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又称“革命文学”，狭义上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左联”有关的文学创作活动，广义上包括四十年代以反映抗战和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文学史上对左翼文学有着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惟左翼文学为正统，忽略或排斥非左翼作家（以建国初的文学史叙述为代表）；一是否定或贬低左翼文学的成就（文革十年对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批判和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2000年以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日益趋于理性和客观。

“社会主义文学”又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指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创作，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注重文艺大众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又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如同对左翼文学那样，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贬斥到肯定和基本肯定的过程，由于政治的原因，对“文革文学”则始终持否定的态度。

作为曾经对20世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种文艺思潮，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性自不待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支配下的文学艺术，在价值空心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齿轮下，也越来越丧失了文艺应有的精神品格和批判力量。在此背景下，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如何避免被业已成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学体系不断边缘化和“博物馆化”，重新激活文学中消失已久的批判现实和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理想主义精神，便成为了一种“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我们拟编选《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对这两种重要文艺思潮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全书上下册，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授权硬壳笔记本和新世纪评论公众号陆续推介。

蒋光慈，1901～1931。原名侠僧，笔名光赤，六安人。“五四”时期参加芜湖地区学生运动。民国10年（1921）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文学活动，曾任上海大学教授。民国16年与阿英、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拓荒者》等文学杂志，宣传革命文学。著有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野祭》、《冲出重围的月亮》等。

蒋光慈

蒋光慈，这位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呕心沥血，以致献出年轻生命的作家，虽然生命短暂，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特别是1924年蒋光慈从苏联留学回来之后，到1931年去世，短短的6年间，他以笔为武器，鞭挞黑暗，歌颂光明，召唤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大众起来斗争，先后发表了《新梦》、《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冲破云围的月亮》、《咆哮了的土地》等近200万字的作品。他的作品，充满了“可以吞蚀天经地义的奔进的情绪”，紧紧和现实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催人奋进，给人力量。特别是《新梦》、《短裤党》等作为革命文学的奠基作品，第一次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工人领袖的崭新形象，对在黑暗中探索的有识之士，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抱不平的歌者，而不是在象牙塔中慢吟低唱的诗人。”他正是用自己的歌声，向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1年8月，在特务、军警的追捕下，蒋光慈严重的肺结核得不到治疗，导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鲁迅、钱杏邨（阿英）等人曾表示了深深的遗憾，郭沫若也深为感慨地说：“可惜死太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练，‘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的罢！”

一

1924年，蒋光慈23岁，正值风华正茂。他刚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归来，与4年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他出国学习相比，他已经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未及好好休息，他未及回安徽六安白塔畈故乡探望离别4年的父母，便按照党的负责人之一、好友瞿秋白的安排，风尘仆仆南下上海，在我当领导的上海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当时，上海大学坐落在西摩路和南洋路口，这个学校从外表看相当简陋，仅只几幢临街二建的普通楼房。但这里确实是一所非常出名的学校，聚集了一大批为寻求真理而从祖国各地用来的热血青年，像瞿秋白、邓中夏、陈望道、沈雁冰、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

二

1924年1月3日凌晨。他起了个大早，给在河南开封的女友宋若瑜写了一封信，说：”我很有意志愿办一个文学刊物，以振作中国的学界。接着，他一连几天同沈泽民等人紧张筹备，到1月15日他主持的春雷文学社的启事，便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启事日：“光慈、秋心、泽民，组织了这个文学社，宗旨是想尽一切力量，挽一挽现代文学界靡靡之音的潮流”。第二天，《春雷文学》）专号就正式创刊了。为了表明刊物的方向和鲜明的革命态度，他写了《我们是无产者》一诗，代“发刊宣言”。“朋友们呀，我们是无产者/有钱的既然羞与我们为伍/穷人们当然要与我们交悦/我们的笔要为穷人们吐气/我们的怒吼能为人们壮气/哦，我们是无产者！”蒋光慈此时激情昂扬，深怀优国优民的抱负，思想、鲜明犀利，矛头直指黑暗的反动统治者。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曾忆起幼时我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种下不平的种子。”此后，《春雷文学》专号还发表了一大批鞭挞黑暗、同情劳苦大众、号召人们起来斗争的作品。但由于观点太直露，戳痛了反动统治者，春雷文学社不到三个月即被查封了。

三

1924年8月，整个上海处于燥热之中。一到晚间，人们大都摇着蒲扇，涌到马路边和江边乘凉。而蒋光慈却不顾炎热的袭击，躲在亭子间里挥汗如雨地撰写文章。其著名论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便是这时问世的。

这段时间，他在参加党的活动和教学之余，不仅致力于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激励人心的诗作，而且还重视革命文学的理论的建设。在此之前，陈独秀曾发表过《文学革命论》,李大钊提出了“什么是新文学”的看法，鲁迅发表了“听将令”和“遵命文学”的主张，以及邓中夏、恽代英等都通过《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蒋光慈也先后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界》等一系列富有远见的理论文章，号召作家进行革命文学创作，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向前迅进。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是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化开一条新途径。”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步主张：“谁个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斗争，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这些观点，直面现实，深人浅出，无私无畏，且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了起来，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四

1925年1月，上海的天气一直阴沉沉的，天空断断续续地飘着稀：薄的雪花。一天，蒋光慈得到通知，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由党领导的上海书店出版发行了。他兴奋异常，赶到印刷厂，亲笔在扉页上题词道：“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诗集收录了《红笑》、《新梦》、《劳动武士》等41首诗。诗中表达了他热爱社会主义、追求革命理想的情怀，歌颂了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丰功伟绩；以昂扬的激情呼唤工农大众同腐朽斗争，并激励他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新梦》的出版，正值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五卅运动爆发的前夕，它传播的革命思想，反映的时代精神，非常鼓舞人心因此，钱杏邨称赞《新梦》：“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孟超也说：“老实讲，在没认识他以前，我是早已被他的《新梦》等诗歌触发了革命热情的，而且当时不止我一人受到他的鼓励，不少青年也因为他昂扬的歌声而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为了创作更多的革命文学作品，蒋光慈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除了上课，便是写作。无暇休息，更谈不上消遣。连父母多次来信催他回家一趟都未成行，甚至连同女友宋若瑜见第一面的功夫也抽不出来。在此之前，他们仅只是鸿雁传书、互递爱情。

五

这年11月，秋风阵阵，菊花初艳。继《新梦》之后，蒋光慈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一时间，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小说描述了佃农出身的少年汪中，在父母双亡后到处漂零，时代的风雨使他踏上革命道路的生动而曲折的故事。似一股清泉流向久渴的土地，滋润了那一颗颗奋进的种子。该书成为风云一时的进步读物，在全国广泛流传，即使反动当局下令各地严加查禁，也没阻挡住人们争相传阅的潮流。许多苦恼、优郁、仿徨不定的青，年，在汪中形象鼓舞下，纷纷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许多人给蒋光慈写信，称他的这部作品似一盏路灯，为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正如陈荒煤说的：“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的迷茫和郁闷，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使我当时感动得落下泪来。”陶铸也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

少年漂泊者

这正是蒋光慈写作此书时的初衷。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因而干劲更大。在风雨飘摇、警探盯哨的恶劣环境中，他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昼夜写作，即使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也不听瞿秋白、钱杏邨等人劝告，不去医院治疗，此致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休虚弱不堪，他说他舍不得花去宝贵的时间。当时的文坛上，直接写革命者的作品很少，即使有，也是采用隐讳的笔法，老百姓不易理解。所以，他要以朴实的文笔，努力写出更多的作品，唤醒广大工农群众，激发他们起来斗争。

小说《少年漂泊者》的出版，正当国共两党建立第一次合作关系之际，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为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蒋光慈为了更好她从事革命文学的写作，又要设法摆脱特务的检查和跟踪，他在这一时期不断更换笔名。以蒋光赤、光赤、侠生、宣恒、华维素等笔名，发表了《鸭绿江上》、《野祭》、《纪念碑》等大量的小说、诗歌，以及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文章。

1926年9月，北伐革命军从南方向中原地带节节挺进，势如破竹，将军阀吴佩孚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了配合北伐军的活动，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这时，蒋光慈奉党的指示，北上张家口，在冯玉祥部当了一段时间的俄文翻译后，又赶回上海参加新的革命斗争。为工作之便，他从原法大马路搬到了青云路，居住在静安寺的一个亭子间里。这间屋只有四五平方米，蒋光慈自称为“鸟笼室”。屋虽小但他却住得很舒心。瞿秋白、张太雷等不少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住在附近，便于互相联系。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又黑又冷。瞿秋白来到蒋光慈的“鸟笼室”,告诉他自己暂时要离开上海，奉中央指示，到武汉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蒋光慈的工作，以后可与浙江省委多联系。瞿秋白还说，今晚是特意来看望他的，因为第二天早晨就要出发。对于瞿秋白，蒋光慈一直是很敬重的，他们不但有着上下级工作关系，而且也是知己。几年前，他们在莫斯科相识，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一直携手并进，互相鼓励。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问题，蒋光慈受到不少启迪与帮助。这会儿，瞿秋白坐在蒋光慈的书桌旁，与他倾心交谈，并交待了一个任务，让他写一篇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小说。

蒋光慈听了兴趣很大，便赶紧同瞿秋白一起讨论写作提纲，安排章节内容。已是深夜了，瞿秋白临走时曾殷切地对他说：“现在直接为革命写作的作家不多，你能积极为革命呐喊，确实难能可贵。但作为一个党员作家，要写出深刻、真实的革命作品，必须积极参加实际斗争，深切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

瞿秋白紧握着蒋光慈的手，两块深度近视眼镜片上，放射着期望的光芒，希望他努力克服粗糙的缺点，创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来。

“放心吧，我将竭力用心血去谱写好这一支党领导工人斗争的颂歌。”蒋光慈把瞿秋白送到门外，目送那一副清瘦但蕴藏着巨大能量的身影渐渐远去，直掩至没于昏黄的路灯光里。

好友推心置腹一番话，使蒋光慈深受启发。他激动得睡不着觉。由于他与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都很熟悉，在起义后期亦有过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为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而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便不禁周身热血沸腾，连夜构思起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来。

第二天晚上从学校归来，他即开始动笔，半个月后，终于完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篇之作-小说《短裤党》。

作品着重塑造了工人领袖、共产党员等一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特别是杨直夫这个勤恳、忠诚、顽强的党的领导者形象，更为打动人心。小说是记实性的，除了杨直夫是以瞿秋白为原型外，其他主要人物如秋华，是以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为原型，史兆炎，以赵世炎为原型，沈船舫，以孙传芳为原型，张仲长，以张宗昌为原型；江洁史，以蒋介石为原型，等等。小说的情节，大都与史实基本相符。

小说完稿于4月3日深夜，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有9天。可蒋光慈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看出蒋介石伪装革命的面目。他站在“鸟笼室”临街的小窗旁，凝视着沉沉黑夜，不觉涌出愤怒的激情，遂在稿子上加了这么一段话：“以前以拥护工农政策自豪的江洁史（蒋介石谐音）,现在居然要反共。唉，这些东西总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自己不拿住政权，任谁都靠不住。”

其远见卓识，确实震耳发聩。该书被当作重要稿件抓紧出版后，在社会上反响极为强烈，各种报纸上出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文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大规模斗争的作品，是一座值得纪念的历史的丰碑，也是蒋光慈小说创作上的重大收获。至此，蒋光慈又一次实现了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工人阶级，表现中国革命，推动革命斗争前进的愿望，为中国革命文学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他自己也更加全身心地投人为党为人民写作，为革命文学呐喊的行列中。如后来他主持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办《太阳月刊》；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候补常委，主办机关刊物《拓荒者》，以及与鲁迅等人展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并肩战斗等等。

“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支秃笔当作我的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他这段深情而自信的语言，将燃烧着我们，永远不忘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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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继明。来源：公众号“硬壳笔记本”。责任编辑：卢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