”或“贪心”。

关于改造社会，甚至还有更可笑的说法，就是去改变“上层人物”的思想。假设你成功地说服一个大老板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继而停止剥削工人，那他就会在跟其他雇主的竞争中落败，并陷入破产。

甚至对那些统治社会的人来说，关键也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他们从中获得这些思想的社会结构。

可以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改变社会的是意识，那么意识又从何而来？我们活在某种社会之中。报刊、电视、教育体系等等传播的意识是维护这种社会的。每个人又如何能够形成完全不同的意识呢？因为他们的日常经验跟我们社会的官方意识是相悖的。

比如，要解释为什么今天信奉宗教的人比100年前少得多，你不能只是说：因为无神论宣传很成功。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听从无神论，而在某种程度上，100年前他们却并不如此。

同样地，如果你要解释“伟人”的影响，你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人同意追随他们。比如，说拿破仑或列宁改变了历史，而不解释为什么千百万人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来行动，这种说法就没有意义。他们毕竟不是群众催眠术士。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感到他们的建议看来是正确的。

只有当你理解了那些意识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它们，你才能理解意识如何改变历史。这意味着找到意识背后它们赖以发生的社会物质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宣称：“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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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哈曼。本文摘选自克里斯·哈曼《马克思主义入门小册子》，激流网有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