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
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逝世，年仅46岁。葛兰西虽然被墨索里尼政权囚禁长达11年之久，但却从未放弃对意大利局势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狱中札记》正是这一思考的结晶。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推出其中的一篇札记。在这篇札记中，葛兰西论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东西，一是局势分析，二是力量对比。葛兰西认为，为了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分析革命的局势；而为了分析局势，就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这里，既要避免“经济主义”的错误，即把一切都归因于单一的经济因素；也要避免“意识形态主义”错误，即把抽象的原则当成分析问题的前提。
研究应该怎样对“局势”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研究应该怎样去确认不同水平的力量对比，能够有助于我们初步说明什么是政治的科学和技艺，也就是说，提出一整套用于研究工作的实践原则和细致的观察，这些观察可以唤起我们对有效现实的兴趣，激发更精确、更强劲的政治洞察力。与此同时，还要说明应该怎样来理解战略和战术、战略“计划”、宣传和策动，以及关于政治组织和行政的有机部署或[1]科学。在政治科学的著作里（例如在加埃塔诺·莫斯卡[2]的《政治科学原理》里），经验的观察通常是零零散散提出的。如果它们不是抽象的东西，不乏可靠的根据，这些观察就理应在不同水平的力量对比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国际的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在这里加一些注释，来说明什么是大国，说明各个国家在领导权[霸权]体系中的联合，进而说明对于中小国家而言的独立和主权的概念）[3]，到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各政治力量和各党力量的对比关系（国家内部的领导权体系）、直接的（或潜在军事意义的）政治关系。
国际关系（在逻辑上）先于还是后于基本的社会关系呢？无疑是后于。经济基础的每一次有机的更新，都通过技术－军事的表现形式，在国际领域里有机地改变着那些绝对的和相对的关系。甚至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也（在逻辑上）不是先于而是后于经济基础的更新，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这些更新产生反作用（其程度正如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所产生的那一类反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也被动地或主动地对（各党在领导权上的）政治关系产生反作用。一个民族的直接经济生活越是从属于国际关系，一定的党就越是会出来代表这种局势，并且利用它，以防止对立的党占据优势（想想尼蒂[4]的著名演说：意大利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系列的事实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外国人的党”[5]往往并不是人们一般称呼的那种意义上党，它恰恰是最民族主义的党，与其说它代表了自己国家的生命力，不如说它实际上代表着这个国家对掌握领导权的民族或民族集团的从属地位，以及经济上的被奴役。[6]
为了正确分析在某个历史时期起作用的力量，并确定这些力量的对比关系，就需要恰当地提出和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我们必须恪守两个原则：（1）无论哪一个社会，除非在解决任务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出现和发展过程中的时候，是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的；（2）无论哪一个社会，在它的社会关系所包含的全部生命形式首先得到发展以前，是不会解体的，也不可能被取代。[7]从对这两个原则的思考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制定出一整套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然而，在研究经济基础的时候，需要把那些有机的（相对稳定的）运动和那些可以称作“行情的”[8]（表现为偶然的、直接的和近乎碰运气的）运动区别开来。行情现象当然也依赖于有机的运动，但它们却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产生的是琐碎、日常的政治批评，这种批评只关心那些直接对政权负责的小统治集团和个人。而有机的现象却可以产生历史－社会批评，它关心的是大集团的划分，从而超出了直接责任人和领导成员的范围。在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的时候，上述区分显示出最重大的意义。一场危机出现之后，有时可以持续几十年。这种非同寻常的持久性表明，在经济基础中，不可救药的矛盾已经出现（达到了成熟），但是，各种政治力量还在为了保留和捍卫这个基础而积极行动，它们还在竭尽全力地试图在一定限度内化解那些矛盾、克服那些矛盾。这些坚持不懈的努力（因为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形态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过时）构成了“偶然”现象的基础，各种敌对力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些力量企图证明，已经存在着充分必要的条件，使得一定历史任务的解决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其所以是必须的，则是因为任何逃避历史责任的行为都会加剧必然的混乱，造成更严重的祸患）。（归根到底，只有在这种证明已经变成新的现实而敌对力量已经胜利的情况下，这种证明才是成功的和“正确的”，而在短期内，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等一系列论战来展开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论战的说服力，根据它们改变社会力量现有配置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具体意义。）
人们在进行历史－政治分析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看不到有机的现象和偶然的现象之间的正确关系，所以，他们要么把只起间接作用的原因当作起直接作用的提出来，要么断定那些直接原因就是唯一有效的原因。前者表现出过分的“经济主义”或学究式的教条主义，后者则表现出过分的“意识形态主义”[9]；前者过高地估价了机械论的原因，后者则夸大了唯意志论的和个人的因素。应该区分哪些是有机的“运动”和事物，哪些是“行情的”或偶然的“运动”和事物；应该用这种区分来看待一切局势：不仅包括那些出现倒退或严重危机的局势，也包括那些出现进步和繁荣的局势，或者那些在生产力方面出现停滞的局势。我们很难确定这两种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两种研究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况且，如果上述错误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严重的，那么对于政治的技艺来说就更加严重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重构过去的历史，而是要去创建现在的和将来的历史。人们自身低级的、直截了当的欲望和激情是造成错误的原因，因为它们代替了客观公正的分析。这种代替不是作为激励行动的自觉的“手段”，而是作为自我欺骗产生的。在这里，蛇也会咬伤耍蛇的人，或者不如说，蛊惑家将成为他的蛊惑的第一个牺牲品。
马志尼（1805—1872）
这些方法论上的标准只有被用来考察具体的历史事件，才会显而易见地在教育作用上获得充分的意义。[10]我们可以这样有效地考察从1789年到1870年在法国发生的那些事件。我认为，要想讲得更加清楚，实在有必要观察整个这一时期。事实上，只有到了1870和71年，由于巴黎公社的尝试，1789年诞生的全部胚芽才结出了历史的果实；也就是说，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新阶级不仅已经战胜了不甘承认其彻底失败的旧社会的代表，而且还战胜了断定在1789年以来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新基础也已经过时的那些最新的集团，从而不仅向旧阶级，而且向更新的阶级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时，从1789年的实践中诞生、1848年前后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发展的政治战略与战术的全部原则，又都在1870和1871年失效了（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归结为所谓“不断革命”的公式[11]；如果研究一下这个公式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马志尼的战略——例如1853年的米兰起义，以及后者是不是自觉接受了这种影响，会很有意思）。有一条事实可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历史学家在为构成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大堆事件确定范围时，从没有半点共识（当然也是不可能有什么共识的）。有的人（例如萨尔韦米尼）认为，大革命完成于瓦尔米战役：法兰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并且已经能够组织起政治－军事的力量，来坚持和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也有的人认为，大革命一直持续到热月政变，他们甚至还提出有过不止一次的革命（例如，按照他们的说法，8月10日[12]本身就构成了一场革命）。对热月政变和拿破仑所作所为的解释造成了最尖锐的矛盾：它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还有的人认为，大革命的历史一直要持续到1830年、1848年、1870年，甚至要持续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这些看法都有点道理。的确，法国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在1789年以后的发展只有到了第三共和时期[13]才相对地安定下来，并且在经过八十年相隔越来越长的革命浪潮的起伏——1789、1794、1799、1804、1815、1830、1848、1870——之后，法国才享有了这六十年平稳的政治生活。恰恰是对频率不断变化着的这些“浪潮起伏”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一方面重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中重构有机的运动和行情的运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以指出，在不断革命这个政治－历史的公式里，我们也能够发现我在这段札记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两个方法论原则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
同一难题[14]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力量对比的问题。我们时常在历史叙述中读到这样的句式：“力量对比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这样那样的趋势”。像这样抽象的提法没有或几乎没有说明任何东西，因为它无非是把一件需要说明的事实重复了两遍，头回是作为事实，二回是作为抽象规律、作为说明来提出。因此，这里的理论错误就在于把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原则当成了“历史的原因”。
同时，我们还需要区分“力量对比”的不同阶段和水平，它们主要包括：
（1）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可以用精确科学或物理科学的准确度来衡量的关系。在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各阶级的存在，其中每一个阶级都在生产活动内部代表了某种职能，有着它特定的地位。这种关系是固有的，是不可移易的现实：谁也没法改变工厂和工人的数目、城市和现有城市人口的数目这样的事情。这个基本结构使我们有可能去研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着对它进行改造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它使我们有可能去检验不同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水平，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产生于同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矛盾。
（2）下一阶段是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说，是对社会各阶级所达到的同质性、自觉性和组织性程度做出的评价。这个阶段又可以通过分析，进而被区分为与不同程度的集体自觉性相适应的不同水平，它们都已经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有所表现。第一个最初级的阶段是经济－社团的阶段：一个商人想到必须团结另一个商人，一个工厂主想到团结另一个工厂主，但商人却还没有想到要和工厂主团结[15]；也就是说，他们想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联合，想到了有责任去组成这样的联合，但却还是作为同业集团，而不是作为更广泛的社会集团。到了第二个阶段，人们意识到社会集团的所有成员需要为了自身利益而团结起来，但这种团结仍然限于纯经济的领域。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们已经提出了国家的问题，但这只是为了能够在政治－法律方面跟统治集团平分秋色，因为尽管他们宣称有权参与立法和行政，甚至在这方面加以修正和改良，却并没有脱离现有的基本框架。第三个阶段，人们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社团利益，随着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将超越作为纯粹经济集团的社团范围，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这是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阶段，它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向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明确过渡。在这个阶段，早先萌发的那些意识形态结成了“党”，投身于对立和斗争，直到有朝一日，它们中间的一个或者至少是它们的一种结合形式开始支配一切，开始把自己强加于人，把自己普及到整个社会领域，在形成一致的经济、政治目标的同时，也形成了知识和道德的统一；它提出的一切问题都不是在社团的层面上，而是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被那里涌现出来的斗争所围绕着；就这样，它造成了某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凌驾于许多从属集团之上的领导权。当然，国家也被看成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机构，注定要为这个集团的最大程度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发展和扩张又被看成、说成是一种普遍扩张的动力，是一切“民族”能量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统治集团具体地跟各从属集团的普遍利益协调起来，而国家生活则被看成是主要集团利益和各从属集团利益之间不稳定（即在法律范围内不稳定）的平衡不断形成、又不断被打破的过程。统治集团的利益在这种平衡中支配着一切，但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它们达不到自身狭隘的经济－社团利益所希望的程度。
在历史的现实中，这些阶段是相互交织的：它们可以说是纵横地——即按照（横向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和（纵向的）某一领土范围——交织在一起，以不同方式结合或分离开来的。每一种这样的结合都可以体现为它自身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形式。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国际关系也与民族国家的这些内部关系纠缠在一起，结果又造成了新的、独特的和历史具体的结合形式。某种意识形态，如果是在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产生的，那么当它在不发达国家传播时，就会影响到那些结合形式在当地产生的作用。[16]
国际和国内力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又由于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区，它们都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所有水平上的不同的力量对比，所以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旺代省就曾经和国际反动势力结盟，在法国统一版图的腹地成为它们的代表[17]；同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里昂也代表了当时这些关系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纽结）。
（3）第三个阶段是军事力量对比关系的阶段，它时常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历史发展过程通过第二阶段的调解作用，会不停地在第一和第三阶段之间摇摆。）但这个阶段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可以直接用公式来定义的。这里同样可以区分出两个不同的水平：严格的或技术－军事意义上的军事的水平，和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军事的水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水平是以最为多样化的结合形式表现出来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充当证明的限度，这就是当一个国家对一个正在谋求其国家独立的民族进行军事压迫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纯军事的，而是政治－军事的；而实际上，如果没有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分裂状态，如果他们大多数人不是消极的，那么这样一种压迫形式就是无法解释的了；因此，不能只靠军事力量赢得独立，必须同时动用军事的和政治－军事的力量。实际上，如果被压迫的民族为了开展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必须等待着掌握领导权的国家允许它组织严格意义上和技术意义上的自己的军队，那么它就只有等上很长的时间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掌握领导权的民族将会认可它拥有自己军队的打算，但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军事层面上的大部分斗争已经进行过了，并且取得了胜利）。因此，被压迫民族最初只能动用“政治－军事的”力量来反抗掌握领导权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它所能够动用的只是某种形式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足以造成军事性质的影响，这指的是：（1）它可以有效地从内部破坏那个掌握领导权的民族的战争能力；（2）它可以迫使掌握领导权的军事力量在广大的领土上疏散开来，使它的大部分战争能力毫无用途。可以看到，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因为缺乏政治—军事的领导作用，尤其在行动党[18]方面（由于先天的无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1848年前后的皮埃蒙特温和党[19]方面：这当然不是由于无能，而是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换言之，是因为它对于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提也不愿意提，更不想召开全国立宪会议；它只打算得到地方公投的支持，就把没有来自人民方面的任何条件或限制的皮埃蒙特君主统治推行到整个意大利。
与上述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看一看：经济危机到底是不是造成根本性历史危机的直接原因。答案其实已经包含前几段当中了：我们在那里讨论过的所有问题，都无非是对现在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但是，由于教学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我们面对的特殊的公众，还是有必要考察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提法，把它们每一个都当成是独立的、新的难题。可以排除经济危机本身直接引起根本性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它们只能造成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以利于传播某些思想方式、某些提出并解决关乎国家生活整个未来发展问题的方式。况且，任何对于危机或繁荣时期的认定都会导致片面的判断。庸俗的传统史学总是先天地“发现”经济危机与社会平衡的重大破裂之间的巧合，相反的是，马蒂亚在回顾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却断言1789年左右的经济局势在短期内还是不错的，所以并不能说绝对国家的崩溃就是由于造成贫困的危机所致。必须看到，当时国家正陷于致命的财政危机，因而产生的问题是，在三个特权社会等级当中，应该由谁来承担牺牲和重负，才能重整国家和王室的财政秩序。此外，虽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在蒸蒸日上，可城乡平民阶级却是处境维艰，而那些受到地方性贫困折磨的人们就更是如此。无论怎样，力量平衡[20]之所以发生破裂，并不是由于直接的机械的原因，即有意打破平衡而且的确也打破了平衡的那个社会集团所带来的贫困。它是在凌驾于直接经济世界之上的冲突框架内发生的，它与各阶级的“声望”（未来的经济利益）有关，与争取独立、自主和权力的日益激化的情绪有关。经济的好与坏，作为产生新的历史现实的原因，这个特殊的问题只是不同水平上的力量对比问题的一个方面。变化之所以发生，既可以是因为某个对立集团的自私的利己主义威胁着良好的经济局势，也可以是因为经济已经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而且在旧的社会里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够出来缓解这个过程，能够利用合法手段恢复正常的状态。因而可以说，凡此种种因素都是全部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行情波动”的具体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力量对比向着政治力量对比，以及最终向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力量对比的过渡。
经济危机
如果不出现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这种发展过程——这种实质上是由人们以及他们的意志和能力来充当行动者的过程，那么局势就会保持不变。同时，就会出现两种相反的结果：要么是旧的社会负隅顽抗，通过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精英，并对作为后备军的群众实行恐怖统治，从而获得了“喘息之机”；要么是各种敌对力量相互瓦解，从而只有靠着外国卫兵的维持，才能建立起一片死气沉沉的和平局面。
但是，关于任何对力量对比所做的具体分析，我们要提出的最重要的看法是：这样的分析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除非我们只是在写一段过去的历史），而且只有在这些分析能够为实践活动、为意志的某种主动性提供辩护的时候，它们才有意义可言。它们揭示了抵抗力最薄弱的环节，在那里，意志的力量可以得到最有效的运用；它们提出了当前战术行动的计划；它们指出了最好怎样展开政治策动的攻势，什么才是民众最好理解的语言，等等。每一局势中的决定性因素都是那种不断组织和长期积累起来的力量，在人们判断局势有利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推向前进（而局势之所以有利，只是因为有这种力量存在着，并且充满战斗的热情）。因此，根本的任务在于有条不紊地、持之以恒地关心这种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使它变得越来越具有同质性、坚实性和自觉性。军事史以及在任何时候军队都已准备就绪以便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那种警惕性就说明了这一点。大国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们随时都准备对有利的国际“行情”进行有效的干预；而“行情”之所以有利，又只是因为存在着对它们进行干预的具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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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来源：公众号“保马”，选自《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责编：畢非）
注释：
[1]英译本甲没有“有机部署（意大利文organica）或”，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译注
[2] Gaetano Mosca（1858—1941），意大利政治学家，与帕累托、米歇尔斯同为精英政治理论的建立者。《政治科学要义》的中译本可参见：《政治科学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译注
[4] Francesco Nitti（1868—1953），意大利政客，1919—1920年任首相。——译注
[5]意大利民族主义右派最初用这个说法称呼受到法国大革命观念影响的政党（如马志尼的行动党），后来则主要指共产党。——译注
在G.沃尔佩（G.Volpe）发表在1932年3月22和23日《晚邮报》的一篇文章里，就曾提到这种国际因素如何对国内力量“施压”的问题。——原注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原注
[8]“conjonctural（行情的）”是英译本乙的译法，与意大利文直接对应；英译本甲译作“incidental（偶然的）”。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另在下文中将“occasional”译作“偶然的”。在《过去和现在》第148－149页，葛兰西写道：“行情（congiuntura/conjuncture）可以定义为在一定阶段决定市场的一组境况，只要我们把这些境况看成是运动中的东西，即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结合过程，一个作为经济周期的过程……但在意大利文里，congiuntura这个字眼也带有‘有利或不利的经济局势’的意思。‘局势’和‘行情’两者的区别在于，行情是经济局势的一组直接的、昙花一现的特征……因此，对行情的研究与当下直接的政治、与‘战术’和策动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而‘局势’则‘战略’和宣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世界市场的行情（Konjunktur）”时，也是在大的“经济局势”这个意义上来谈的。路易·阿尔都塞后来借助从列宁追溯至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分析传统，恢复了conjoncture（连同它的偶然性）作为“形势”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地位（此处选择“形势”这个译法只是为了让它和译成“局势”的situation有所区别）。——译注
[9] ideologism从ideology（“观念学”或“意识形态”）而来，也可以译成“观念学主义”（但不能译成“观念主义”，因为后者可以用作idealism的一种译法）；而在葛兰西这里，译成“意识形态主义”是合适的，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地形学（即“需要恰当地提出和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出发，把它看成是和“经济主义”相对应的两个极端。——译注
不考虑“力量对比”的直接阶段，这属于通俗自由观的残余形式。工团主义就是这些形式的表现，它自以为更先进，而实际上却是倒退了一步。那种通俗自由观重视以五花八门的党的形式（报纸的读者群、国会的和地方的选举、狭义上的党和工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组成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其实要比工团主义更先进，因为工团主义首先重视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并且只重视这些关系。（许多迹象表明）通俗自由观也暗含着对于这些关系的考虑，但更强调政治力量的对比，因为它是前面那些关系的表现形式，而且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些关系。我们可以在整整一系列自称与实践的哲学有关的著作里找到通俗自由观的上述残余形式，它们产生了形形色色幼稚的乐观主义和愚蠢行为。——原注
[10]英译本甲没有“显而易见地在教育作用上”，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译注
[11]这里所说的“不断革命”，不同于前文提到的托洛茨基理论；它指的是最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间提出的“口号”，以及其中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关心的是革命过程的不间断发展的思想。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选集》第1卷。——译注
[12]指1792年8月10日，杜伊勒利宫受到攻击，君主制垮台。——译注
参见A·马蒂亚（A..Mathiez）《法国大革命》，收入A·科兰丛书。——原注
[14]即上文所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译注
[15]英译本甲没有“但商人却还没有想到要和工厂主团结”，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译注
例如，宗教一直都是产生这些国内和国际的意识形态－政治结合形式的一个原因，其他的国际组织——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组织和职业外交——也是如此。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历史来源出发提出政治上的解决办法，并且在个别国家帮助这些办法取得了成功；它们的职能就相当于国际性的政党，通过把一些国际力量充分集中起来，在各民族内部发挥作用。某种宗教、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等等，也都可以纳入“知识分子”的社会范畴，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职能，在于调和各种极端，把刺激领导层一切活动的技术发现“社会化”，并且为那些极端的解决办法谋求妥协方案和出路。——原注
[17] 1793－1796年，保王党在法国西部旺代地区挑起农民游击战来反对共和国。“如果不是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旺代人早就打到了巴黎的大门口。”（葛兰西）——译注
[18]即1755年由马志尼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主张“从下面”统一意大利，并建立共和国。——译注
